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有的问题是常识性的问题，如我们反对‘左’的思想限制、指导，以至于禁锢了艺术时，是否认为作家就可以不要思想？思想不是标签，作家的思想在作品中要隐蔽得越深越好，他们的思想只有通过艺术感觉来表现。这也同样是常识。但是，艺术感觉再好，没有思想，文章都组织不起来。在特殊情况下，如雨果的《九三年》，有的地方不是一页，也不止十页的议论，读来也一样激动人心。而另一位大师托尔斯泰的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长篇宗教说教，又沉闷难读也是一种文学现象。但是，作家写艺术感觉，怕还不是目前大街小巷都流行在唱的‘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如果只是要作家的艺术感觉跟着梦走，那么，以此排开思想的艺术，怕也不是什么正道艺术吧。”（周良沛：《也谈“重写文学史”：丁玲还是丁玲》，《延安文艺研究》1989年3期。）
第三次大的争议于1997年开始形成高潮。是年，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在《读书》杂志第2期上发表后，几个月时间，《中流》《文论报》《读书》《文艺理论与批评》相继发表了艾农、陈明、周良沛的商讨与争鸣文章。《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编发周良沛同志的《重读丁玲》一文的同时，还刊登了作者来信，郑重地配发了《关于发表（重读丁玲）及作者来信的按语》。
按语云：
本期刊登的周良沛《重读丁玲》一文，是《读书》杂志的退稿。
今年《读书》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对王文，许多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作为《丁玲传》的作者周良沛，读了王文后“有所思”，于是写了《重读丁玲》，以他特有的视角，谈了一些有关于丁玲以及与丁玲有关的人和事，谈了他不同于王蒙的认识。文章有根有据，是说理的；后投稿《读书》希望一抒已见。应该说，对于丁玲，已有公论，她在我国文坛是享有崇高声誉的著名革命老作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即便如此，对于她的创作，对于她的艺术道路、艺术思想等，还是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研究，不同的意见和认识也是可以讨论的。既然王文可以发表，周文也理应刊登。这也是起码的艺术民主，且有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不想，周文还是被退。于是作者写信本刊，并附被退之稿，希望本刊发表，以“讨点民主”。现在我们将作者的信及《重读丁玲》一文一并发表。对于《重读丁玲》一文所谈及的丁玲、与丁玲有关的人和事，以及作者对文坛的一些是是非非的认识是否客观、公正，还是由广大读者来评判。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参加这一讨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4期。）
由“按语”，我们可见争论的来龙去脉。
那么，这次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总的说来，主要是对“丁玲其人”的评价（并未涉及其创作），对其思想、作风、人品、文品等问题的看法。
下面，摘录《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的某些评价：
“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大面上则宁愿看作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牲；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二十余年后，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过去她让领导添堵也是由于这个，她从苏联开会回来就散布，在苏联爱伦堡几次请她讲话，并说：‘你是大作家，你应该讲话。’但她不是代表团长。代表团长是与她不睦的××。她引用爱伦堡的话说：那个××团长‘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等等。请想想，这样的话传出去，她能不招领导讨厌吗？”
“其次……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那位老作家的高参论其实没有丁玲高。她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文集》六卷230页）这来自她的血泪经验，也来自她的政治信念价值系统，当然有她的道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之道？在鸿鹄们看来，根本用不着与那些书呆子燕雀雏儿讨论这种问题。”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革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于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于她的理解认识勾勒。打的是沈从文，盯着的是一直从政治上贬低她的××。你说她惹不起锅惹笊篱也行，灭不了锅就先灭笊篱，灭了笊篱就离灭锅更靠近了一步。这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的常识性法则，理所当然。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对××，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丁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本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然而她的环境和她自己的性情却不可能使她处处如愿，使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有了距离。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为什么一个人的自我估量与某些旁人的看法相距如此之遥？”（以上摘录均见《我心目中的丁玲》，原载《读书》1997年第2期。）
与上文观点不同，发表了文章争鸣的有艾农的《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见《中流》，1997年第9期。）、陈明的《事实与传说》（见《文论报》，1997年9月1日。）、周良沛的《重读丁玲》（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4期。）等。
以上三篇文章，主要就丁玲是否看不起中青年作家？丁玲是否“嫉妒”、“欺软怕硬”、“勾心斗角”、“政治投机”、“势利”……等发表意见，并引证了大量事实作论据，用事实说话。
陈明在《事实与传说》一文中这样写道：
“王蒙文中引用的‘传说’，对丁玲的指责是很严重的。人们要问，这“传说”有几分真实呢？我的回答：一分真实也没有。
1979年1月13日，七十五岁的丁玲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三月，医院查体，患有乳腺癌，应住院手术。为了争取时间写作，她恳求推迟一年手术，这样，1979年上半年，她发表新作《杜晚香》《牛棚小品》《悼雪峰》《七一有感》……等多篇。同年八月，在友谊宾馆接受香港《开卷》杂志的采访，谈到伤痕小说，丁玲说：
‘……写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别写得哭哭啼啼的，别把政治性当口号去说教，政治性就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意会出来的东西，读者从里面得到启发，得到恨，得到爱。爱的是好的东西，恨的是坏的东西。……想不写伤痕是不行的，……现在有不少的新作家，他们敏感，有感受，思想解放，敢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他们是我们文艺的希望。’（《走访丁玲》，1979年12月《开卷》第五期，《丁玲文集》第四卷《答（开卷）记者问》。）”
