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割故乡情
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办公楼坐落在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雅的院子里。建筑物的两旁和中间隆起了3个高高的圆屋顶，那是学校的3座天文观察台。
人们看到这几座天文台的时候，都不禁要怀着敬意，想起我国天文学界的一代学者，著名的戴文赛教授。1979年4月30日，这位勤奋热诚的科学家不幸去世了。他的学生是最理解他的。他生前为我国的天文事业熬尽了心血，死后，这探索茫茫宇宙的高台也正是他最适宜的归宿。
戴文赛教授是我国天文事业的拓荒者。他长期从事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在恒星光谱、恒星天文、星系结构和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他分析和评价了国外40多种太阳系起源的学说，利用了最新的观测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新学说——新星云说。他的学说比较全面、系统、有内在联系地论述了太阳系主要特征的由来及各类天体的起源。关于提丢斯—波德定则的说明，对木星、土星、天王星的卫星、环带的形成以及角动量分布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解释，因而获得了我国首届科学大会的奖励。他从1954年起到南大天文系任教，接着主持全系工作，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逐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教材体系。数十年来，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新一代的天文工作者鞠躬尽瘁。
四十载春风化雨英才遍海内百世令名君不朽
百万言呕心沥血宇宙探化育七旬扼算我凄然
我国天文界老前辈李珩同志的这副挽联为戴文赛的一生作了概括的写照。
戴文赛同志是福建省漳州人，生于1911年12月19日。他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当过小学教员。戴文赛自幼聪慧勤奋，功课成绩优异，17岁时即考取北京协和大学的数理系。由于家境清寒，他一面在大学图书馆当职员，一面读书。毕业以后，又留校当助教。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他的导师是英国著名的学者爱丁顿教授。戴文赛第一次去见这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不免感到拘束。
他穿上了燕尾服，执礼甚殷，他发现那位教授平易近人，并不是古板的英国绅士。屋子里乱七八糟地到处堆满了书。教授显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青年人。谈了一会儿，他笑嘻嘻地指着戴文赛的燕尾服说：“你下次到我这儿来，就不一定穿这个了。”接着他征求了戴文赛对研究工作的意见。文赛表示希望先做点观测工作，他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搞观测并不是我的专长，我另外替你找一位导师给你指导吧！”文赛固然知道爱丁顿是研究基础理论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有地位的大学者居然会在自己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学识的不足。这件小事给了文赛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在自己的研究、教育工作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绝不是偶然的。
年轻的戴文赛很快在研究中心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获得了剑桥大学1937年的天文学奖金。他的博士论文的课题是《特殊恒星光谱的光度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还在论文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戴文赛在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爱丁顿教授曾热情挽留他在剑桥继续工作，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他渴望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他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故乡的明月比哪儿都可爱啊！他明知道，在烽火千里的土地上，他将不可能找到像剑桥这样的工作条件，但他是个中国人，他毅然决定回来了。他来到了当时从南京内迁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所在地昆明。名义上，他担任了研究员的职务，事实上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工作。他的遭遇比他归国前预计的还要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只好转到教育工作的岗位上，来到故都北平，在燕京大学教数学。他走的正是一条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盼望自己的祖国进步富强，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抱负全都化成了泡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才学才获得了施展的天地。
天文吸引了爱情
北平解放那年，戴文赛才38岁，还年轻。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他喜爱文学艺术，也爱好滑冰、游泳。基督教家庭的环境从小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他会弹钢琴，会唱歌，偶或兴之所至，也爱谱写几支曲子。他还有一颗很发达的数学头脑，打起桥牌来十有八九能稳操胜券。在燕京园里，他算得上是个“文娱”活动分子，虽然身为教授，却经常参加学生们的团体活动，和学生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但他最最热爱的毕竟还是天文，一张口就爱谈天说星，他把团体活动也当成了天文科学的讲坛。甚至他的恋爱，也是通过天文做媒介的呢！
他回国以后，就经常写点科普文章，他对这工作越做越感兴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写了一本《太阳与太阳系》，书写完后想找人抄写。当时燕京学生会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在组织同学工作自助。学生会就给他介绍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便是外语系的刘圣梅。刘圣梅也常参加团体活动，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由于帮他抄写了书，他俩的关系才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这本书出版了，戴文赛给圣梅送去了一本。当时，刘圣梅已经离开燕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中学在城内，燕京在西郊，两个离得较远，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赛便进城去看她。他们在一起散步，谈心。每一次，他总要告诉她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现在，好多机关、学校都来请我去做报告，要我讲天文。看来共产党很重视科学。我这个‘冷门’也开始热起来了。”
文静娴雅的圣梅总是很认真地听他讲。他比自己年长，他有学问，她喜欢他的朝气蓬勃的事业心。
