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历史上的镶嵌玉，有玉漆镶嵌，玉与象牙镶嵌，玉铜镶嵌，玉石互嵌，但以玉铜镶嵌为主流，其工艺难度也远远胜于其他材料的镶嵌。
镶嵌的玉材从器型上看，有镶嵌玉的，以铜器为大宗，漆器、象牙器次之。从材料考察，用于镶嵌的玉材，绿松石为主流，玉、玛瑙、水晶次之。众多的镶嵌玉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玉、玛瑙、水晶仅作点缀饰，不构成完整的镶嵌装饰图案。绿松石既作醒目的点饰，更作形象生动的镶嵌装饰纹带。凡是精美的玉铜、玉象牙镶嵌器，几乎都被绿松石“一统天下”。当然，玉铜合铸的“历史重任”，只有玉去担当。
古代玉匠为何钟情绿松石，用来镶嵌，实因绿松石材质最适合于镶嵌工艺。首先是绿松石硬度较低，为摩氏5度左右。硬度低，易于切割，厚薄方圆大小，任意裁剪。其次是绿松石为隐晶至微粒结构，呈细脉状、谷状、钟乳状、结核状，质松有微孔，更易随形取材，去其茎瘤糟粕，取其天然菁华。最重要的是绿松石色泽绚丽，犹若天然松绿，更为典雅美观，娇而不俗，雅而不艳，而且绿松石色泽的深浅随其所含水分的高低而有变化，令人神往。绿松石不透明，能掩瑕疵，掩饰镶嵌器表欠美的不足，这也是被广泛用于镶嵌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说绿松石是最早用于装饰的宝石，这话并非十分确切。如果说绿松石是最多用于装饰的宝石，这话大概不会错。
玉铜镶嵌法玉漆镶嵌，主要是用漆胶粘合。象牙器用玉装饰，主要用镶嵌法。玉铜镶嵌，工艺较为复杂，有粘法、嵌法、粘嵌法、合铸法多种。
粘法，是将玉片或玉粒用胶粘附在铜器表面，构成一定形状的花纹。粘玉不起槽，玉片浮凸在表面，极易脱落。粘玉大多为玉粒，少数为玉片，玉材都很小。
嵌法，即镶嵌工艺。先在所嵌的器身上按花纹刻出凹槽，凹槽上窄下稍宽，便于固定，再按花纹凹槽做玉片，然后镶嵌到凹槽后，打磨上光，使玉料与铜器在同一平面上。
粘嵌法，在要镶嵌的铜器上，先刻出浅窝点，上大下小，再根据窝点形状大小，琢磨所，嵌玉料。因窝点浅平，仅嵌容易脱落，故嵌时还须用胶粘合。粘嵌合用，所嵌玉料一半埋在浅窝内，一半浅凸在器表，极富立体感。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刘恭家族墓出土的鎏金兽形铜砚盒，兽身上的绿松石等玉宝石点饰，即用粘嵌法为之。
出土南京博物院藏合铸法，即玉与青铜器的合成，不是用镶嵌法，而是玉与青铜合铸而成。商代的铜柄（内）玉兵器，包括铜内玉戈、铜柄玉矛等，原来大多认为玉与青铜镶嵌而成，后经射线机、X光测定，发现它们之间的结合，是通过铸造的办法合成。辽宁旅顺博物馆的一件商代铜柄玉戚，玉戚与铜柄结合得很坚固，就是先在玉戚与铜柄接触的部位钻两个小圆孔，直径0.3厘米。这样，铸造时的铜液既能包住接触部位，又能使铜液贯注于两孔之中。青铜与玉合铸，难度较大，铸前必须对玉件进行预热，掌握玉的耐热程度，避免铸造时炸裂。
三、金玉技艺
金玉相扣，或金玉相映，是中国玉器工艺的一个重要方面。于金玉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特殊含义，故在工艺上了解金玉特性，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金玉技法梗概
金在中国古代是金属的总称，有乌金、白金、赤金、五金之别。这里讲的金，专指黄金，即古代的赤金。金是一种稀有贵金属，比重大，亮黄而富光泽，质软而延展性强，28克黄金可捶打成约30平方米薄如蝉翼、能透过绿色光的金箔。金以相当纯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不易氧化，“真金不怕烈火烧”，不易生锈而失去光泽，不溶于酸碱，易于加工，成为最引人瞩目的贵金属和人类最喜爱的贵重的艺术材料。
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认识了黄金。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于公元前三千年，已采集黄金，制造出精巧美丽的艺术品。1922年发掘出完整的古埃及十八朝图坦阿蒙王十八岁英年早逝时用的黄金面罩、黄金之棺，充分反映出法老的荣光，其黄金面罩还嵌有精细的青金石、红宝石、彩色玻璃等，是埃及法老时代金玉制品的不朽之作。
