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想和反思想相互对抗的节奏，便是我们这门艺术最根本的东西。它在所有优秀故事的心脏搏动，无论其动作有多么内化。甚至，这一简单的动态关系可以变得十分复杂、微妙和反讽。
在《午夜惊情》中，侦探凯勒（阿尔·帕西诺）爱上了他的重大嫌疑犯（艾伦·巴金）。于是乎，每一个指向其罪行的场景都有反讽的转折：以正义价值而论为正，但以爱情价值而论则为负。在成长情节《闪亮的风采》中，大卫（诺亚·泰勒）的音乐胜利（正面）却招致他父亲（阿明·缪勒－斯塔尔）的嫉妒和残酷压制（负面），把这个钢琴师逼进了一种病态的不成熟状态（双重负面），从而使他最后的成功变成了一种艺术成熟和精神成熟的双重胜利（双重正面）。
◎说教倾向
有一点必须谨慎：在创造故事“论战”的维度时，必须万分小心谨慎地给予交战双方同样的火力。在构思那些与你最后陈述相矛盾的场景和序列时，必须像构思那些强化你最后陈述的场景和序列时一样，赋予等量的真理和能量。如果你的影片以反思想结尾，如“犯罪有益，因为……”，那么你就必须放大那些可以引导观众觉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序列。如果你的影片以正面思想作结，如“正义胜利，因为……”，那么你就必须强化那些表达“犯罪有益且非常有益”的序列。换言之，不要偏向“论战”的任何一方。
如果，在一个道德故事中，你准备把反面人物写成一个无知的傻瓜，并自作自受地导致了自我毁灭，难道我们就因此确信善良将会战胜邪恶吗？但如果，你像古代的神话作者一样，准备创作一个几乎无所不能、快要得手的反面人物，你将会迫使自己创造出一个足以应付这一场面，并变得更加强大、更加高明的正面人物。在这种平衡讲述手法的运用之中，善良战胜邪恶的胜利才变得切实可信。
危险之处在于：当你的前提是一个你感到必须向世人证明的思想，而你把故事设计成一种对那一思想不可否认的论证之时，你便已把自己推上了一条说教之路。在急欲劝诫的热情之中，你将会压抑另一方的声音。在你将艺术误用和滥用于说教之时，剧本将变成一部论文电影、一通欲盖弥彰的布道，因为你试图通过这部影片而一举改变整个世界。说教根源于一种天真的热情，认为虚构作品就像手术刀一样可以用来切除社会的毒瘤。
这种故事大都采用社会剧的形式，一种具有两个限定性常规的沉重类型：指出社会弊端；戏剧化地展示疗救办法。例如，作者也许会断定，战争是对人性的摧残，而和平主义是其疗救方法。由于他周身沸腾着一种急欲让我们相信的激情，因此他笔下的好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而他笔下的坏人也都是非常非常坏的人。所有对白也全都是对战争无益和疯狂的“切中要害”的悲叹，认为战争根源就是“统治集团”的肺腑宣言。从提纲开始到最后定稿，他在银幕上填满了令人作呕的画面，以确保每一个场景都在替他大声疾呼：“战争是一种摧残，但是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战争是一种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的摧残……战争是一种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的摧残……”直到你自己都想端起一把枪来。
但是，反战影片中和平主义的呼吁（《多可爱的战争》、《现代启示录》、《加里波底》、《汉堡高地》）很少唤起我们对战争的敏感。我们并不信服，因为在意欲证明他有正确答案的冲动之中，作者视而不见一个我们大家都一目了然的真理——人是好战的。
这并不是说，从一个思想观念开始就必定会产生说教般的作品……但这确实是一种风险。随着故事向前发展，你必须心甘情愿地去关照相反的甚至是对抗的思想。最优秀的作家都有一副辩证的灵活头脑，可以轻易转换观点。他们既能看到正面，也能看到负面，还能看到所有不同程度的反讽，并真心实意令人信服地找出这些观点中蕴含的真理。这种全知迫使他们变得更有创造力、更有想象力，且更有洞察力。而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所表达的即是他们所深深相信的，但这一切都来自他们对每一个鲜活问题的精心权衡以及对其各种可能性的切身体验。
有一点必须明确，作家如果没有哲学家的思维，并保持坚定的信念，就不可能臻于卓越之境。其中的诀窍是，不要成为思想的奴隶，而应让自己沉浸在生活之中。因为证明你观点的证据并不在于你能多么强硬地断言你的主控思想，而在于它将如何战胜你为它部署的各种强大的对抗力量。
我们可以来看看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三部反战影片中无与伦比的平衡。库布里克和编剧对影片的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而能看到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他们的故事揭示出，人类本性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好战、嗜杀的一面，而战争只不过是这一维度的逻辑延伸，使我们不无战栗地意识到，人类喜欢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千万年来如此，当下如此，在一切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如此。
在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中，法国的命运取决于不惜一切代价打赢那场对德国的战争。所以，当法国军队从战场上撤回时，一位暴怒的将军炮制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激将战略：他命令炮兵轰炸自己的部队。在《奇爱博士》中，美国和俄罗斯双方都意识到，在核战争中，不败比取胜更加重要，所以双方都制定了一个保持不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那样的有效，最后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化为灰烬。在《全金属外壳》中，海军陆战队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如何劝说人类摒除禁止同类弑杀的天条。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对新兵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敌人根本就不是人，于是杀人就变成了轻而易举的事，即使他是你的教官。库布里克知道，如果他能给予人类足够的弹药，那么人类必定会开枪打死自己。
