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纹：主要表现在连弧纹铭带镜、重圈纹铭带镜和连弧纹镜几种铜镜上（详见本书第二章“分期断代”秦汉铜镜部分）。我们从其花纹特征结合铭文内容分析认为这几类铜镜上的纹饰，多是以内圈凸起的宽带作为日月的象征。连弧纹实际上是日月放射出的光芒，外缘以表示天空，作纹带式布施，其间通常有八个小圆圈或圆形涡纹的云雷纹，是星辰纹的变体，所表现的是星辰形象，短斜线也是四射的光线，重圈镜上是省略了大的日月光芒，但表示光线的斜线带则始终存在。铭文中的“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光辉象夫日月”等句，更说明了此花纹象征日月的可能。将这些日月纹铸于铜镜之上，表示有多重含义：第一，商业性的宣传，炫耀铜镜的明亮，铸以日月纹而引人与日月的光辉相联系，“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铭文更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取日月曾照永不停息的特点，以求延年益寿、长乐未央，正如铭文所写：“与天无极，如日之光，长未央”、“以延年益寿去不羊”。同时也希望亲人之间的感情如日月一样长久，每见到镜子便想起亲人，如“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第三，以日月表示时间，希望“日有熹，月有富……贾市程（利）万物”，寄托了时时刻刻盼望发财的心情。第四，以日月的清白，比喻人心的无瑕，如：“洁清白而事君”等。
八卦纹：铜镜上铸八卦纹，最早出现于唐代中期，流行时间较长，常与十二生肖、四神、日月星辰纹等配置。
八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代人们心中天地人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典型图案，富于文化象征意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首先象征自然宇宙的一种原初状态。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事物，共同构成运转变迁等现象，并与人的悲欢离合相感应。八卦又象征了动物的群族，分别指马、牛、龙、凤、鸡、豕、雉、狗、羊。象征人体的分别指首、腹、足、股、耳、目、手。象征家庭时指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这个家庭父母双全，膝下三子三女长幼有序的设计，很适合我国传统家庭所追求的文化模式，铸在铜镜上或者体现了人心中祈求美满生活的民族心理。同时，八卦还象征东西南北中五方、金木水火土五行、春夏秋冬四时、仁义礼智信五德等等，表示阴阳、相生相成的意义。
铜镜上的神仙人物图纹
在铜镜纹饰中，人的形象也始终是一个重要题材。其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如狩猎、织布、泊海、蹴鞫等；第二类是历史上的传说故事，如伍子胥、孔夫子问答荣启期等；第三类，也是最常见的一类即神话故事，如东王公、西王母等等。
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中期金银错狩猎纹镜的镜背三组纹饰中，就有一组表现骑士与猛虎搏斗冲刺的图像。云梦睡虎地第九号秦墓出土的狩猎纹铜镜，主纹是两个头戴盔甲、赤膊光足的武士，一手持盾另手持剑，正与双豹搏斗，一豹昂首跳跃，另一豹回首反顾，武士则是乘胜追击姿态。整幅画面显得生动有力，与战国时狩猎纹铜壶上的花纹相似。这是人物形象出现于铜镜上的早期例证，目前所见数量很少。但它的出现，打破了该时期铜镜纹饰由商周礼器花纹演化继承下来的云雷纹、蟠螭纹、饕餮纹等传统的格局，给铜镜艺术灌注了新的血液，使之表现了一种生活气息，可以算作花纹题材的一次变革。战国时期，征战不休，人们只有孔武有力才能自保，才能高迁，所以披盔戴甲的武士出现在铜镜上或许就是人们“尚武”心态的表现。
汉代神仙人物故事镜的大量出现，把铜镜上的人物图像题材推向了高潮。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在汉代艺术和人的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种种神话传说和故事，它们几乎成了当时不可缺少的主题或题材，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伏羲女娲的蛇身人首，西王母、东王公的传说和形象，双臂化为两翼的不死仙人王子乔，以及各种奇禽怪兽、赤兔金鸟、狮虎猛龙、大象巨龟、猪头鱼尾……个个有其深层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从东汉中期以来，随着阴阳五行及经纬说的进一步盛行，仙人故事频繁地出现在铜镜花纹上，与其说这是对神仙世界的强烈企慕，倒不如说是对现实世界的热情追求，因为铜镜上的仙人形象和传说，及穿插在画面之中的游猎、车骑、歌舞的宏大场面，无一不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人们常说企慕羽化升仙、长生不死和盼望荣华宝贵，是典型地、集中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说这些图纹也同时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情感，因为很难说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会不憧憬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汉代铜镜上的神仙人物形象反映的是当时的整个民族心理状况。