金在中国的利用也较为久远，至迟在商代已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能。目前所见的玉金合器较玉青铜合铸器稍晚，战国时期的玉金合器已有较多的出土。
1981年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鎏金嵌玉扣饰、玉耳金舟，表明当时吴楚之地已掌握了金玉工艺。玉耳金舟出土时贮于长方形漆盒内。舟身呈椭圆形，似羽觞，两耳为玉质，呈圆形环，断面方正，饰卷云纹，铆接于近器口两侧。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是楚国玉金器的又一杰作。带钩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首，两侧缠绕两条夔龙，龙首交于钩端，口衔一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钩背上嵌三块谷纹白玉块，孔嵌有琉璃珠。
1972年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时期匈奴墓出土的鹰形嵌绿松石金冠顶，展示出北方民族玉金器的迷人风。鹰身用金片作成，身体为空心，身上刻出羽毛花纹，鹰头和颈部镶嵌绿松石，色泽典雅。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二号匈奴墓出土的战国金玉耳坠，在两筒状金圈间穿一块绿松石。
战国金玉工艺，已遍及大江南北，不仅被汉民族掌握，也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熟知，成为人类的共知。所用玉材以青白玉为主，亦用色泽明快的绿松石。金玉结合方法有铆接、镶嵌、穿扣等。
汉代金玉工艺在战国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新品不断涌现，重要的出土品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的玉龙附金带钩，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西汉墓出土的金玉耳坠，1980年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广陵王墓出土的金饰嵌玉器等。汉代金玉制品向大而美、小而精两个方向发展。南越王的玉龙附金带钩，在一S形龙佩的尾端，相扣一虎首形金带钩，虎额剔地阴文一“王”字。龙、虎相拥为“王”，玉金相扣，弥足珍贵，可见玉金合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广陵王墓出土的金玉器均为小件饰物，应用掐丝技艺，镶嵌绿松石、玛瑙等微型王件，金黄之中映现点点翠绿，多色多彩，令人珍爱。分封的诸侯王制造精致的金玉器，是汉代金玉工艺的一大特点。
为满足隋唐帝国贵族的需求，隋唐金银工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介于金银与玉雕之间的金玉工艺，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玉盏，是迄今所见隋代最精美的出土金玉合器，该盏精细白玉，金玉互衬，富丽而高雅，光彩耀人。唐代金玉器有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兽首玛瑙杯、镶金白玉镯，陕西临潼新丰庆山寺、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出土的嵌玉宝金棺银椁。
其共同特点是，是金棺外面，以嵌、粘等手法，装饰众多的珍珠、绿松石、水晶、猫眼、石英等，构成一幅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壮观景象，表明唐代金器以掐丝镶嵌宝玉为金细手工业的追求目标，同时已将玉宝石广泛用于金银佛事法器。
