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称谓。剃头匠也不例外。旧时候，栖霞人把给人剃头的叫“待诏”。叫白了就成了“代就”。
几年前，牟氏庄园管理处的郝继忠老师就“待诏”这一职业做过访问。栖霞城关村的孙姓是理发世家，很早的时候便从诸城落户栖霞，专门做“待诏”。几年前，郝继忠曾采访过城关村80多岁的郝德明老人，他们一家从莱阳迁到栖霞已有六代人，他父亲还有他的爷爷、老爷爷都是做理发行业的。他说，如果哪一个村有理发的，时间久了，人们就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直接叫“待诏”，叫他们的家人为“待诏家的”。而如果“待诏”多了就叫东街“待诏”，西街“待诏”。
“待诏”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文雅，从字面意思应该理解为“随时待命而被召唤之意”。所以郝继忠认为“待诏”这个名字应该是从皇宫里叫出来的。这种揣测不无道理。汉代的时候，朝廷以才技征召士人，以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谓之“待诏”。唐初，置翰林院，凡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等有专长者，均待诏值日于翰林院，给以粮米，使待诏命，有画待诏、医待诏等。宋、元时期尊称手艺工人为待诏，即由于此。宋有翰林待诏，堂写书诏。明清时，翰林院中仍置有待诏，掌校对章疏文史，但地位低微，秩从九品。
而“待诏”一词用于理发行业也有其历史渊源。在古代并没有“剃头”或“理发”这一行业。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认为“头发”受之于父母，是不能随便剃除的。因此，男女老少都留着长发，并挽发为髻，用椎子把发髻盘在脑后，只不过男女老少盘发的方式各不相同，以此来区别年龄和性别。那时候人们是不需理发，只需沐发与梳栉，为此而出现了专门的“栉工”，他们用梳子和篦子为人整理发髻。
据考证，“理发”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朱熹在注疏《诗·周颂·良耜》的“其比为栉”一句时，说“栉，理发器也”。据说，到宋朝时理发业发展很快，民间已经有了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在元、明两朝，理发变得更加普遍。而到了清朝，满人为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强制下令男子一律剃头梳辫，变束发为髻成剃发留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人们无奈，只好剃掉前额顶上的头发，留梳长辫。“待诏”行业便更兴盛。
关于“待诏”的由来，郝德明曾讲了一传说。
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位文官，原是明朝的大臣。清政府让他设计官服、官帽、官符等。由于对清政府不满，于是他设计的官服便有些不雅。比如：马蹄袖、开腹袍、四叶肝还有顶戴花翎、官符子都是以禽兽为图案。后来，又让他设计发型，于是他设计的发型是：剃半头，留辫子。旧官府中的官兵要遵守，可是平民百姓就不好统一了。于是，朝廷就把剃头匠组织起来，手持圣旨，归于待诏，享受俸禄，走街串巷，逮住一个剃一个，为此百姓便不叫他们“待诏”，而叫“逮住”。从此，串乡理发的都称“待诏”。
正规的“待诏”下乡理发应挑着剃头挑子，手执铁镊子沿街叫号，给人理发。他们的剃头挑子上都挂有一个圣旨状的招牌，但上面无字。手里持一把一尺长的大镊子，有二斤多重，用其往“圣旨”上一敲，便发出“嘡啷”的声响。这就成了待诏下乡招客的“叫号”。郝德明说，这个形似大镊子的“叫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他家里还有一个，后来反无极道的时候，房子被放火烧了，大镊子也就没了。人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因为“待诏”挑子的一头是盛理发工具的小木箱，箱子分几个小抽屉，里面有磨石、毛巾、围裙、剪刀、小圆头镊子等；另一头则主要挑着一个火炉子，还有木炭、壶、脸盆等。早期在栖霞，给人剃头的“待诏”许多行头都很简单，特别是下乡剃头的，没有剃头挑子，也不招呼，只往人堆里凑。人们看到他身上的那一身行头就知道是“待诏”来了。“待诏”的行头也很简单，一般是一条毛巾，一个方凳，一个脸盆，一个工具箱。走路时，方凳背于右肩上，凳腿上架个脸盆，毛巾始终搭在肩上。工具箱上有一背带，背于左肩。如果来了生意，“待诏”就会把脸盆放到凳子上，先给客人洗头，之后再坐在凳子上剃头。工具箱是“待诏”的百宝箱，比妇女的梳妆匣子稍大一些，箱内装着磨刀石、备用剃刀和剪子、围裙。“待诏”最招牌的一件工具就是木柄剃刀，装于上衣口袋，木柄露在口袋外，刀子藏于口袋，一看就知道是剃头的。
县城或大城市里的“待诏”不用串乡，大多都有自己的“待诏铺子”，这要比乡下的“待诏”档次高许多。
时过境迁，经过了数百年的变迁，理发这一行当也发生了的巨大变化。现在很少有人再刮头，理发的工具也变成了专业的推子，“待诏”这个名称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很少为人所知。如今，称这行当为“理发”。可是毕竟它曾经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记住它，因为那是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