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纯德
八月，雨后的哥本哈根，晚风凉丝丝的，频频送爽。
在丹麦逗留的最后一夜，我不愿将白天奔波的倦意连同自己一起关在旅馆，于是，告别那位笑容可掬的服务员，又出了大门。还是那条不走车辆、令人流连忘返的卡德——阿玛——富海三段长街。路灯下，散漫的游人，摩肩接踵，没有匆匆的行色，好像都是散步的，听歌观舞的，看夜景的，望行人的，而且外国人多，青年人多，首饰小摊多。这个西方地道的“十里洋场”，倒是人类文化自由交流的长廊，人们可以拿出一个克朗、两个克朗（不给钱也可）随心所欲地欣赏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时髦的演奏和歌唱。语言是世界性的：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丹麦语、阿拉伯语都在这里回响，唧里呱啦的日语，也时左时右地响在耳畔，没想到，这天涯的一角，汉语也有自己的异乡知音。
一个长头发、光背的高个青年，一个小小的闪光十字架缀在胸前，牛仔裤半卷着，他用一条很长的绳子靠街的一面圈成大半圆，那就是场地。墙根靠着一辆自行车，地上放着拆开的单轮车和其他道具。他是玩杂耍的，但一眼便能看出，他没有职业杂耍家的特殊风度。他讲英语，不停的“演说”时而逗得观众捧腹作笑。他有他的幽默，虽然“笨”，却笨得“稚拙”——天真、纯真、可爱。我挤在人群里，看他舞火把：一米多长的火舌，飘忽着，像红绸。这时我想起了中国的红绸舞。他也耍一些小小的惊险技巧：那火舌飞速从人的鼻尖掠过时，吓得观众哗然后退。这样的动作，他只做了一两次，后就笑容满面地让大家放心：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接着，口里喷出的酒精，也转瞬间化作一条火龙。火把、火龙舞作一团，使人眼花缭乱，也赢得一片掌声。后来我突然发现，他在场内兜圈子的琐细碎步，极似中国京戏舞台上武生的动作，我暗自又惊又喜，于是便从外面挤进场里。
他开始耍单车。他的车，是最高的那种，要骑上，并不容易，必得借助跳高运动员那种冲力和跳力才行。据我观察，本来他一次可以上去，但前两次都故作失败，这样便给观众心理感觉上加了一个砝码：耍这玩意儿，不容易！不过，他不是耍滑头、偷懒，做动作十分努力、认真，以至于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
最后一招儿，是抖空竹。这一招儿，简直使我惊奇地目瞪口呆。空竹系由竹子和木头做成的一种玩具，小圆柱的一端或两端安上周围有几个小孔的扁圆盒（于是有了单头空竹和双头空竹之分），双手抖动套在圆柱上的细绳，扁圆小盒迅速旋转，气流便发出嗡嗡的、悠远细腻悦耳的响声。这是中国青少年喜欢的玩具，其历史远在唐宋，但难度较大。
表演之前，他对大家说，空竹是中国的。他的花样不多，而技巧相当熟练：能抛空竹数米高，然后用那细香一样的绳子，轻松、稳当地接住，这精彩之举，连连博得一片喝彩声。但我为他捏了一把汗：怕有所失误，在赞美中突生惋惜。表演行将结束时，回头问我身后的一位中年人：“这抖空竹的，是哪国人？”
“美国人。我是从他的英语口音中判断的。”
当我回过头来，那抖空竹的青年便来到我跟前，还是那亲切的目光：“你是中国人？！”
“是啊！”我吃惊极了，并双手抓住他的手，“你说汉语！在哪儿学的？”
“台湾……”
“几年？”
“四个月……”
在我们谈话时，观众纷纷把零钱投进他的盒子里，也有些好奇的男女，围上来听我们奇怪的对话。
对一个只学过四个月汉语的人来说，他讲得相当不错，但要得心应手地表达思想，当然还很遥远。他不时地仰首望天，也时而低头看地，有时还用拳头敲打脑袋——在无边无际的中国世界，他寻找还尚陌生的交际武器：汉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媒介——一对年逾五十、说一口流利法语的美国夫妇，微笑着，主动担任“义务翻译”。
这位美国青年二十三岁，姓鲍奈，有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密歇尔。但他说：“我喜欢人家喊我的中国名字包诚。它是我的中国老师起的。‘包诚’，你知道吗？他是你们宋朝有名的清官。我希望能和他一样……”我恍然大悟，原来这“诚”是“拯”的谐音。
“抖空竹是在哪儿学的？”
“也是台湾。在那儿我还学会了太极拳，你看……”说着，他便比划起来。“……一位退休京戏武生，还教我武打。我还能唱几句呢……”他唱了几句，我不懂，我觉得很像英语；“义务翻译”倒问我：“他的唱词是汉语吗？”
他的朋友——一位德国姑娘走过来，给他披上衣，但他接过来，没有披。在他转身时，我发现右上臂外侧有个张嘴的龙头，煞是生动。
“你臂上的龙头是在台湾的纪念吗？”
“是台湾和内地共同留给我的纪念。”
“这话怎么讲？”