“在《百家争鸣及其它》（1979年8月《文艺报》第八期）一文中，丁玲写道：
‘现在……老作家也不多了，老作家也不一定就写得好了。我就不敢保险我写得比年轻人好。有些东西年轻人就比我有见解。’（《丁玲文集》第六卷227页）”
“1980年6月下旬，丁玲在手术后休养期间，应邀到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员大会上讲话。她说：
‘对你们我是这样认识的：你们写文章的起点比我那时要高。你们一开始就着眼现今社会的时弊，敢于大胆批评指责，这是好的。……我们搞写作的老是在起点上参加赛跑。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还是在起点上跑。虽然我写作的时间比你们长久些，但我并不比你们强，也许你们有些条件比我还好。’（《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文集》第六卷267页）。
以上我摘引丁玲讲话片断，都是在1979年和1980年上半年在京时，谈到关于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
“1980年7月1日，手术治疗后，丁玲离开北京去庐山疗养，途经上海。7月3日，梅朵同志偕《文汇报》记者来访，事后把采访谈话整理成文，题为《谈谈文艺创作》，经丁玲过目，发表于1980年8月10日上海《文汇增刊》七期（《丁玲文集》第六卷233页），这是她到南方来在上海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她说：
‘我对三年多来崛起的新人、新作品，是很喜欢的。……他们的起点比我们很多人当年开始写作时要高。我们那时候，天地很狭窄，……他们真正写了广阔社会里边很多龌龊的东西，很多不好的东西……他们的作品触及的社会问题，都是比较深的，……。’”
“7月5日，丁玲上庐山。。八月初，应武汉《长江文艺》、南京《青春》、南昌《星火》三个刊物在庐山联合主办青年作者讲习班的约请，到会讲话。她对与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说：
‘说到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能不感谢我们年轻的作家。…”近几年来，新人层出，作品很多。特别是，许多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突破禁区，切中时弊，敢于思索，敢想敢写，起点很高，……我们要热情欢迎这一批年轻的新的生力军，为他们的创作成就而高兴。我们完全不必担心他们走得太远了，太快了，步子跨得太大了。他们已不是幼年、童年，而是青壮年，有的甚至将进入中年了。即使、或者有一点点过头的地方，我们还要相信读者……是有欣赏水平的，有鉴别能力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绝不能再向年轻人抡棍子、舞棒子，埋没作品，糟践人材。’（载1981年1月10日《星火》第1期，《丁玲文集》六卷254页）”。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再说一点，1957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丁玲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当时那得意的神情，那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语气，使我刻骨难忘。由于年代久远，参加批斗会的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也许已经淡忘，现在的年轻人更无从知晓。没想到，王蒙同志在论及丁玲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的距离时，引用的是‘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他说过的话，这话与当年批丁时如出一辙，一字不差。我实在为才思敏捷、聪明过人、而且主张宽容的王蒙同志的失察而惋惜。时至90年代，有人借用您的笔给丁玲再次戴上‘坏女人’的帽子，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啊！丁玲在九泉之下，又怎能安宁？”（以上均摘自陈明的《事实与传说》，见《文论报》1997年9月1日。）
艾农在《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中这样写道：
“六十多年以前，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得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真是伤心而悟道之言。近年来，一位自称‘中国文艺界的重要作家’就在不断地作这样的事。最近，文章又做到了丁玲的头上，这就是他发表在《读书》1997年第2期上的《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
“就一生的坎坷之多和遭受的冤屈之深，文艺界谁也比不上丁玲，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历史风雨的吹打冲刷，党和人民愈来愈看清了这长久被泥沙掩埋的纯金的真正价值。
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革命者，为了追求革命，追求真理，历尽磨难，痴心不改，不论是极其严酷的阶级斗争还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幸遭遇丝毫也不能动摇她对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我心目中的丁玲》却唱出了迥然不同的调子。‘重要作家’心目中的丁玲是什么样的呢”？她‘左’、她‘嫉妒’、‘政治投机’、‘欺软怕硬’、‘势利’。
“难道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难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丁玲？不，绝对不是。好在丁玲并非‘言行两亡’，她给我们留下了《丁玲文集》10卷，白纸黑字俱在，足以驳斥谬托知己者的种种妄说，澄清是非，展示事物的本来面目。”
“说丁玲嫉妒青年作家，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丁玲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满腔热忱地爱护青年作家，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希望他们能够超过前人，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增光添彩。她动情地说：‘当前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能不感谢我们年轻的作家。’‘他们的确像初升的太阳，含苞的鲜花，是我们文艺的希望。’她说：‘从27年开始写作来说，我是老兵，从79年回到文坛来说，我是新兵。我应该以这些青年为师。’她又说：‘我早一点，我是老作家，你年轻一点，你是中年作家，他更年轻，他是青年作家。不一定我写的作品就比你的好，你就比他的好。他可能比我写得好，他写得好就是大作家，我就是小作家，有什么老畦！老哇！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包袱丢掉。’她对青年作家们说：‘你们有许多好条件能跑过我们，跑到最前边去，这是我所希望的，应该后来居上。’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多么开阔的胸怀，多么殷切韵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