明代金玉工艺谱写出更加华美的篇章，皇族、富贾莫不追求豪华的金玉制品。最精美的明代玉金器要推定陵朱翊钧夫妇墓的出土品，器型宏大，数量众多，有碗、爵、杯等日用器皿，又有发簪、耳坠、带钩、带板等装饰品，或玉金相扣，或金玉相嵌，或珠玉互配，黄蓝红白，异彩纷呈。远离明都的南方地区，所出金玉制品，其豪华程度虽赶不上皇家宝器，但其精细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云南出土的金发冠，镶嵌红、蓝、绿、白诸色宝石。南京中华门外王氏墓出土的嵌宝石金帽饰，在掐丝缠成的花办上，嵌红、蓝宝石及绿松石。南京市太平门外徐夫人墓出土的三角形金饰，内嵌色泽艳丽的红、蓝宝石。明代黄金制品，除镶嵌洁纯晶莹的和阗白玉外，还大量使用红、蓝诸色宝石.使金玉制品色泽更加绚丽多姿，是其重要特点。这与明初拓宽印度洋海上贸易，获取大量玉宝石密切相关。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记载，郑和下西洋期间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运回中国的宝石、珊瑚、珍珠、象牙等，无以计数。玉宝石从海外大量输入，促进了明代金玉工艺的发展。
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至清代达极盛时期，金玉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清代皇家所用金玉器集中在养心殿造办处金玉作加工，部分由各省督抚进贡。由于清代“黄”与“皇”扯上了关系，黄色成了皇家的专用颜色，故黄金制品充斥于皇室。又因清室奉信藏传佛教，青金石是佛高尚纯洁的标志，绿松石则是喇嘛教的忠实信徒——藏民最喜爱的宝石，故清代佛像、经塔或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双鱼、盘长佛八宝，均镶嵌大量精细的青金石、绿松石。艺术一旦被宗教利用，就难免减少了艺术多采的特性。由于清代金玉制品多为佛法器，以致过于精细而缺乏灵秀，过于规矩而没有变化。在当时与佛法器相比并不起眼的钿翠等玉金首饰、胸花等，器虽小却灵活多变，而为金玉制品的大众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一直影响着今日的金玉首饰工艺。
金玉至尊传统观念
金玉制品，在中国工艺美术中，以其多姿多采、质贵工精，呈现着迷人的风采。而金玉观念，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其至尊至宝，孕育着多层的涵义。
珍宝至尊
中国古代崇尚珍宝，常常将其藏之深宫，传之后代。“宝（寶）”是一个会意字，意为珠玉、货贝、器皿均可视宝收藏。
《说文》释“实”字为：“从宀山玉贝，玉与贝在屋下会意。”“缶”原意为陶罐，这里泛指一切宗教、生活用器皿。这是初期宝的观念。商、周以后，冶铸技术发达后，金、银、铜、铅、锡等金属，又列入宝的范畴。《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古籍，都将金玉同时列在“珍宝部”或“宝玉部”。尽管随着人们认识世界视野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宝的范围和种类也不断变化，但金玉自古以来一直被列为珍宝之首。《周礼·春宫·巾车》：“王之五路”，首为玉路，次为金路，其后是象、草、木三路。《管子》：“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韩诗外传》曰：“楚襄王遗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欲以为相，庄固辞而不许。使者曰：黄金白璧，宝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辞不受，何也？”金玉尊之为宝，实因金玉以最小的体积凝聚着最大的财富，并且不受时空的影响，具有永恒的经济、文化价值。
嵌宝石金冠饰高7.9厘米明正德江苏省南京市徐夫人墓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藏贵重之符金玉列为珍宝之首，成为贵重之符，是很自然的。《诗·小雅·白驹》“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别太珍惜你音讯，有心疏远不相与。《老子》：“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形容财富之丰。《管子》：“人君为无好余玉财货。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国君最好不要贪恋贵重的金玉财宝，否则，就有国君易主，江山改辙的危险。《文选》：“懿律嘉量，金科玉条。”李善注：“金科玉条（律），谓法令也。言金玉，贵之也。”《西厢记·张君瑞害相思杂剧》第四折：“往事已沉，只言目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图你甚白璧黄金，只要你满头花，拖地锦。”