如西王母、东王公，在汉代他们是神话中的中心人物。照字面推想，西王母应该是西方的一个年老而慈祥的妇人，其实按《山海经》上的记载，她原来是一个长着豹子尾巴、老虎牙齿、头发乱蓬蓬地披着，头上戴了一个“玉胜”首饰，善于啸叫，掌管着瘟疫刑罚的怪神。虽然玉胜算是妇人首饰，可古代也是男人常戴的，就像男人可以穿耳带坠一样。有三只鸟帮她取食，但这三鸟也不是娇小玲珑的依人小鸟，而是大稳重极、少和青鸟，均善飞，有力而凶猛，能取一些连毛带血的野兽供这位长有虎牙的主人吞咽，主人吃饱喝足之后还常在山巅高兴地狂啸，惊得鹰鸢乱飞、野兽逃窜，并不像后来人们所传说的那么雍穆和平，甚至连男女都不清楚。为什么说她有不死之药呢？因为她掌管灾疫与刑罚，都与人的生命有关，既然可以夺去人的生命，自然也就能够赐予人们生命，传说中射日的后羿便从她那儿得了不死药，可惜被嫦娥偷偷地独吞后而飞上月宫。由此人们便宁愿相信西王母是一位慈祥美丽的女神，铜镜上铸出的正是这样飘逸的女神像。东王公也是一位大神，《搜神广记》中记载：东王公（东华帝君）负责检录学仙望道的人，所有希望成仙的人必须经由他来考核，合格的才批准成为仙人。同时西王母检录女人，所有女仙的升迁由西王母管理。东王公与西王母还管理天地间阴阳二气，造就万物。传说汉代初期，有四五个小孩在路上嬉戏，其中一个做诗：“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王公。”当时人皆不明白，惟有张良说：“这是东王公的童子。”《焦氏易林》卷四中有“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的句子，说明西王母还有使人多子多福的神通。这样看来，西王母与东王公夫妇既有不死药使人能长生不老，又能使人们子孙昌盛，更重要的是掌握着脱凡成仙的大权，所以他们便成了人们达到朝夕以求的美好境界的最大希望，铜镜上大量出现他们的形象也就不足为怪了。除东王公西王母外，天皇与五帝也在铜镜上占了重要位置。天皇在道教中是神仙之首，据《晋书·天文志》记，在北极星正中有一星，“日天皇大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镜中的天皇与玄武同在北方。五帝在道教中是五城真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天皇五帝与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相适应，神与星象合在一起，神兽按各自代表的星宿进行排列，形成重列神兽镜的特殊布局形式，其意义则与铭文所记的一样，即“上应星宿、下辟不祥”。至于句芒，传说中本是东方大帝的辅佐大臣，后来成为东海之君，人脸鸟身，人们叫他“句芒”，意思是说春天草木生长弯弯曲曲角权零乱，是春天及生命的象征，当然也有给人以长寿的神力。据说秦穆公重用贤臣又厚爱百姓，天帝感于他的德行，便命句芒给他增添了十九年的寿命。如此看来，人们把他的形象铸在铜镜上，其含义便不言自明了。
人毕竟是一种感情动物，修道成仙总是虚妄，可人世间的感情是现实的，所以汉代人们在强烈的升仙心理中，也不乏有追求人间美好感情的愿望，神兽镜中伯牙与钟子期形象的出现便是明证。俞伯牙是齐国大夫，钟子期则是一位山间樵夫，对音乐的共同认识使他俩成为难得的知音，可惜钟子期华年早逝，而伯牙也发誓不再弹琴。由这则故事而产生的民乐“高山流水”曲，至今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有爱便有恨，一些忠臣孝子故事在我国始终盛传不衰，它们固然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封建秩序而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但汉代画像镜上的伍子胥故事，却也包含了人民大众对君主愚昧昏庸的鞭挞。伍子胥一家世代忠良，因父兄被楚王残害而被迫流亡吴国，协助吴王夺取王位，为吴国的兴盛屡立大功，最后仍未避免被吴王杀害。铜镜上刻画的故事是：越王勾践被吴王的夫差战败，仅在弹丸之地会稽苟延残喘。在发奋图强的同时，采用了范蠡的计谋，选了西施和郑旦两个美女送给吴王，以迷惑吴王使他贪于女色而不务政事。吴王很高兴，但伍子胥却坚决反对，说贤明聪慧的人是国家的宝贝，而美女则是国家的祸水，夏代因为有了妹喜，殷代有了妲己，周有了褒姒，而先后灭之，所以请大王不要收下这二人。但是吴王不听，反认为伍子胥不忠而杀害了他，伍子胥临死之时说：“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我要看着越国的兵马打进来。”后来果然越国把吴国消灭了，吴王夫差此时才明白伍子胥是忠臣，自杀时以衣服蒙上眼，表示没脸去地下见伍子胥了。画像镜四组连贯记述了这一故事，借此歌颂忠臣，抨击昏君，体现了人民强烈的爱憎观念，同时也提醒人们以此为鉴勿蹈覆辙。可谓是“以史为鉴”、史鉴结合的典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神仙人物形象基本与汉代无大差别，所出现的形象还有神农与苍颉，历史人物中有孔子师徒。神农即是比黄帝更早的炎帝，传说他是一极其慈爱的大神，也是太阳神，广行仁道，教导人们播种五谷，还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而尝试各种草木，一天便中毒七十二次，终于知道了哪些可以治病，也就是说他发明了中药。