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个鲜活的比喻，告诉我们“生活就像是这样”。有史以来，所有经典作品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一剂令我们保持清醒的良药。并不是答案，而是富有诗意的率真，它们把人类世世代代之所以为人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可回避地昭然于天下。
◎理想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反讽主义者
作家及其讲述的故事，根据其主控思想的情感负荷，可以不无裨益地分为三大类别。
○理想主义的主控思想
“上扬结局”故事表达的是乐观主义、希望和人类的梦想，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具有正面负荷的观点；我们所希望的生活图景。例如：
“爱情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征服理性幻想并听从我们的本能”：《汉娜姐妹》。在这一多情节故事中，一群纽约人在寻找爱情，但他们却无法找到，因为他们在不停地思考、分析，试图破解事物的意义：两性政治学、事业、道义或永生。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抛弃了他们的理性幻想并听从自己的心声。当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爱情。这是伍迪·艾伦所拍摄的最乐观的影片之一。
“善良取胜，只要我们智胜邪恶”：《东镇女巫》。女巫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略施小计令魔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在三个胖娃娃身上找到了善良和幸福。
“人类的勇气和智慧必定战胜大自然的肆虐”：求生电影作为动作/探险片的次类型，都是“上扬结局”的故事，描写人类和自然环境力量之间的生死冲突。在灭绝的边缘，主人公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才智与常常残酷无情的大自然作斗争并全身而返：《海神号遇险记》、《大白鲨》、《火之战》、《小魔煞》、《陆上行舟》、《凤凰劫》、《天劫余生》。
○悲观主义的主控思想
“低落结局”故事表达的是我们的愤世嫉俗、失落感和时运不济之叹，是对文明堕落和人性阴暗面的一种具有负面负荷的观感；是我们所害怕发生而又明知它会时常发生的人生境遇。例如：
“激情转化为暴力并毁灭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把人当作取乐的对象”：《与陌生人共舞》。这部英国作品中的恋人认为，他们的问题是由于阶级差别，但阶级问题已经被无数对恋人所克服。深层的冲突是，他们的恋情被一种互相占有对方的欲望所毒化，他们都想把对方作为自己神经质的满足对象，直到一方获得终极占有——恋人的生命。
“邪恶横行，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唐人街》。从表面上看，《唐人街》揭示的是富人可以杀人无罪，逍遥法外。他们也的确如此。但从深层上看，这部影片揭露了邪恶的无所不在。在现实中，由于善与恶在人性中所占的比重相等，恶压制善和善战胜恶的机会相同。我们既是天使也是恶魔。如果我们的天性能向任何一边稍稍倾斜，那么所有的社会难题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会被解决干净。但是，我们是那样的分裂，以致不可能确知我们彼时将会是什么样子。此一时，我们建造了巴黎圣母院；而彼一时，却建造出奥斯威辛。
“大自然的力量终将主宰人类的无谓努力”，当求生电影的反思想成为其主控思想时，我们便能看到那种颇为罕见的“低落结局”电影，片中的人类再次与自然的肆虐抗争，但最后甘拜下风：《南极的斯科特》、《象人》、《大地震》和《群鸟》。在这些影片中，大自然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尽管最终还是放过了我们。这类影片之所以罕见，是因为悲观现实是人们急欲回避的严酷真理。
○反讽主义的主控思想
“上扬/低落结局”故事表达的是我们生存状况的复杂性和两面性，是一种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负荷的视觉，是最完整和最现实的生活。
此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犬儒主义融为一体。这类故事并不只是言说某一极端，而是两者兼顾。理想主义的“爱情必胜，只要我们能为他人牺牲自己的需要”，如《克莱默夫妇》和悲观主义的“爱情导致毁灭，因为自私自利成为主宰”，如《错对冤家》融为一体，最后导向一个反讽主义的主控思想：“爱情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剪不断理还乱、刻骨铭心、撕肝裂肺，既温柔又残忍，我们之所以依然苦苦寻求，是因为没有它，生活便失去了意义”，如影片《安妮·霍尔》、《曼哈顿》、《为你疯狂》所表现的那样。
以下是两种反讽主义主控思想的典型例子，其中表达出来的反讽意味帮助我们界定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伦理和心态。
第一个是正面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