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集团的崛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晚清政局，且开民国初年军阀政治之先河。其中体西用、师夷制民的思想政治路线，更为其后的统治者所继承，遂成为中国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楷模和精神支柱。他们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应低估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学术上争议最大的一群历史人物。
§§§第一节 中体西用师夷制民
湘淮军政集团的首脑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不仅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且带头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创办出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科技的政治代表。然而，他们集精华、糟粕于一身，勇于内战而怯于御侮，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不能不成为一群至今争议不休的历史人物。而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学术问题。
我们对这个复杂问题探讨，首先从传统文化说起。
曾国藩不仅是湘淮军政集团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组织上代表，也是这个集团文化上的代表，而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尤为如此。所以，在论述这个集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也就不能不以曾国藩为主。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弄清了曾国藩，也就弄清了他们整个集团。
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门各派，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乃至诸子百家，基本采取全盘继承的方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实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经过二三千年的长期发展，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曾国藩所生活的清代，又再度辉煌，不仅鸿儒迭出，硕果累累，且品类大致齐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流派，几乎无不具备。他们门户森严，自相标榜，无不党同伐异，申己而抑人。有的门派如汉宋两家，甚至结为深仇，代代相报，必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以致并非靠书本吃饭之人如左宗棠者，也不能不囿于门户，落此窠臼。此亦可见其流毒之深。然曾国藩虽早年讲习理学，具理学家之名，但学兼汉宋尤嗜词藻，经世济用最可称道，故于各种学术流派，并无门户之见。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一封信中表达自己的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而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能雷同而苟随”。而自己则“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4、5页。）。对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尤为重视。以往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故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道，仅及义理、考据、词章三门。而曾国藩则明确表示，为学之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不可缺一”（《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8页。），并从儒学创始人孔子那里找到根据，称“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页。）。
对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各学派，曾国藩亦主张兼师并用。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体会道：“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诸子学说称为孔子的意外之意，并将二者取长补短，结缡联姻，提出以诸子为体、儒学为用的主张。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对于墨家后学，一向为文人所不齿的游侠刺客之流，曾国藩亦有所称道，认为他们在不少方面，诸如“轻财好义”、“忘己济物”、“轻死重节”等，皆合“圣道”。“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页。）
不过，曾国藩并非平等地看待各学各派，而是各自有所轻重缓急。他认为，周末诸子“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则彼有所独缺。”（《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十六日。）故治学当以儒学为主。而在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中，则又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故欲治儒学必以“义理之学为先”，“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6页。）总之，只有理学才是诸学的主宰，其他各学各科皆莫急于它、莫大于它、莫重于它，都只能起辅助作用，都是为它服务的。
对于传统文化，曾国藩不仅主张基本上全盘继承、择长而用，还主张有所创见、超越前人，具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在经济之学方面，早在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提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日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而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沿革之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又说：“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而亦须能树人、能立法。能是二者，虽不开疆不泽民，不害其为功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十六日。）就是说，他不仅要立功当世，还要垂范后人。在理学方面，他从程朱入手，经周敦颐、张载而溯至孔孟，称“许郑训话之文或失则碎”，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为学“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页。）。故由此可知，曾国藩推崇周敦颐和张载，视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而许郑程朱不过是支流旁系。他的这种观点和立场，同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为不合，与其公开场合，如上述有关推崇“义理之学”的言论，亦有明显差异。或许这就是他“体”与“用”的不同吧。然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常常受到程朱信徒的指责和开革出门的处分，不承认他是理学家。在考据学方面，他由清代大儒溯至杜佑、马端临，认为“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沿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24页。）。故考据学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话，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这样，就把考据学与经济之学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对乾嘉学派的一个驳正。在词章之学方面，他从桐城派人手，经欧阳修、韩愈溯至司马迁、杨雄等人，力求以汉赋之气势，矫桐城派柔弱之弊，称“艺成以多作多写为要，亦须自辟门径，不依旁古人格式”（《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十六日。）。表现出自成一家的意向。
