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和我们精神病理学观点分析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威胁并非总是致病的；对于威胁既有健康的应付方式，也有精神病或神经病的解决办法。
此外，一种明显的威胁情况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可能导致也可能并不导致在心理上受威胁的感觉。一次轰炸或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其威胁的程度可能还不如受人嘲笑，被人冷落，被抛弃，自己的孩子生病，或者受一位陌生人的凌辱。而且，威胁也可能起到使人坚强起来的作用。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原由来谈论，我们最好还是来分析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病态，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
我们可以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然后则是选择，可以假设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来说是次要的概念。重要的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因素——威胁实际上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有阻挠作用。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掌握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生存威胁的本质特征
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心有余悸。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带来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伴随的各种冲突。
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哥尔德斯坦、史勒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有机性精神病患者都感受到基本的威胁。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
从卡顿诺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著中，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必须再一次指出，一种受创伤的遭遇同受创伤的感觉并不一样，也就是说，一种受创伤的遭遇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但却不一定非造成这种威胁不可。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以给人教益，使人坚强。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活本身最基本的行为功能——行走，奖金，交谈，进食等等——所发生的一种基本威胁的后果。
我们可以这样来叙述一下其论点的大意：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在他的门外守候。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极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能力，其他一些比较轻微的创伤威胁当然也就更小一些。另外，某种性格结构使一些人易于受威胁左右，在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这种反应则更经常地发生。
不论什么原因，死亡的临近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基本的信心而处于感到受威胁的状态。当我们再也无法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使我们无法忍受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会有各种威胁的感觉。其他“我们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类中还应该加上严重的痛苦，这当然更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或者还能扩充一下这一概念的内容，把通常包含在其他种类中的各种现象也包含进来。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突然的强烈刺激，没有预防便被摔落、摔倒，任何未被解释或陌生的事情，某种对儿童产生威胁而不仅仅是引起激动，更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习惯或节奏的打乱。
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的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威胁性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威信，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才能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的威胁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
一般说来，下面的几点都被觉得有我们所谈意义上的威胁性：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掌握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不管我们对威胁下怎样的定义，有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到：一个最终的定义，不管包括其他什么内容，当然必须涉及到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关于精神病病因的理论也必然要直接依赖动机理论。
界定威胁的必要性，可以从一般动力学理论和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为能只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单纯依照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而界定的。最坚持这种错误观点的是一些所谓动物神经病的研究者。
我们该如何确定某一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轻易地由足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做出判断，如精神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受到威胁的症状做出反应时，我们才会知道那是一种有威胁的情况。这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界定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界定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随着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所谓循环定义的名声也必定好转。无论如何，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来说，这当然并非一个高不可越的障碍。
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始终把威胁感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做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有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病理论中，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性质，又有必要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
在动物行为紊乱方面的研究中很容易得出，它们的研究一般是针对外界环境方面而非动力方面。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一旦被稳定下来，就以为完成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错误了。当然，最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只有有机体觉察到或因此做出反应，或以某种方式受其影响的事物。
这一事实，以及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他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光应该得到口头认可，还应该承认它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最终的结果。例如，巴甫洛夫已经证明，动物必须具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气质，否则外部冲突就不会导致任何内部冲突，而且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
我们还应认识到，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使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的个别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在戈恩特和李得尔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正是如此。我们通过对白鼠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例子中，有机体的特性对于决定是否会因为相同外部情况而衰竭是至关紧要的。不同种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于外部情况进行观察，做出反应、感到受威胁或是不受威胁。当然，在许多类似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得并不精确。此外，由于忽略了对有机体所受威胁的性质应该个别界定，便似乎难以理解各种动物对于同一情况所做出的反应的差异性。
比通常用在这类文献中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这是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了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但我们还应该使它的某些含义更清楚一点，例如，从动物那里夺走它看重的东西，可以导致同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样的病理反应。
在人身上，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外，这一概念还应该包括某些疾病和某些对有机体整体人格的损害的威胁性质等因素，它使一个动物能够面对某个要求它做一些难以做的事情的情况；它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毫不在乎，对它无动于衷，甚至不屑对它进行察觉，便可以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在史勒的说法上加一个强烈动机的说法来获得：“当有机体面临一个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对付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也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现象。然而，它是为实验目的而对威胁理论所作的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叙述，这是它的优点。
另外，动物的行为前后表现得并不一致。这是由于忽略了区分动物在面临非威胁性或威胁性选择以及威胁和非威胁性挫折中的情况。如果设想动物正处于迷宫中一个选择点上的冲突情况，那它为什么不经常地崩溃呢？如果设想剥夺食物24小时是对于老鼠的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假设或概念都需要改变一下。一个忽略区别的例子不能区分两种选择：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些事物，在另一种选择中则什么也没放弃，在这种选择中目标保持不变并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这同一个得到了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而且食物和水之间二者不可兼得时，它就可能有受到了威胁的感觉。
我们绝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
一生经历中的威胁
普通的或有神经病的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要比健康成年人多。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越来越不受威胁的影响；举例说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有信心，他的男性气质便不容易受到威胁。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爱或可爱，那么，即使你不再爱他了，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必须再一次依靠功能性原则。精神病病因如果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精神病理学也可能是单元的。
威胁对自我实现的妨碍
威胁的大部分特殊例子都归在“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哥尔德斯坦也曾这样做过。这样强调将来的以及当时的损害，有许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已经觉察到偏离了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概念的相对性和由此而来的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搞成同义词，造成了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但在将来则是有威胁的或对成长是有妨碍的。孩子现在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不利于他成长。例如：父母过于满足孩子，从而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变态。
疾病的单元性
另一个由精神病的单元性质所引起的难题是由于它和不很完善的发展相提并论而引发。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如果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精神病理学也可能是单元的。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医学模式上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一般性疾病的特殊反应，正如霍尼所声称的那样。我关于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的实验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出有一般心理疾病而不是臆想病或忧虑症等特殊神经病的患者方面卓有成效。
我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说，因为它们都是由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引发的，而这也是我最想说明的。有必要做的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它的各种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在人类总体中只有一少部分达到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倾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个人生命成长的一种失败
20世纪中期普遍承认的理论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那时存在着的、医学模型上的一种疾患或病症。但我们已经学会用辩证的方式看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丰满人性的向前的困难摸索，在畏缩而不是在勇气的庇护下胆怯而软弱地前进，而这过程既包含着现在也包含着未来。
我们得到的一切证据（大都是临床证据，也有某些其他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几乎每一个新生物，都有一种倾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倾向成长或倾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在人类总体中只有一少部分达到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倾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既预料到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又失望于这种可能性实现的罕见，这是我们研究人性的新方法。不论何种现状，这种态度和“现实主义的”何种现状都接受的态度是对立的，后者认为现状是常规，例如电视的民意测验。此时此刻，无论是从描述观点看，还是从没有价值观念的科学观看，这一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满足。常态宁可说是一种疾病或残废或瘫痪，那是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而未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