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似仲则这样的痴人，要么喜欢他，要么讨厌他，很难有折中的观感。
初至朱筠幕中，虽然深受器重，又有洪亮吉、邵晋涵等人朝夕共语，但仲则总摆不脱“人生尽如寄，不如沙上禽”的感觉；如果离去，为生计所拘，他又心中矛盾。去留两难，早在乾隆三十七年的一首《春暮》里已经曲尽其意了——江南三月雨，零此千花色。
啼鹃劝人归，啼莺复留客。
归既不得归，留亦安可留？
闲云及江水，浩荡相与愁。
春风吹百草，草深没行落。
草青客南州，草枯在何处？
人生尽如寄，不如沙上禽。
更听隔溪管，能伤日暮心。
如果说，在《春暮》里他还算掩藏了情绪态度，只是曲尽其意的话，乾隆三十八年春所作的《悲来行》就真的是狂态毕现，直言不讳了——我闻墨子泣练丝，为其可黄可以黑。
又闻杨朱泣歧路，为其可南可以北。
嗟哉古人真用心，此意不复传于今。
今人七情失所托，哀且未真何论乐。
穷途日暮皆倒行，更达漏尽钟鸣声。
浮云上天雨堕地，一升一沉何足计。
周环六梦罗预间，有我无非可悲事。
悲来举目皆行尸，安得古人相抱持。
天空海阔数行泪，洒向人间总不知。
《悲来行》其实更像一篇态度鲜明、言辞激烈的檄文，是一个愤怒青年对现实的征讨。它不同于古人那些托物言志、兴寄深微的“感遇”之作，违背传统诗学所提倡“哀而不伤”的含蓄美感。
当中有两个典故的运用值得重视，“我闻墨子泣练丝，为其可黄可以黑。又闻杨朱泣歧路，为其可南可以北。”典出《墨子·所染》：“见染丝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及《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墨子看到质本洁白的丝被染得五颜六色，悲从心起；杨朱看到歧路太多，感伤人生难以抉择而落泪。这两个典故都意在感慨环境和现状对人造成的影响。当然是不好的环境，不然何用悲戚？
这四句是说，人在时事中彷徨，面前歧路交错，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本色的素丝，可以染黄，可以染黑，很快就失却了本来面貌。
至这四句而下，悲怨再不遮掩，一泻到底。
“嗟哉古人真用心，此意不复传于今。今人七情失所托，哀且未真何论乐。穷途日暮皆倒行……悲来举目皆行尸……”这种种愤世之语，读来触目惊心，且不说清代诗坛，就我所见诗文中愤世嫉俗、灰心厌世，未有过于此者。
阮籍的《咏怀诗》也不过借“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开笔，定下悲慨的基调，往下就转为“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这转折虽显生硬，却也符合魏晋时人看似张狂大胆，实则谨慎避祸的作风。
虽都是借古喻今，对现实有极深刻的认知和体味，然，相比于阮籍顾左右而言他、有意为之的隐晦迷离，仲则直斥时弊，用词要犀利精准得多。连“倒行逆施”、“行尸走肉”这样的词都奉上了，十足的愤青范儿。
如陈子昂所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天地悠悠，我心纠纠。这时代叫人癫狂，颠倒梦想令人绝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时代奉行利己、实用主义，所有与之背道而驰的理念，都显得不合时宜。
游走在世面上着意表现忠诚的人，往往所图不纯；有操守的人，内心清醒却只能冷眼旁观，既不能改变现状，有时还不得不屈己从人，充当尴尬的角色。一念及此，自然是既悲且泣了。
我是从检点仲则一生经历的角度去看待他的，在意的，不仅仅是他诗作的艺术水准、思想和照见现实的深度。私人感情上，我更在意理解他的幸与不幸，剖析其一生潦倒的内在成因。
在结党营私、尔虞我诈、追权逐势的世风面前，洁身自好的人必然格格不入，备感压抑失落。似这样不平则鸣，作为诗作自然叫人击节赞叹，如以《汉书》下酒，当浮一大白，可对他个人处境而言，实在是弊大于利——他既感到无限的绝望，又忍不住心存希望，求之不得，弃之不舍。是以，终是进退失据。
因个人的不如意而否定整个时代，我始终觉得是欠妥的。人不能脱离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就像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所以我更喜欢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通往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时代有光明的一面，就必然有黑暗的一面，生活在其间的我们，注定无法逃离。任何脱离自身所处时代的对比和考量都是无意义的。好坏的标准也常常莫衷一是，因人而异。
面对纷乱世态，批判、对峙、抗争必须有，但需要在客观冷静的尺度之内，内心保持距离和判断。若说康乾盛世已叫人不疯魔不成活，那康乾之后直至清末呢？现在乃至以后呢？
