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从作家的自我感觉和朋友们的印象中，可见青年时代丁玲的个性气质。这位圆脸大眼睛、长眉毛，．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略胖的女性，她既高傲、倔强，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她又是一个热情、大方、直爽的年轻女子；她那双严肃的大眼睛，带有忧郁，她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情感处于冲突之中；她外静而内动，内心常常处于骚动不安之中；她要高飞，有执着的追求，又往往碰壁，但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有人说，个性倔强的人，命运多舛，尤其是女人。不幸这句话在丁玲以后的生活中应了验。但是丁玲不会向命运低头，她会带着沉重的翅膀、满身的创伤奋飞。
三、四十年代，丁玲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她参加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革命工作。在变革现实的斗争中，也改造了自己，她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工人、农民的代言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正是在这种变革现实的斗争中，丁玲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了某种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人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在这种关系中，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环境创造人”，即人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主要是由后天的一系列环境因素所塑造的。无疑青少年时代来自家庭、学校方面的环境影响是很大的，步人社会以后，整个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个性气质形成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了。
步入社会后，丁玲的个性、气质既和青少年时期有其连续性，又有变化和发展。由狂猖孤傲变为喜群；愤懑感伤变为开朗热情。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应归结于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工作，并从中得到锻炼和改造。在主持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编辑工作中，她要向不同思想、个性的作家组稿，与他们交往，“狂狷孤傲”便干不好这个工作。
抗战以后，丁玲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上前方慰问、演出。这个服务团是由笔杆、大枪、胡琴、绣花针、幕布、颜料箱、行军锅、赶驴鞭组成的一个长长的行列。据史轮的《丁玲同志》一文的描述：论文化水准，有留学生也有文盲；论家庭出身，有少爷、小姐，也有捡炭渣的；论职业，有作家、秘书、军官、教员、工人、农民；论个性脾气，也十分复杂：有生熟不认、软硬不吃的，有像狮子样爱咆哮的，有爱钻|牛角尖的；论思想，有个人主义的打算，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人道主义的立场，有厌世者的残存，罗曼蒂克的余烬……。这些人在抗战热情鼓动下，走到一起来了。但是，要领导好他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史轮：《丁玲同志》，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她在工作中实践、学习。她不惮麻烦，不辞劳苦，习惯了拜访那向来很怕见的军政长官，了解各界人士的心理，和群众谈家常，站在广场上演说……。
总之，她既是战士、作家，又是团长、将军。生活在斗争中、生活在群众中，她再也不会感到什么孤独感伤了。她变得喜群、热情、开朗、能干。难怪美国的尼姆·韦尔斯称赞丁玲“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依列亚特那些别的伟大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美]尼姆·韦尔斯：《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香港复兴书店，1939年版。）“女性而女子气的女人”，这话恰切地论述了丁玲这一时期的个性气质的特点。
丁玲说过：“我曾有幸接触到当代一些伟大的人物，同时，我也可以接触到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我可以和外国友人围坐在桌前高谈阔论，也可以坐在炕上和一个农村老太婆聊天、谈心。这是时代给我的幸福”。
（丁玲：《我的命运是跟党联系在一起的》，《丁玲文集》第4卷第34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时代、环境的陶冶下，丁玲一改过去的狂狷、孤傲。她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做为普通的一员，和群众谈心聊天，做他们的知心朋友。每当到乡下调查研究或搜集创作素材时，她总是和当地老百姓结下深深的友谊。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桑干河、石家庄、黑龙江、山西的嶂头村，老百姓乐意找她说心里话，还有些大娘要和她结拜姐妹。
丁玲对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对一起工作的同志，也是热眈的。她说：“我喜欢不摆架子的人，我自己也不会摆架子”。
（丁玲：《谈写作》，《我的生平与创作》第123页，四川人民出版杜，1982版。）她还说：“我喜欢有真性情的人，不虚伪，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种人对我的心思”（丁玲：《谈写作》，《我的生平与创作》第123页，四川人民出版杜，1982版。）
正是这种平等待人、坦诚相见，对同志不搞阴谋诡计、光明磊落的态度，才赢得了大家的心。不仅如此，她还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团结不同观点的人。“她经常说这个人有才，那个人懂艺术，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团结这些人，帮助他们，使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处……”（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研究》第138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她更能理解、谅解各种各样的人。在延安文协时，魏伯同志曾说过：“丁玲本人一点也不怪，可是‘怪人’都能同她相处，还处得很好”。
（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研究》第138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能够和“怪人”相处得很好，的确需要爱心，需要理解和谅解。但也需要直率的批评。陈明同志回忆说，他亲眼看到丁玲对一些有才气的难于相处的“怪人”进行直率的批评，被批评者听后却心服口服。
这就是丁玲的一往情深。对人如此，对工作也如此。如丁玲所言，“我喜欢淡雅，但我更喜欢火热火热的……”。（丁玲：《谈写作》，《我的生平与创作》第12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丁玲不仅对人有一副火热的心肠，对工作也有火一样的热情。“……她给你这样一个印象：完全合适做任何她着手做的事情，从投炸弹到演电影。她是一个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不分的热诚的发动力”。
（尼姆·韦尔斯：《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香港复兴书店，1939年版。）的确如此，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既当团长，又当导演；既编剧本，又在戏里当小角色，工作干得很红火、出色。
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的熔铸下，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丁玲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个性气质得到了某种改造、丰富与发展。
