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胡适是在美国留学时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赏识的，回国以后，在北大教书。《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后，曾发生一件件：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玄同、半农的文笔犀利，讽刺挖苦（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提出来），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我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二周兄弟（树人、作人）对胡适这种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由这件事也可看出，胡适从“改良文学”到逐渐复古，走到梁任公、林琴南一边，不是偶然的。
评议会做的几件事
（一）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举，约每五人中举一人。当时教授共八十余人（讲师、助教一百五十余人不在内），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女禁），均须评议会通过。文、理、法、预四科教授都有代表参加评议会，大家都很兴奋。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 ，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卒，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维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二）评议会成立以后，我忘了是哪一年，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主要是反对胡适，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为人治学又浅薄，以后是蔡元培把他捧出来的。当时反对胡适最力的是理科天文学教授秦景阳（秦汾）。我们和蔡先生商量，决定提名马寅初为候选人。当时，理科提出俞同奎，文科提出陈大齐，法科提出马寅初，这三个候选人势均力敌，在评议会选举时，主席蔡先生投马寅初一票，马得以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为什么蔡先生同意以马寅初当教务长呢？一则是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出来当教务长，我们去了免去无谓之争端，就提出以法科的人来担任；二是是马寅初本来是北大教员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他得罪了北京中学界，中学教员很不满意他，而教员会和北京学界的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商量，教员会改推康宝忠和马叙伦领导，马寅初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了第一任教务长。
评议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我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满意。”我答曰：“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胡适这个人，因缘时会，盗窃虚名，实际他是一个热衷利禄的政客，并非潜心学术的文士。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工会既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赶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类此。
（三）“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事情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家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蔡元培的走和蒋梦麟的来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十一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帐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教育部对蔡先生掣肘的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袁希涛对蔡不好，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此在旧社会，亦系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场中更不足为奇。
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
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定，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罢课，尔和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诣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出来，说：“我昨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答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做去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蔡接着讲：“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先生又说：“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北大章程上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我就在评议会提出要去法国，胡适反对，他说国文教员不必到法国去。我说：我去过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评议会通过了，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起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到1921年，才答应除月薪照发外，另给我四十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发病了。
1922年，蒋梦麟和胡适联合起来，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胡适是骨子里一开始就反对评议会，至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评议会成为空的，取消了教授治校。北大舌耕回忆录
邓嗣禹
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了6年书，例当休假一年。胡适先生约去北大讲学，将书籍带回国，想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培育人才，总是“奶奶抱孩子，人家的”的感想。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乃由横滨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信忠、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吴府请客，高朋满座，稍沾酒意，即高谈阔论。在芝大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故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蒙吴文藻先生推荐，想聘嗣禹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甚优。如记忆不错，似为美金八百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被战败的日本国民，尚未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费用很有限。一年有相当的积蓄。故允许考虑。
回到上海，小住数日，候船返湘省亲，觉上海生活程度很高，乃由旅馆搬住青年会。以后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告知去北大，或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听我傅斯年的，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啥意思。去北大，去北大！”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东京的幻想。至今回顾，引为幸事。
大概是8月中旬，由老家去北大，拿出胡适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少年精干，满面笑容的迎接。稍为寒暄，即领去见杨振声代理教务长（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及姚从吾史学系主任，我跟杨先生曾在芝加哥认识，请他讲过演，吃过饭，领教过他所嗜好的杯中物。姚先生久仰其名，初次见面，即知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教授及生活事务，皆请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於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以应，因当时煤电，俱感短缺。幸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找材料时，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愿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温暖之气，如登天堂，非常高兴。
我开两门课，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皆预先安排课程，列出参考书，预定大小考试日期，并需要作学期论文。一年当中，我从未缺课，只有一次，晚到两三分钟，但亦不喜欢学生常缺课，有时也点名，所以学生缺课的很少。小考欠佳者，要来跟我作个别谈话，找出背景，提出警告，以免大考不及格。不好的学生，多半是根底差，生活穷苦。要在外面打工，工资低，吃不饱，故进步迟缓。可是幸运得很，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不少很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用功。但无论程度好坏，学生都很客气，很有礼貌，校园中见面，识与不识，冬天皆脱帽鞠躬，然后知他或她是我班上的学生，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地方，使教书匠高兴，减少“沙滩”的枯燥（当时北大在“沙滩”）。
两班的学生很不少，中国近代史更多，听讲者似乎感觉兴趣。可是有一次评论某要人，下课后，有一学生心平气静的说：“邓先生，您今天把我的祖父，批评得太苛刻，他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顽固。”我说：“我只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立论。品评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如对于曹操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例子。”
普通教书的人，多能记着好学生的名字，我在北大教书仅一年，高才生有漆侠、田余庆、吴天南、罗荣渠、潘镛、许世华、黄永荠、龙丽侠等，这些人都在小考大考得高分，算是我的幸运。西史名著选读班，比较差一点。好的学生，只能想起赵思训、向大甘、邓锐龄、周昭贤等。最大的原因，是英文基础浅薄。在日人占领下，学生必须学日文，把英文忽略了。我介绍几本日文讲西洋史学的书，他们也不能全懂。据说日本教授早知要战败，即不认真教书，在班上唱日文歌，开开玩笑，讲点故事，给学生们一两块糖吃，下课，以买中国人的好感。迫不得已，我采取一简单课本，将英文新字，写在黑板上，解释意思。希腊、罗马史学家之名，也照样办理，并注明音符；然后将每一史家之名著特点略加说明而已。但数月以后，学生的英文也稍有进步。因为他们很用功，求知欲大，不怕翻字典，稍加指导即可见效。可惜有的学生，买不起英文字典，又不能常去图书馆，晚上要打工，图书馆太拥挤，去晚一点，找不到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