我跟清代那些和仲则同时代的文人态度类似——赏其才，惜其志，可以理解，却不能全然认同仲则的愤世嫉俗。他在诗中极言古时之好，赞古人之真璞，须知古人也是这样想和看的，一代代人朝前看，往后想，总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日子还是不动声色地过去了。
厚古薄今，“过去的总是好的”和“得不到的总是好的”，是一体同源的消极，于事无补。
［贰］
我不知仲则在朱筠幕府中，目睹了怎样的黑暗和龌龊，令他激愤于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过这也不重要了。
因为这年的春天，朱筠得到了乾隆皇帝谕旨：“朱筠学问尚优，着仍以编修用，在四库全书处行走。”他奉召赶赴京师，仲则因母亲年事已高不能同去。但想来朱公是深知仲则性格的，所以也不作强求。
仲则太单纯，单纯到只适合做诗人。倘若在地方上，如此用心回护，他尚且不能适应，那么，身在京城那样的大官场，更容易招惹是非，因言获罪。
朱筠不能再给予仲则庇护。这两年的相处，彼此眷恋也罢，解脱也罢，宾主一场，到此时，缘分尽了，各奔前程。
告别了朱筠之后，仲则在杭州和徽州浪游了半年。虽然在诗中写尽空闲，但他其实不是闲人。多年来四处奔忙，杭州是他来往各地的必经之路。武林如故里，西湖如旧友，他前后写下不少诗。这些诗都很美，害我念念不忘，每到西湖边，就会想起。
昔慕林和靖，平生亦爱梅。
绕庐三百树，一一手亲栽。
霜冷月孤落，山空我独来。
耳边犹鹤唳，残梦已飘回。
——《梦孤山》
渔舠歌舫寂无踪，梦醒湖山第几重。
卷幔水风能破醉，钩帘斜月正窥侬。
暗中草气兼秋气，烟外湖山似病容。
若为幽人伴遥夜，一僧楼上自鸣钟。
——《湖楼夜起》
远山如梦雾如痴，湖面风来酒面吹。
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
——《湖上杂感》（其一）
水寒成阵怯衣单，落拓愁怀遣倍难。
薄负才情合憔悴，可怜闲煞好栏杆。
——《湖上杂感》（其二）
寂寞楼台锁冻云，闲踪惟我最殷勤。
西湖与尔坚相约，一过钱塘一访君。
——《冬日过西湖》（其一）
湖上群山对酒尊，无人无我旧吟魂。
不须剪纸招魂去，留伴梅花夜月痕。
——《冬日过西湖》（其二）
彼时仲则写于杭州的诗，几乎可以单列一个章节出来，远远不止我上面所引的这几首。这些诗，和他十九岁初至杭州时所写的《吴山写望》、《雨后湖泛》相比，已是两种境界。此时少了许多泛泛之思，多了许多不能言说的沉静。也许这就是岁月沧桑加诸他心上的，磨砺的力量。
在仲则笔下，到来和离开从来都不是轻率的事情。不会像我这样，早上还在北京，中午就已经到了杭州。来去过于自如，反而不容易写出情深义重的文字了。
在古老的时代，文人笔下的城市，是寄托了梦想、情怀，值得托付和信任的所在。长安、洛阳、广陵、武林，每一个流光溢彩的城市有着根系不同、属性各异的基因密码。人们世世代代在其间繁衍生息，留下的，就是历史，演绎的，就是传奇，不会像如今这样标榜日新月异。日新月异，多么乏味、无韵的词。
有时坐在湖边看书喝茶，日暮湖山，极目望去，西湖颇有烟水迷蒙之美。水声拍岸清幽，落叶簌簌而下，随波而去，咫尺之遥，便染繁华。时见画舫溢波而来，虽耳无管弦之声，亦叫人心有曲意。
蓦然想起仲则的“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没有因由地，它像一簇烟花在记忆中猝然绽放，还没回过神来，已留下伤感的余烬。
有些诗句的好处，是可以用语言去形容的，而更多的好诗，无法用语言去品评，只能凭心境去体味，要人同此心才可意会。就像我此刻无法准确地告诉你，他在思念什么，为谁而惆怅。
这种情绪慢慢游走，它似一条河流，变化多端，又似一颗种子蛰伏在心底，等到时机成熟才肯宛转相见。
仲则写诗，遣词造境有其极为独到之处。“立”字是他用得极为传神的一个字。无论是“为谁风露立中宵”，还是“水西楼下立多时”，似写尽了不可言说的孤独之感、隐忍之情。寥寥数语，即能勾起无尽惆怅之思，叫人心意低回。
“立”字又很陡峭，仿佛是立于悬崖之上，背后是万丈深渊，全无退路——是他孤寒心意的写照。
他曾写过一首《寄蒋耘庄》：“踪迹吟场半载同，水西楼下别匆匆。清狂好占溪颜月，寥落应怜泽畔鸿。屐齿青余三迳草，泪珠红入半江枫。酒痕检点春衫在，聚散浑疑一醉中。”中有“水西楼下”之语——“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应与此呼应。
“酒痕检点春衫在，聚散浑疑一醉中。”想起他的诗，我总是忍不住悲，触目生泪。
他总是默默地难过着，像很多说不出为什么难过的人。有些痛无法与人诉，连自己都无法准确捕捉。
如梦在侧，形影不离，他的万种愁心，也许并不为谁，不为具体的事，只是不能遏制地，久远的悲伤再度袭来。
别人在赏丽景繁华，他眼中湖山犹带病容。我多希望他能快乐一点，可惜不能。
他总是借酒浇愁，身内，焚心如火，身外，万仞寒绝。护持着先天破碎的希望，举步维艰。将来，终是不敢预设的。
遥望孤山，我忍不住会想，如果他像林和靖那样梅妻鹤子、孤独丰腴地过完一生，其实都算得偿所愿，不枉此生。他，却是浮生不堪醒，残梦已飘回。
百年后，吟魂犹啼血，只剩，这心血词章，像烟花一样掠过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