“唔，多有意思！”文赛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么多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劲儿的追问：地球是从那儿来的？月亮怎么会绕着地球转的？太阳这个火球会不会熄灭？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是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文赛越说越高兴。他说呀，说呀，突然停了下来，看了圣梅一眼，因为他意识到圣梅陪他出来散步可不是听他做学术报告的，便天真地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文赛认识到，他不应该老是用天文来填塞他俩之间的恋爱生活，他竭力避免在圣梅跟前无休止地谈论天文了。他可以谈的话题多着哩！解放以来，学校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学了许多新鲜名词，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几首钢琴曲，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他对新社会的喜爱。曲子是明快、轻松的。他弹给圣梅听。圣梅问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旧思想吗？
挖自己的旧思想不是很痛的吗？你怎么还能轻松得起来？”
“挖的时候当然有点痛，可挖出来以后就心情舒畅了。”
“你是怎么挖的呢？”
“我吗？我挖得不好。”文赛不满意地摇了摇了头：“我们的总支书记批评我哩！”
“唔？”
“他也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对我说：‘戴先生，你怎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写呀！’”
这回，轮到圣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书呆子气。一个不懂得掺假的人往往是显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爱他的恰恰正是这种憨厚、老实的气质。他们终于结婚了。
1953年，戴文赛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团分团长，访问了朝鲜。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比较起来，他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所以，当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他不应该在北京住下去了，他应该到南京去，因为我国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里有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做，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一个爱国者的良心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圣梅。
圣梅一听感到为难了。北京是她的故乡，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舍不得离开。离开北京，对她来说还意味着放弃她热爱的工作岗位。她犹豫了好久，但文赛还是把她说服了。有什么办法呢？服从发展天文事业的需要现在也变成了她这个英语教师的义务了。
雨点的“凝聚中心”
南大校园坐落在喧闹的市区，但一到夜晚，那空旷的大操场却是个幽静的去处。遇到天气晴朗，繁星灿烂的时候常有一群群青年人来这儿漫步游荡。
他们一会儿抬头仰望，一会儿又喁喁低语。站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手执电筒，又用一块红布遮住电筒的亮光，在夜空中指指划划，于是青年人都一齐围拢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话。他便是南大的天文系主任戴文赛。他是带领新入学的学生来认星座的。他用清晰缓慢而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他讲解星座的名称，星等，谱型，还常常穿插一些希腊的神话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流连忘返。这个工作，本来完全可由青年助教担任的，但戴文赛喜欢和青年人交谈交谈。他不仅教给他们知识，而且还教给他们爱，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去爱科学、爱事业、爱祖国。他的深沉的感情，强烈地感染了他的学生。多少年以后，当这些学生成长为科学战线上的中坚力量的时候，这几个在星空下漫步的夜晚依然铭刻在他们珍贵的记忆中。
戴文赛来到南大的时候，心里已经绘好了一张“蓝图”，发展我国的天文事业，必须从培养人才着手。荒芜的园地需要有志之士去开垦，去播种。
他甘愿当一名辛勤的园丁。
他忙着给学生上课，忙着给研究生安排学习计划，忙着指导他们写论文。
研究生写的读书笔记，他都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有一年，他自己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研究生把读书笔记和文章寄去，他不但看得很仔细，而且还一次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有关的原著，经过检验核对，才给寄回。
他到南大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写一套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天文教材。他全力以赴，承担了主要的编写任务，同时又充分发挥了青年教师的力量。他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胜利完成了天文教学上的一项“基本建设”
工作。有人因此把他比拟成“雨点的凝聚中心”。雨是怎样落下来的呢？因为天空中存在着尘埃，尘埃吸收周围的水蒸气，凝聚成一颗颗的水珠子。当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时，便落到地面上来了。戴文赛就是给百废待兴的天文教育事业下了一阵及时雨。
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从不故步自封。他喜欢和晚辈后生亲近，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自己能不断地吸收新鲜事物，同时也在系内培养了一种平等讨论，互相取长补短的学术风气。他编写的《恒星天文学教程》脱稿了，还有些数学上的计算需要检验，他就把稿子交给自己原来的学生曲钦岳，说：“稿子中涉及到‘富利叶变换’，这方面你比我熟悉，请你仔细看看。”就像当年他的导师爱丁顿教授在青年人面前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学识的不足一样。1961年，南大物理系开了“电动力学”课，主讲的是位讲师，教授戴文赛也带了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去听课。但他社会活动比较多，不能课课准时，有时到得晚了一些，便悄悄从教室的边门走进去。正在讲课的讲师看见他进来，出于尊敬，还特意停下来向他微微地鞠一躬。但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迟到了，讲师批评得很严厉：“你要是下次再迟到，就不要进来了！”戴文赛听了以后，也联想到了自己。从此，他总是尽量提前到教室，万一有接待外宾之类的活动赶不上课，也不再在上课时走进教室了。
当然，他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计划。他雄心勃勃地企图在天体演化的领域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派坚持不懈地搜集着资料，进行着紧张的研究。他的生活比过去在北京时紧张多了。他很少有时间弹琴、下棋、游泳了。他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成天伏在桌子上写呀，算呀。圣梅怕他劳累过度，故意支使他做点家务：“文赛，你上街去，帮我买点东西。”
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星期天！”
圣梅现在在南大的图书馆工作了。她工作上遇到了烦恼，需要找他谈谈。
他的回答还是：“星期天！”
好不容易，总算等到了星期天，圣梅提醒他：“今天，咱们一块儿上街去。”他挑起两条眉毛说：“不是跟你说了，等星期天吗！”圣梅简直不知该怎么再跟他说下去了。
浩劫年代
20世纪60年代，是天文科学取得飞跃发展的时期，由于观测手段的进步，国外天文学家获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其中类星体、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有机分子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却发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于是心绪浩渺驰骋于无垠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检讨自己的“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