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一切艺术品的最初萌芽，都不容否认是为了实用服务的，史前艺术实质上是艺术从萌芽期向成熟期的过渡，它既包含有一定意义的实用价值，也包含着使人产生美感的因素。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由无知到产生朦胧的美感，从使用粗陋笨重的旧石器到使用精巧别致的细石器，以至于开始磨制石器，从衣不蔽体到骨角为饰物，从运用简单的锤击法、碰砧法到采用间接打击。钻孔、琢磨等制造技术，正是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变化发展才孕育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出现。
中国玉器有其产生、发展的历程。最早的玉器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其一，质料上符合“美石”的要求，“美”是客观物质和人的主观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各个时代对“美石”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过去某一相应时代而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去理解过去各个阶段判断“美石”的标准；其二，在形体上具备后代典型玉器的基本样式；其三，由于工本身坚硬的特性决定了制玉必须使用特殊的制作方法，而非一般制作石器的技术所能完成，这些应是区分萌芽时期的玉器与石器的重要依据。
玉器的产生，是人类在原始美感的引导下，由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它的产生也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探索的艰难历程。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水晶制作的小刀和一件由一石穿孔而成的石器装饰饰品，显示出制作者高超的技术；及至距今一万八千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精巧的装饰品已成为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用器，遗址中出土的穿孔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等，数量众多，其中制作特别精巧的是七颗小石珠，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大小相等，不甚规则，最大直径七毫米，单面穿孔，可能是头饰，另有一对由双面对钻成孔的小石坠，系用天然的椭圆形黄绿色岩浆岩小砾石制成，两面扁平，在其中一面有人工磨过的痕迹，比起峙峪出土的小石刀，制作技术尤其是穿孔技术有长足的进步。在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的辽宁海城仙人洞出土有用绿色岫玉蛇纹石制作的石器，显示出当时对石质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长期实践使中国先民们积累了大量区分石、工质的基本经验，了解了磋磨、钻孔等加工石器的新方法，最后才孕育出璀璨夺目的中国玉器。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玉器是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三四层出土的管、珠、璜、殃等玉器，其质料为质地很差的玉料和萤石，制作亦很粗糙，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当为太湖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玉器例证。此外在辽宁阜新查海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内，共出土有七件透闪石软玉和一件阳起石软玉制的块、匕等器物，无论是质料、造型、制作技法都比较精美，距今七千五百年。然而，1992年7月—10月，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挖掘出了两件距今8200年的制作精美的作为耳饰的玉块，应是我国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玉器。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最早注重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有凿、环、块等，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多为生产工具。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有二十余件用玉、萤石制成的器物，器形都是作为装饰佩带用的璜、块、珠、管等。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中，也曾出土有绿松石饰、珠等。这说明实用和装饰是人们对玉的第一需要。只是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术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玉才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宗教礼仪中具有重要的用途，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或者作为随葬品埋于墓中。
所谓的“藏礼于玉”，就充分反映了玉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一、神秘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新石器时代玉器评述
