——用精神的厚度增加生命的长度
1．做一个刚强正直的人
“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它指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它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特征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而坚持正义。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老师擅长哪方面？孟子说：“我能识别各种言论，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又问孟子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回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意思是说，浩然之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
伟人与匹夫的区别，往往存在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削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
苏东坡秉承儒家的“浩然之气”，在书本上受到了孟子、屈原、苏武、司马迁、颜真卿、范仲淹等等的人影响，而在生活中他首先受到父亲苏洵的影响。苏洵骨子里是很傲气的，他的老婆娘家人有权有势，他从不去巴结讨好，他不卑不亢，一身正气。
苏东坡在16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苏洵的个性凸现出来。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的一个表兄。可是姐姐受到了婆家人的折磨，不久去世。这使得苏洵非常地恼怒，认为程家的权势在作怪。苏洵立即写了一首诗，暗含狠毒的字眼儿，为女儿之死而自责。接着，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然后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的娘家。在全族人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洵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然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利小人，欺下媚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后是，“是三十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
苏洵此举自然把妻子的娘家人得罪光了，但却充分说明他是个有是非观的人，爱憎分明，不因对方强大而甘愿降低人格。
苏洵考上进士后，被任命为校书郎，正合他的本意，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学。后来他又被授予新职，即为本朝历代皇上写传记。苏洵喜欢写作，什么记述呀，论叙呀，他都擅长，所以自然乐于接受这项工作。但是他拿起笔，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他笔下的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他们的传记须忠实到什么程度呢？一味地歌功颂德？还是采取春秋笔法？自己可是端着人家的饭碗，拿着人家赐予的笔呀！一番思想斗争后，苏洵决定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史家不应当文过饰非，即使为自己的先人立传，亦当如此。他说：“询问臣僚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其去，无使存录……编集故事，非日制为礼典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也。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事无疑之。”
儒家教导人们要正直，敢说真话。可对很多人而言，正直或许是一件艰难的事，而不正直的人就像墙头草，随风摇晃，缺乏主见，终身碌碌无为，难成大事。
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原则，曾经鼓励了许许多多有志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民族和国家，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向恶势力低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苏洵的性格直接影响了苏东坡。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内心的冲突特别尖锐，但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他的“浩然之气”不断自由流露且一发不可抑制，不失儒家所倡导的大无畏精神。苏东坡的命运坎坷，与他的性格、思想有关，但成就他的名声的，也正是他的性格、思想。他仗义执言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不是对王安石本人有成见，而是通过自己的眼光看到了青苗法带来的诸多社会弊端，他感到有责任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希望能引起皇上的重视，调整国家政策。可是，王安石和他的团队却不这样看，他们上纲上线，认为苏东坡是破坏“改革”，居心叵测。苏东坡因此而受到了政治冲击，他被降职贬谪。
古今中外，大凡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应敢于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培养自己刚强正直的美德，就要敢于讲真话、吐真情，勇于追求真理。正直的人敢于直言，不惧怕因此招致灾祸。
【东坡名文】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生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比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无匹妇之心。
——《潮州韩文公庙碑》
2．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
大丈夫任重而道远，所谓“任重”，就是要把推行“仁”来作为自己的任务；所谓“道远”，就是推行仁要不遗余力，至死不休。“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
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
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向神宗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这是苏东坡第一次自觉担当起“为民请命”的责任。万言书的内容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流露了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以及其机智与大无畏的精神。书中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时而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时而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
苏东坡曾被皇上召见过，他还记得皇上称赞他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可是现在的环境改变了，不少支持他的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这次上书，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然而，他不怕。从责任角度来讲，知识分子需要胸怀宽广、意志刚强！因为任务重大，道路长远，这个责任一直要担到生命的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责任即使命。
苏东坡于是直抒胸怀，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是的，无论作为一国之君，还是作为一方领导，或者一个团队的头头，如果不容许人们自由表示意见，怎么可能得到人的拥护支持？苏东坡在这里，表现了一种“民主思想”，他阐述得太好了。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能合理地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
我们接着来看苏东坡奏章中的观点，他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
儒家主张和谐，但和谐不等于调和，所以，阴与阳各异而不对立。阴阳对人的作用，会在人心中形成一种“意气”，人可以控制它，不像道家“顺其自然”。心志是意气的主帅，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得天时比不上得地利，得地利比不上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事实如此。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处事和谐而不盲从附和，小人附和就做不到和谐。
苏东坡的观点，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做“和”。他告诉皇上，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要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但要除去残忍的刑罚。如果皇上看不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并理性处理，那么必将失去民心。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他不得不再次上书。皇上下了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措施。苏东坡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
王安石看到后，心里明白，有点不高兴。东坡的弟弟苏辙，因此就辞掉条例司的职位，也指出青苗法对百姓造成困扰。王安石更加生气，于是便暗中订定一些章程，针对他们兄弟两人，大有处处防范的味道。而苏、王两人的嫌隙慢慢地加深了。不久，苏东坡遭到罢黜。
【东坡名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海棠》
3．用人品道德构筑名誉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苏东坡不务虚名，正如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务虚名，才通使人变得通达乐观。在苏东坡看来，所谓虚假的名声，并不是显达；真正的通达则要求士大夫必须从内心深处具备道德修养，而不仅是追求虚名。通达的人，不可过分在意自己的名望，更不可相信名望能为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虚名”只会累人而不会助人。实至名归、名实相符，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靠自己或别人的吹嘘瞎捧制造出来的。
苏东坡活了64岁，但他的生命之长度却跨越茫茫历史，一时像闪烁的明星亮在天际，受人景仰。在世时，他坎坷多舛，屡次被人陷害，有些人恨不得将他这棵秀木摧倒锯断。但他深信，人的生活就是心灵的生活，生命是短暂的，脆弱的，而心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可以“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这句话被他所言中。他去世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1101年，苏东坡去世。这时，那帮喜欢窝里斗的当权者们虽还没有将长江以北拱手奉送异国君王，但离1126年北宋灭亡不远了。也就在苏东坡去世这一年，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些政敌们搞起了“元祐党人碑”。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1086—1093年），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祐党人碑是哲宗元祐年间当政的309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写明有奉圣旨此309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
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