“我在台湾见到过很多龙。一九八四年，我到广州、桂林、武汉、上海旅行，也看到过龙。还有一支歌，唱的也是龙。这支歌，是台湾歌星作的，可是大陆的青年最爱唱。这对我，好像一个谜。在香港，我偷偷问一个十三岁的中学生：‘在中国，龙是什么意思？’她笑我，挖苦我：‘你真笨！亏你还学中文，连龙都不知道！龙就是我们中国……”"
“我不怪她骂我，看不起我。当时我的脸一定羞得很红。我真笨：为什么没懂得龙？！回到美国后，我就找纹身专家在我的双臂上各纹身一只龙头。我的中国朋友说，这叫’二龙戏珠‘……”
“珠在哪里？”
“这里！”他指指脑袋。
我笑了，连那“义务翻译”夫妇也笑了。可是他没笑，严肃地说：“我要让中国在我心里生根。我崇拜中国，这是真的。这种奇妙的感情我无法解释，也不清楚始自何时。在台湾和大陆，我看到了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人情，这是一种生活的微笑。从桂林到上海的火车上，那么多中国人送我西瓜，一位同行的上海老人，还请我到他家吃饭。在中国，常常有人问我：多大啦，结婚了没有，家里几口人，在哪学的中文？”
“你不反感？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爱这样关心人的习惯很不习惯……”
“我一点也没有讨厌的想法。每一个问题我都有问必答。这是关心，不是好奇，更不是虚伪。如此阳光般温暖的人情，我们没有。在我们那里，人和人之间的桥梁是金钱。金钱使人类变得丑恶，甚至失掉了人性……”他突然停下来，好像意识到面前还有他的同胞，自己不该一味地“控诉"’，于是就问”义务翻译“：”是这样吗？“那一对正忙着为我们翻译的美国人，被他问得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急忙点点头，片刻之后，又补充说：”我理解你的感情。我们那个社会有毛病，更缺少人情。不过没有金钱可怎么行？比如旅行，没有钱我不能跑到丹麦。我也去过中国，人们也不拒绝钱……“”我并不是盲目地反对金钱，也不是因为我没有钱而反对钱。我反对金钱操纵我们，反对它摆布人、社会和历史……今年六月初，我离开纽约，先到巴黎，后去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德，我的谋生方式是这个——卖艺。“”这是你的职业吗？“”不是！这只是献给别人的一点业余乐趣。我是学生。喜欢社会学、语言学，也喜欢旅行。现在我靠蹦蹦跳跳赚钱，再有半个月就够买到北京的机票了……“”你靠这个买机票？！“我很怀疑。
”是的！“他的目光和声音都是坚定的，”到中国，这些道具也带去……“”我们中国人一定欢迎你！“”我知道中国人好客，这是你们的美德。这次我是看北部中国。这样我算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走遍了，看到的是全龙和真龙！“他们美国人之间关于”金钱“那点不清不白的讨论，像误人大漠的小溪，不知不觉化为了乌有。”义务翻译“忙着翻译，似乎也顾不上清理自己的观点，而那青年的兴奋点，是对我继续他的故事：”还是上海，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中国人同我谈话，我真诚地向他坦露对中国的感情，结果使他吃了一惊，反问道：‘我的朋友把美国当成天堂，你干吗那么傻喜欢中国？！’他的话也使我吃了一惊：美国，能说是天堂吗？我爱中国不可以吗？末了，他又使我吃了一惊，他说：‘你为啥要恨你们的国家？’我的天，这完全是误会！他这句话不轻不重地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爱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不喜欢我们那种生活，但并不是不爱我们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美国人如果不是爱国者，我们不会有今天。你们也一样，中国人哪能不爱中国！……“”是的！我们中国的文明史，是爱国者的创造……爱国者永远是生活、社会、历史的主人！“我不太平静的心，幽游在黄浦江畔，好像失落了一点什么。那只是一时的感觉或幻觉，也许并不重要；好在我们都很清醒，这是中国的精神。
如果不是怕影响他的”收入“，我们的谈话将没完没了。我主动给他我的名片，留下北京的具体地址，嘱他若去中国，一定要到我家。他把西德的地址给了我。我想，这也是一种信任。
一种温馨之情，使我的脚步轻快了许多，沿着哥本哈根的三段长街，继续向前蹓跶。虽然已近深夜，游人还是熙来攘往，乐声，歌声、说话声不绝于耳。不过，还是飞动的火把，单车、空竹占据了我——也许，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人生：有的人，终生相处，心里却没有一个小小的位置，而这位街头业余艺人，却一下子走进了我的心。我总觉得我们的对话还在进行，或者刚刚开始。我不可自制地扭过头，想再看一眼——抖空竹的美国人；影影绰绰里，又见他，举起了火把，又听见，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