美好之征
金玉质地坚密，不易变质，内蕴精光，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美好的象征。刘基《卖柑者言》：“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金玉良缘”是合乎封建礼规但不一定幸福的旧式婚姻的真实写照。
儒佛之德
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家，还是外来的佛教，都将金玉作为教义的德符。《孟子·万章章句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封建礼教始终贯串着“金声玉振”。道家将金玉视为神药。葛洪《抱朴子·仙药篇》：“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佛教僧侣将金玉宝石列为佛宝。《法华经》将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列为七宝。黄金佛法器上镶嵌玉宝石，就成为宝中之宝的圣物了。
四、古玉造型
造型是构成艺术的主要要素，没有造型，也就没有形象艺术及空间艺术，任何可视艺术都为造型艺术。造型艺术有平面形象和立体形象之分。玉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造型艺术之一，在数千年的玉器发展历程中，无数能工巧匠设计出许多独树一帜的玉器造型。中国古玉造型的产生受很多制约，这些制约有材料、工具、政治、宗教、美学、功用、价值等方面，情形比较复杂。
古玉造型共性
直观了解玉器造型的一般特征，我们可以得到几何、象生、仿古三方面的印象。
变化的几何造型由于玉质坚硬，切割不易，琢磨更为费力费时，加上古代琢玉使用砣、管等特殊工具，方、圆、三角、不规则几何状玉器，成为中国古玉造型的基础。琮是方圆的结合体。圆环形玉器在古代成为一个系列，璧、瑗、环、镯是圆环形系列玉器的不同名称。璜、 饰玉，形状脱胎于圆环形玉器。尖首圭则是三角形、长方形的结合体。因此，古代最重要的“六器”“六瑞”玉器，除琥为象生形，余均为几何形造型。历代板状饰玉，都是在几何形坯体上饰边、起纹，形成变化多样的装饰玉。
传神的象生造型
大自然是艺术生命之源。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远古时期，象生玉虽没有几何形玉普及，起源也很早。红山文化的玉龟，是象生玉最初的形式，具有浑厚的写实风格。同时期的玉龙、玉兽块，则是写实与巫术的结晶，玉器造型已由灵性迈向神性。殷商象生玉器在红山、良渚等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妇好墓出土的众多的鹦鹉、鸦、马、鸭、鳖、鱼、人等象生玉，着眼生物眼、口、齿、爪主要部位的刻描，显示出生动的神韵。其时象生玉器轮廓受玉材形体的制约，因材施形，随形施艺，艺尽其材，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影响数千年，为后学者所继承发扬。春秋战国时期，神兽龙风象生玉异常发达，成为一代新风。秦汉象生玉器有白玉坐人、白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形神结合，已臻完美。隋唐象生玉器有飞天、骑象伎乐人、狻猊、双鹿等，具有汉代遗韵，动物形体更为丰满，以动取胜，有盛唐风范。末元新出现植物象生玉，其荷叶龟巢、牵牛花、折枝花造型，源于自然又刻意简练，形成图案化，富有清新之韵致。明清时期象生玉仿古或写实的禽兽兼而有之，数量众多，但佳作寥寥，缺乏生机。
传统的仿古造型
一门成功的艺术，必定有它独具特色的造型、装饰风格及成型工艺。中国古玉艺术有它自身特有的造型系列，琮、璧、瑗、璜、块、圭、璋、、蝉、刚卯、玉衣、玉具剑、带板等玉器，是构成其造型艺术的基础。宋元明清时期，崇尚古典艺术，对先民遗物的赏玩、收藏、考证形成社会风尚，玉器工艺出现了许多仿三代鼎、簋、觚、壶等青铜彝器的造型。这些仿古造型，本身不是玉器工艺的独创形态，但它构成了古玉造型的重要部分。因此，研究古玉造型的渊源关系，还必须认识上古青铜器的造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