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来看得起学生，并且不惜推崇学生们的独到的特殊成绩。这一点，上海的大学教授很少有能够如此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学问并不高明，自己的程度常常比高明的学生要坏，因此也很难知道自己的学生是否高明。在北大呢，至少在沈兼士先生的口里，常常誉不离口的称赞大学四年级生周祖谟的对于文字声韵的精研，而大学一年级的俞敏的语音学的训练也叫罗常培先生大吃一惊。后来，周祖谟进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俞敏也做了北平中国学院讲师，不负师友们的赞许和钦佩。胡适之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凡是读到丁声树先生在《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近著《〈诗〉卷耳采采说》一文的，没有人不觉得丁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功力不下于清代的戴东原和马瑞辰。可是，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静态的教授们和动态的教授们多少有一点儿分别。假如我要具体一点的讲，那末，动态的教授们常常（在从前）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发表一篇对新闻记者的谈话，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的教授们则至多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玻璃厂，海王村一带去搜罗旧书。动的教授们喜欢坐一辆私人购买的小汽车，车的式样既不美观，大约准是敝旧的二路货，然而乘坐着出入于北平图书馆附近的金鳌玉桥一带，塔影岚光，汽笛呜呜，不能不说是优美的北平风光的一种点缀。静的教授们，出入则喜乘洋车或步行。我刚才所写的钱宾四先生，就可以算是静的方面的代表。他宁可在校内自出心裁的编著一本中国通史讲义，但是，据我的私人的猜测，不希望出席教育部的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作一篇四周地理考在《禹贡》上面登载，绝不愿大张旗鼓的积极的领导或抨击一种新的学术运动，或写一篇中华民族起源于东南沿海说。郑石君（奠）先生也可算是静的方面的著名的教授。我常常说上海的大学教授们善于出版概论，发凡，大纲，往往一二种的著作就足以叫他们在海派文坛中望之俨然，侧目而视。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郑先生。郑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了十余年，家乡本是浙江诸暨枫桥阮家埠，在北平就住在北大附近的五老胡同。他这一位顶和蔼的恂恂儒者，面孔胖胖的，戴着玳瑁边的眼镜，身上穿着一件深蓝布的长衫，满身粉笔灰尘。他的著作极多，从来不允许在坊间的任何大书局出版，然而却有自己的编纂计划，每月案头堆积的稿本积纸总可盈寸。据郑毅生（天挺）先生告诉我，石君先生已经完成的著述——大部分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新的创业者的工作——的稿本已经超出了五百种的数目，每种的卷数决不止薄薄的两三本。他的未出版的论文集要的一部分的稿子，我曾经参加过标点分段（约一百多篇），听说另外一部分也有人拿去在清华大学采用。可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委员的名单里面，却看不到郑石君先生的名字。正好像民国初年在梁任公先生的口头义务宣传以前，即使在学人荟萃的北平，也没有人注意到《快阁师石山房丛书》的著者姚振宗一样。郑石君先生假使不是比姚振宗的学问来得更见渊博功深，那么，我想我应该替北京大学谦逊一点的说，郑先生就是现代的姚振宗。
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的生活，也不庄严，也不枯燥，只是一种合理的修养和不断的增加学问的总成绩。近年以来，虽然刘半农，黄节，钱玄同先生都相继逝世了，可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唐兰先生的甲骨金石，罗常培、魏建功先生的语音声韵，余嘉锡、赵万里先生的目录版本，胡适、郑奠、罗庸先生的文学史，孙楷第先生的小说史，顾随先生的戏曲，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单是指的中国文学系。史学系呢，最近逝去的孟森，不但他的常州官话永远的嵌在我的脑里，他的清史考据的伟大成就，他的临大节不苟免的正气磅礴，又有谁不感到钦仰，兴奋。除了孟心史先生外，史学系还有陈援庵，钱穆，毛准，郑天挺，蒙文通，姚士鳌；哲学系呢，汤用彤，熊十力，周叔迦……；如其不是在“此地空余文化城”的北平，如其不是在绝对自由绝对放任绝对幽静的北大，这许多实大声宏的学者又怎样能够紧压着各人的心情，在同样的一间客厅里面静听芦桥南苑传来的一阵阵的炮声。外国语文学系，教育系的教授们我并不十分熟悉，然而你也许知道梁实秋、朱光潜、罗念生、陈雪屏或吴俊升，这都是独往独来的人物，各有着他们的超特的学力或重大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许这也不足以代表北京大学的教授的全貌。那末，最能够补充北京大学教授的特点的，还应该一提近年逝世的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名闻全国的学者，文字声韵的探讨，国语运动的提倡，都有着很大的贡献。然而他独自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春明馆喝茶的时候，是照例谁都不理会的，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或同事。这个，因为钱先生认为在公园里疏散是他的个人的事。在周环十围的古木的阴森的树荫底下，冥心默想，最能够代表智者的心情。可是，在同样的公园的柏树旁，民国十六年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却约了孙伏园先生谈天，并且还愤慨的说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名句，这句话即使说得痛心一点，也只好算是相反而相成的仁者的怀抱。因为，钱玄同先生应该归到智者的范畴里面，所以晚年的钱先生，痛心国事，愤忧郁懑，以至于病殁在沦丧了一年后的北平城内，他的遭遇恰似诗人陈散原和史家孟心史。因为胡适之先生应该列入仁者的领域之内，所以胡先生抛弃了北平米粮库四号的藏晖室，安顿家室，远役重洋，至今负着为国宣劳的重大的任务。这几天我常常思虑我应该不应该写出来我对于北大的教授们的印象，现在既已什么都不顾的写了出来，越觉得自己的思想或文字的低能，也就同时看出或感到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的身体力行的深刻的教训的宝贵。北大的教授们不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成就不只限于区区的学者或腐儒。他们的生活是平实朴素。他们的言语从不说谎，他们的皮鞋并不擦亮。他们和学生生活在一起，时常关心，同情和鼓励。他们从来不羡慕北平城外的另外一家著名洋化的大学，在图书馆里的楼下划分出一间一间的规定时间的指定的教授办公室，在凸花纹的玻璃上漆着系主任，教授或讲师的名字。可是，我老实不客气的告诉您一句私语，好在这儿也没有别人，对于这种办公室我倒是十二分的羡慕和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早就承认，我并非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低能儿。
志摩纪念
周作人
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有些是旧有的。有些给小孩们拿去看丢了，重新买来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衬页上写了这几行字：“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的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哪里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难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半农纪念
周作人
七月十五日夜我们来到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见梁宗岱先生和陈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谈次，陈女士说在南京看见报载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听了觉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说这恐怕又是别一个刘复吧，但陈女士说报上说的不是刘复而是刘半农，又说北京大学给他照料治丧，可见这是不会错的了。我们将离开北京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
刘半农像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得用笔墨记录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那么我就容易说话，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很熟的朋友都只作一整个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完全明了，就觉得不诚实，比不说还要不好。荏苒四个多月过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刘半农的女儿小惠女士外，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虽然有三四处定期刊物叫我写纪念的文章，都谢绝了，因为实在写不出。九月十四日，半农死后整两个月，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不得不送一副挽联，我也只得写这样平凡的几句话去：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