泰戈尔曾说，你能在别人那里借来知识，但你不能在别人那里借来性格。丁玲的个性气质，既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其家庭的遗传基因，同时，又是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和湖湘文化的濡染所形成的，是丁玲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
3—4咬牙励志，韧性战斗——丁玲的文化人格及其意志
1979年的春天，一只扑火的飞蛾，带着沉重的翅膀，在明媚的春光中旋舞，飞回了久违的北京。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九死一生的丁玲回到北京治病。她像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神话般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惊异，迷惑，“丁玲还没有死”？“她还活着”？“这20多年是怎样度过的？”于是，关于她惨烈的人生图画，徐徐地展开、复活在我们的面前。
1955年，丁玲莫名其妙地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她和陈企霞曾是《文艺报》的主编和副主编。但只有工作关系，并没有私下谈论过什么，干过什么，更不用说组成什么“集团”去“反党”了！但那时的某些上级领导未经集体讨论通过，又未向当事人核实材料，便向中央打报告，罗织了丁玲许多罪名：“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情感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组织。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这真是天方夜谈。据说，这个“杰作”是当时身为中宣部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周扬一手策划的。所谓“罪状”一条又一条，大帽子一顶又一顶，真可谓吓得人死！可惜，毫无事实作依据，全是臆造的谎言。但在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什么办法呢？
1956年，丁玲就“反党集团”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要求辨正。正当作协党组根据中宣部调查组复查结果准备纠正错误之时，1957年7月，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丁玲又钦定为文艺界的头号“右派分子”。1958年，丁玲脸上刺着“大右派”金印，流放到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
劫难未尽，又雪上加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丁玲这只“死老虎”、“大右派”首当其冲。1967年农场武斗升级，丁玲不断被批斗、殴打，住处遭查抄，稿件，衣服被劫走。
1970年，林彪、江青“四人帮”突然命令北京军管会将丁玲、陈明作为“要犯”逮捕入狱。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丁玲又坐了5年的牢房，直到1975年才将她释放，下放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大队劳动改造。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她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罚跪、挨打是家常便饭，更为痛苦的是要违心地承认强加给她的种种罪名，逼迫她把自己说得反动透顶，否则就要遭毒打。此外，还要经历比这更为痛苦难堪的场面：在众目睽睽之下作为一个怪物那样的被“展览”一番。农场来了一个大右派，这个人是不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好奇心使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将丁玲团团盯住，她掉到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鄙夷愤怒的目光中。像被处决的死囚，在行刑之前插着木标游街示众一样。丁玲的心被人绞杀着，她宁愿挨枪毙，也不愿被“展览”。“士可杀，不可辱”，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示众”呢？
如果说，当来自外界的压力尚能顶住的话，那么，当儿子、亲人也要和自己划清界线断绝来往的时候，她几乎承受不了！儿子在苏联留学，因为给母亲写信而被认为“未划清界线”，遭到严厉的批评。他这次来信，是最后的一次，从此以后要和母亲断绝一切来往。这封信，如一封判决书，让母亲病倒了。“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但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住自己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丁玲：《风雪人间》，《丁玲文集》第8卷第27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于是，她还是强忍心头的隐痛，冷静地给儿子写信：承认儿子的做法是对的。
哀莫大于心死，连儿子也不理解母亲，做母亲的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必要呢？文革中，多少党的干部、多少作家？文人因受不了批斗的折磨、亲人的误解而跳楼自杀，投水身亡，悬糅白尽。老舍、上官云珠、海默、刘绶松……他们以死抗争。但丁玲却没有死。好心的人劝她死了算了，免得受这样的折磨。丁玲说她有足够的安眠药片，使自己舒舒服服地死去，但是她没有死，而是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在心灵罹难、灵肉折磨中，以超乎常人的坚韧，持久、锲而不舍的精神，走完了她苦难的历程，显示了她咬牙励志，坚韧不拔的人格和意志。
卡谬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说，判断人生究竟是否值得活下去，就等于答覆了哲学的根本问题。
丁玲几乎用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她的血和泪，来探索生与死这一根本的命题。丁玲没有死，她绝不轻生，而是像压在大石下面的小草，韧而且坚，显示了她的人格和意志的力量。
说到“人格”，过去，人们似乎从伦理学的角度去探究的多，主要指人的人品，品格，道德品质；今天更多的是从心理学意义上去理解：人格就是单个个人的个性特征，就是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并且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独特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点的总和。每个人的人格都会以一种固有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碑察方式、表情方式等表现出来，因而人格具有鲜明的个别性，不可重复性。与此同时，人格又是由一定时代文化模式内化为个体的具有独特的心理过程、心理特点构成的，会县有某种社会性并打上时代的色彩。人格的形成、成熟与完善是人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自然，每个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生活环境与独特的生活经历会对自己人格的形成起重要的影响。
拿丁玲来说，她的人格的形成、成熟与完善，便与长期湖湘文化的濡染、鲁迅的教诲以及苦难与逆境对于她的磨励紧密相联系。如前所述，湖湘学子一向办事认真，有一股“蛮”劲，这种强悍炽热的士气民风表现出来的便是有敢死的精神，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不屈服的节操。
史记《项羽本纪》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的这种不怕死精神代代相传。曾国藩带兵打仗，“扎硬寨”，“打硬仗”；蔡锷带着病体统领2000名子弹不足的将士上京讨袁，与袁世凯lO万人马决战；陕甘总督，湖南湘乡人左宗棠年近古稀，仍壮志不减，抬着棺材出关，进军新疆，誓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迫使他们将强占了十年的伊犁归还给了中国……这些比肩鹊起、叱咤风云的人物，无一不是“豪雄盖代而敛之惕厉”，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页，岳麓书社，1985版。）他们无不从艰难困苦中历练而出。湖南人的这种文化人格和意志，在丁玲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除了湖湘文化的濡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鲁迅精神的濡染。丁玲说：“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以至于成熟起来的。”（丁玲：《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文集》第5卷第2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