由于他的神通广大，功勋卓著，同时又仁慈无比，所以把他铸在铜镜上，在怀念的同时更祈求他的庇护。至于苍颉，更是有口皆碑，虽然是人是神还不清楚，但世人传说他发明了文字。文字的发明在人类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苍颉在铜镜上则也算合情合理。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图纹论，真正有历史意义的还是佛像纹的出现，其在三国时开始流行，晋代又有发展。在铜镜这一日常用品中刻画较多的佛像图纹，对于了解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情况，进而考察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及社会心理状态，都是很好的素材。
唐代人物图纹一反汉代矫揉造作的神话模式，偏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以狩猎、马奔、宴饮来描述美好生活，即是月宫、飞仙等图纹，也并不是像汉代那么赤裸裸的追求升仙、荣华，而只是用来表达人们恬淡自然的高雅情趣。总之唐代人物图纹体现的是对美的追求，即生活的美好及铜镜这种工艺品的美观。
如月宫镜花纹，描绘的是嫦娥奔月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尧帝时候，天帝的十个太阳儿子不像以前样轮流巡回，而是一齐出现在天空，天下大旱，民不聊生，上帝便派天神羿携妻嫦娥下凡以解除人民疾苦，羿一鼓作气射下了九个太阳并诛杀了许多妖魔鬼怪，使人民重新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但也许他没按天帝的嘱托去吓唬一下这些太阳儿子，而是不教而诛，使得天帝不太高兴，竟没有把他们召回天宫。嫦娥受此连累不免时常发点牢骚，为此两口子经常闹得很不愉快，羿还在游荡中与美丽的洛神有过一段恋情。和好之后羿历尽艰难去西王母处讨回了不死之药，本来两人分吃可以长生不老，一个人吃了便可回到天上。嫦娥在怨恨之下竟一个人偷吃了仙药，当她轻飘飘地往上升时，可能觉得背叛丈夫有点绝情，怕天仙耻笑，想上月宫暂避一段，谁想一落脚便变成了鼓腹瞪眼的蟾蜍。这则故事曾引起历代人们遐思，唐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更成了朗朗上口的佳句。但唐代月宫镜上的嫦娥依然美丽多姿，只是在这冷冷清清的月宫中未免有点太孤独了。唐人惟美，或者是同情嫦娥，所以仍塑造了一个美貌的仙女。当然肯定也有人不原谅她，月宫海龙镜中只有玉兔捣药和蟾蜍，那么这只癞蛤蟆便是由嫦娥变来的了。
又如铸有“真子飞霜”铭文的铜镜。关于此镜上图案与铭文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但都同意“真子”泛指弹琴之人，“飞霜”是琴曲之名。有人认为“真子”是人名；有人认为“真子”泛指修仙炼道之人；更有人指出“真子”是真孝子的简称，“飞霜”是古琴曲调十二操中的“履霜操”，整个镜面内容是“尹伯奇放逐于野”的故事。日本有些学者干脆称此类镜子为“伯牙弹琴镜”。这里我们对此试作分析。“尹伯奇放逐于野”的故事梗概是，相传周代大臣尹吉甫的儿子尹伯奇，遭后母陷害，被父亲逐出家门，终日游荡，以弹琴排遣心中疾苦，后投水而死，化作小鸟飞回故乡，终于使父亲明白了自己的冤屈，用箭射死了后母。从故事中可以想见伯奇弹琴时是相当苦闷的，与镜中人物的悠闲自得和优雅美妙的环境不相合，所以画面不应是“尹伯奇放逐于野”的故事。伯牙只为知音弹琴，镜上没有钟子期，环境似乎也不对，因此表现伯牙弹琴的可能性也不大。书籍曲故中好像也没有单以“真子”为名的，所以“真子”也不像是人名。比较起来，似乎以表现修真炼道之人更合适，仙分区品，不正是一级为真人吗？当然也不一定非指仙人不可，这里指一些高雅避世之人游乐于山水之间，弹琴自娱，不也合情合理吗？因为铜镜的花纹人物，表现故事时一般选一些在大众中广为流传的情节，表现情景时多选一些让人们向往的场面，悲惨的故事在唐代镜上是极少有的，大众喜闻乐见的还是高雅的生活及轻松的仙人故事。
三乐镜的图案表现的故事取材于《列子·天瑞》：孔子在太山游历时，见荣启期从田野中走来，穿的是鹿皮衣，身上还带着绳子，边弹琴边高歌，真正一幅隐士风范，孔子不禁而生仰慕之情，便问道：“先生你这么高兴是为了什么喜事啊？”荣启期回答说：“值得高兴的事太多了，譬如天生万物以人为最尊贵，而我就是这尊贵的人中的一个，不是一件乐事吗？世上男女有别，男人尊贵女人卑贱，而我就是一个大男人，不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有人短命没见过天日便死在胎中，还有的生下不久死在襁褓中，而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这就是第三件可乐之事了。”可见荣启期实在是一位知足常乐的幸福人。从镜中人物看，持杖者是孔子，持琴者应该是荣启期。有人也直称此类铜镜为“孔子遇荣启期镜”。三乐题材在唐代人物故事镜中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尊女卑思想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道德观念，但就整体来说，它宣扬的是知足常乐，体现了对隐士恬淡高雅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