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大放异彩，玉器的使用地区呈北起辽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濒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半月形分布。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崇尚玉的部落经长期交流、实践，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玉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玉器，华东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和凌家滩文化玉器，以及受这两地文化影响，但又保留着自身特色的黄河流域地区的龙山文化玉器。当然，在其他地区的不同文化遗址中也有零星的玉器出土。
红山文化玉器
分布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其时代大体在距今6000——4000年之间。该文化遗址发现于1935年，1954年正式定名，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一种特有的掘土工具为其基本特征，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地区，其年代与巾原地区仰韶文化大体相当。红山文化除以神庙、女神像的发现轰动考古界之外，另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玉器的出土。红山文化的玉器除少数采集品不明出处外，其余的出土于中小型墓葬中，每墓三至九件不等。以五为葬，以玉为祭，是红山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距今五千年前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时期各地文化遗址的一个共同的时代特点。五器出土地点除集中于老哈河、大凌河流域外，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县，巴林右旗。阿鲁科沁旗等地区也甚多见，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辽宁阜新县胡头沟，凌源县三官甸子、建平县牛河梁。喀左县东山嘴的遗址和墓葬中，也曾先后发掘和采集了大批玉器。由此可见，玉器在红山文化居民的社会体系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红山文化玉器的质料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的岫岩玉，种类较为单一，另有少量的青玉、玉髓、玛瑙和煤王。
红山文化玉器依造型和题材，分为动物形玉饰和其他佩饰。动物形玉饰为主体，有玉龟、玉鱼、玉鸟、玉龙苜璜、长鬃龙、猪龙形玉饰等；其他佩饰包括勾云形玉饰，马蹄形玉箍饰。
兽面纹丫形器，方圆形玉璧、双联或三联玉璧、玉环、玉珠和棒形玉等。未发现琼一类的礼器。红山文化墓葬中的玉器组合，主要为勾云形玉饰、马蹄形五箍饰，猪龙形饰及龟、鸟等。
勾云形玉饰和马蹄形箍置于人体头部或胸部，玉猪龙形饰放在人体腰部，玉鸟置于胸部，可见红山文化玉器大多用于佩饰。器形一般较小，但采用大块面雕刻手法，造型概括、简练、质朴。装饰纹饰简洁、疏朗且多为抽象图案。一般多着重大块面抛光，仅在眼、口部做精细雕琢。器形多为扁平体，无论单面或双面雕琢均有厚薄变化，常将器物外轮廓琢成薄形钝刀状。琢制工艺擅长以磨碾手法制作类似泥塑刮削效果的沟槽，如勾云形王佩的纹饰；压地隐起的阳纹和斜面棱线，如玉龙。王鸟的装饰有的棱线触之有感，视之不见，说明琢磨很精细。后期才在隐起图案上加刻阴线纹。阴刻线无起止痕迹，人“刀”浅，若断若续，但能出现曲线流畅，转折圆润、直线挺拔的效果。因为大多应用于悬挂、佩戴，几乎所有的器物都琢有孔洞。一般为单面钻孔，两端孔径大小不同，剖面呈倒梯形，俗称马蹄孔，可能出于减少钻孔难度的设想，有的孔洞打到一道凹槽上，有的打在磨薄的乎面上。有一定厚度的大型器物则采用双面打孔，孔径两端大，中间小，俗称蜂腰眼。有的对穿孔对接有误差，因而孔径有台阶式痕迹。这两种钻孔方式商周时代仍沿用。另有三种穿孔方式为红山文化玉器所特有，一为在一面打两个孔，斜人“刀”在深处穿通，俗称象鼻眼，这种打孔方式唐代以后才又采用；一为在高起的脊枝上斜刀对穿；另一为在先磨出的两道横向沟槽内斜向对穿。这三种穿孔方式可统称为双眼穿洞单面成孔法，是红山文化玉器琢制工艺的独特特征。红山文化玉器造型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讲究神似和对称，以熟练的线条勾勒和精湛的碾磨技艺，将动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极具古朴遒劲之神韵。
红山文化玉器处于原始玉雕的成熟阶段，它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兴隆洼文化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勾云形玉饰、猪龙形玉饰等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玉器中的同类器形相似，这说明红山文化玉器与商代文化玉器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红山文化某些玉器造型可能具有图腾崇拜的宗教意义。红山文化所分布的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些墓葬就随葬猪骨。这种风俗一方面可能是把猪作为财富的象征，另一方面可能是将猪作为图腾崇拜的动物，因此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大量的猪龙形象的玉饰并不是偶然的，它很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崇拜祭祀的对象。红山文化的玉器颇具神韵，到目前为止，已出土数十件之多。其中蚕形玉器被认为与地神有关；玉龟被认为是水中之神；玉鸟被认为是风起源的重要证据；勾云形玉器酷似各种神灵的复合体；玉箍形器似为神职人员的用具。特别是大型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鬃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