曾国藩一生为学甚勤，不仅京宦时期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后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他先治理学，继治汉学，对古文嗜好如瘾，探索最苦，而于经济之学耗费工力最多，其所取得的成就亦最大。
曾国藩在古文方面颇有造诣。无论在文论上或风格上曾国藩都继承了桐城派，而在某些方面则有所发展，似犹过之。在理论上，他坚持“文以载道的”“理法”，尤重“气”的作用。认为“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曾文正公家书·家训》，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又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雪松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故“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下工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成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在文章的审美方面，他还把姚鼐提出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分别归结为“雄直怪丽”、与“茹远洁适”八字，并各作“十六字赞”加以解释。可以说是对桐城派文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文章的写作上，曾国藩颇得桐城派心传，而雄直之气则犹过之。例如他在东征太平军时所发布的反革命檄文《讨粤匪檄》，气势磅礴，一气呵成，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政策讲得明明白白，仅用了不到一千字，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所写的奏咨函札，也总是平实简练，情理交融；其悼念性文字则尤为生动感人，仅从文学的角度讲，其中确实有不少佳作。
曾国藩的文章由桐城派人手，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与习练，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与经济之学相结合，最适于拟制奏、咨、函、札等公文，自己办理起来得心应手，也引起不少人的仿效。经过多年的选拔培养，在他的门下聚集起一大批熟悉政务的文学之士，其中尤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最为突出，形成桐城文派的一个分支，人称湘乡派。曾国藩去世后，籍隶安徽桐城的吴汝纶成为这一门派的代表。然其文章的风格，却因无法继续像他的老师那样以气势奇崛取胜，而渐渐回归于桐城派的阴柔一路。这一新的分支也渐渐成为文坛上的陈迹。
后人对曾国藩的文章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李慈铭称曾国藩全集为“近代之杰作”（《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32期。）。梁启超谓曾国藩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亦可“文苑”立传（《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17期。），青史留名。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对曾国藩的文章也很推崇，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他还把曾国藩与胡林翼、左宗棠加以比较，认为三人奏议各有所长，“均为有清大手笔”，但“若以文字学根底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徐一士、徐凌霄：《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33、40期。）。其门人黎庶昌甚至认为，曾国藩一扫桐城派后学之窳弱流风，“扩姚氏而大之”“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拙尊园丛稿》，第2卷，第10页。）。
然曾国藩却觉得，自己的文章还不如桐城派，尤其不如桐城派后人梅曾亮，相比之下还有不小的距离。他曾向人表示，年轻时见梅曾亮以古文名重京师，“心独不肯下之”，“今日复番视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日之见多客气耳”（《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还在一篇读书札记中表示，桐城张氏之“巨卿硕学”，宣城梅曾亮之“古文诗篇”，高邮王引之父子之文字训话，“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仰叹，以为不可及”（《曾文正公杂著》，第2卷，第2页。）。至于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曾国藩则归咎于自己的中途改行。他认为，自己年轻时曾立志以道德文章扬名天下，且已摸到门径，颇具自信。只是升迁太骤，政务繁琐，继而忙于战争，肩负重任，遂将学业搁置起来。直到其功成名就之后还一再向人表示：“人生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倘自己有暇读书，较之梅曾亮、何绍基“数子”，“或不多让”（《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不过，曾国藩的文章多含反动的政治内容，不似桐城派游记之类的艺术珍品，后人对它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使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也很少有人将他的文章归入文艺作品之中。他的文章多年来不为文坛所重，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理学方面，曾国藩虽无专门著述，但亦无愧于理学家的称号。他从世界观、人生观、处世处人、个人修养到政治立场、施政方略、治军原则、战略战术乃至用人方针，无不受到理学的影响。仅就道德修养而言，曾国藩自追随唐鉴、倭仁讲习理学以来，一直按照封建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一切有违圣道的思想行为，无不痛加苛责，终生未曾稍懈。仅就抽象的道德而论，曾国藩对本阶级的忠诚，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坚忍韧不拔、勤俭廉洁、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品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中都是不多见的。因而，从“力践”的意义上看，他确实是一位理学家。至于有些晚清学者将他屏之于理学家之外，除政治因素外，主要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经世致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各门各派之长吸收过来，用于实践之中，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重大政治问题。例如，他运用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镇压湖南人民的反抗活动，运用岳家军、戚家军的治军经验创建湘军，运用古代军事理论制定湘军的战略战术，运用幕府的形式解决战争的指挥、后勤与人才问题，运用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规则和中庸思想来处理同清政府的矛盾，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对待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用“虚无清静、无为自化”的思想看待个人的权力消长和利害得失，以“顺天从命”的态度对待自己一生的成败祸福。总之，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乎全部积累，成功地镇压了发展到农民战争顶峰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在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保住了自己的权位。曾国藩在近代史上之所以名声大噪，影响深远，并非出于他的道德文章，而主要在于他善于吸收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实践，且取得显著成效。谓其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主要在于此，而青年毛泽东之“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亦主要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