从上述出土的玉器中，我们不难看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原始宗教有关，至少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为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有的可能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人们所佩带的装饰品，同时也是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礼器。如玉璧是装饰品，但也是祭天的礼器；多处遗址中出土的玉钺，作为随葬品是墓主人权威身份的象征，但是在祭祀礼仪中，它便成了巫师手中的法器。发现的玉龟、玉、兽形玉和龙形玉，都是当时人们信奉的灵物。而且，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这些玉器的制作已规范化。如在近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分布面上出土的十余件兽形玉，除个别有线条增减外，从总体形象到细部处理，竟是惊人的一致，其中7件为大型，高均在14—15厘米之间；小型的3件，高为7—7.5厘米，恰似大型玉的一半。造型复杂的勾云形王佩，其基本形态也一致。这说明这类玉器的制作不是随意为之，而是遵守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观念形态的制约。因此，我们将包括玉钺兽形玉饰。玉龙、勾云形王佩。
玉箍形器在内的红山文化玉器视为早期的玉礼器。
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5000—4000年的良渚渚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并驾齐驱，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到最高峰。良渚文化于1936年发现于浙江余姚县良诸镇，1959年正式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抵钱塘江，北至江苏中部（主要是长江以南）。良清文化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要特征，大量玉器出土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太湖地区的玉器，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洋文化到良渚文化，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渐多，制作由粗糙到日益精致，装饰由素面发展到繁得的纹饰，形体由细小而日趋大型化的过程。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滨文化的玉器，玉质较为粗劣，硬度不高，均为素面无纹的小件璜管、珠等装饰品，制作工艺还很粗陋，一般仍是沿用旧石器时代制造石器的传统工艺，表面磨制较为粗糙，钻孔多不准而偏离中心，表现出原始特征。至崧泽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初步具备鉴定玉材的能力；软玉的使用就是较好的证明，玉器的种类也有所增加，环、斧的出现表明玉器已有大型化的趋向，同时也标志着制作技术的发展。
鉴于崧泽文化已开始使用硬度较高的软玉制作器物，故推测此时可能已出现了石英砂等介质，从器物表面打磨光滑的程度来看，当时已有了较高的抛光技术，钻孔技术也略有进步。
继崧泽文化以后的良诸文化，其玉器在数量、质料、造型、纹饰、制作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数量自不必说，质料虽颇庞杂，但绝大部分为质坚色美的透闪石、阳起石软玉，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硬度为4的蛇纹石玉。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石英砂已被广泛运用，考古工作者在寺墩良渚文化墓中已发现可以琢玉的石英砂，管钻法已普遍运用到钻孔技术中，在良渚文化墓中就曾发现有管钻剩下的琼蕊。这时琼、璧等大型玉器的孔璧上留有螺旋纹或垂直的台阶痕迹，这往往主要是因为工质坚硬对工具不断磨损以及钻孔时对位不准造成的。小件器物一般使用捏钻，但由于工具的磨损总会造成进孔处较大，愈深则孔愈小，这是金属钻孔工具出现以前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对良诸玉器的工艺的考察，此时很可能已出现了旋转性的原始砣具。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贩、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重要遗址中已出土数目多至上千件的玉器，其三质之精美，品种之繁多，技术之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良渚文化玉器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半透明光泽而呈粉白色，这是因长期埋于地下受浸蚀所致。福泉山墓地出土的惟一的一批受浸蚀较小的玉器，其颜色呈黄绿色和黄褐色，一些玉器经鉴定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少数为叶蛇纹石、和石英，玉料的来源应是就地取材。
良渚先民在治玉技术上普遍采用砂解法，即用砂和水加解玉工具通过磨擦来切割玉料。从玉器上留下的痕迹观察，当时以片状硬性物件作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锯切割和以弦状硬性物件作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两种方法结合，运用于玉器的楼孔。玉器上细密的阴线花纹，主要是用手工直接雕刻的，这些细若游丝的阴线往往由若干条划痕拼组而成。玉器雕成后，表面还要打磨光滑，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良清文化的琢玉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治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按照器形来分有琮、璧冠状器、三叉形器、柱形器、锥形器、镯、半圆形饰、璜、牌饰、串饰、新月形饰、动物形饰、带钩、销、端饰和柄形器等。从用途来看，璧、琮、冠状器、三叉形器、销为礼器，是史前时代人类用来崇拜神灵的礼器。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部分玉器已开始脱离现实生活，逐步被蒙上神秘的面纱而走上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