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身为相国，可住的房子还是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低矮潮湿的旧屋。齐景公很是过意不去，便要给他换一座高大明亮的宅邸。
晏子不同意，并说：“我的先祖住在这里，而我对国家没有什么功劳，住在这里已经是很过分了，怎么可以住更好的房子呢？”他坚决不换。
不久后，晏子出使晋国，齐景公利用这个机会，派人迁走了他的邻居，在原地重新盖了一座大宅第。
晏子出使归来的路上，听到了这一消息，便让车停在临淄城外，随即派人请求景公把新宅拆除，请邻居们再搬回来。经过多次请求，景公终于勉强同意了，晏子这才驱车进城。
晏子在作齐国丞相的整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都十分严格。他吃的是仅仅去了谷皮的粗粮，以烘烤飞鸟、咸菜、苔菜为菜。景公听说后，到晏子家赴宴，以看他家的伙食。等到吃饭时，景公看到果然是那些粗茶淡饭，心里不禁内疚地说：“想不到先生家这么困难，而我却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啊。”
晏子却笑着回答道：“一切都是因为世间物资匮乏呀，去皮的粗粮能吃饱，是士人的第一满足；烘烤飞鸟，是士人的第二满足；有盐吃，是士人的第三满足。我没有比别人更强的能力，而有这三种满足，君王的赏赐已经够丰厚了，我家并不贫困啊！”景公听后，不禁对晏子更加宠信了。
有一次，景公见晏子的车子太旧了，就派人给他送去新车；又见他的马太瘦了，又差人给他送去骏马。可一连送了三次，都被晏子谢绝了。景公很不高兴地把晏子召来，对他说：“您不接受车和马，我以后也不再坐辇了。”
晏子听后忙说：“君王您让我统领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从俭处事，以便给全国人民作个榜样。即使如此，我还惟恐他们有奢侈浪费和不正当的行为。现在您在上面乘坐四马大车，我在下面也坐四马大车，这样一来，有些人就会学您和我的样子，上行下效，会弄得全国奢侈成风，到时候我也就没有办法去禁止了。”
晏子的言论，一方面显示了他高超的智慧，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高尚的品德，而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让世人敬佩的原因。
为官者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为人险恶、善于奉承者可能会盗得一时之名，但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持续很久，惟有那些忠心耿耿、品德优良的人，才能最终博得领导者的宠信和后人对他的赞扬。
唐武则天时代，是一个政坛动荡纷纭的时代，新贵迭出，卿相与囚徒之间的转换更是须臾之间，宠辱的变故，随时可以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而此时的宰相狄仁杰却能最终博得武则天的宠信，而其他诸相则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狄仁杰能够做到对一切宠辱不惊、泰然处之，二则是狄仁杰的为人彻底地征服了武则天。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曾在任职大理时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而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
武则天垂拱二年，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由于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歌功颂德。
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
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
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在用人问题上，狄仁杰一直谢绝请托、荐用贤士，而决不利用权势任用亲旧。
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说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
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了唐代中兴的名臣。
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
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
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任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面对如此优遇，许多臣子可能早已忘乎所以，他们或者专横跋扈、擅弄权柄，或者结党私营。而狄仁杰却秉以公心，俭约奉公，从不牟取私利。
久视元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
而正是由于他的高贵品德，使一代女皇武则天都对他推崇备至，可见，品德之于好官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般重要。
历史上，因品德优良而事业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就是一个以“德”服人的典型代表。
于谦从永乐年间考中进士后，历任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重要职务，以廉洁、淳厚闻名全国。他青年时代在一首诗中写道：“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正是他一生刚直、清廉的真实写照。
明宣宗朱瞻基亲笔破格提拔他为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作为两个行省的最高长官，对自己要求极严，无论出巡还是进京，从不摆大官的架子，而总是轻骑简从。
为此，于谦深受百姓的爱戴。
于谦到河南、山西上任后的第五年，明宣宗病死，英宗继位后平庸无能，朝廷被宦官王振实操大权。王振凭着英宗对他的宠爱，终日作威作福、气焰嚣张。
朝廷上下大小官员都惧怕王振的权势，为了讨好他，一个个争相暗地里给他送礼，而于谦却不理这套，每次进京办事或述职都不肯给王振带任何礼物。因此，王振党系把于谦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决定把他除掉。
正统十一年，于谦任河南、山西巡抚已经十七、八年了，他感到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容易被朝廷猜忌，于是趁进京述职的时候，上书给明英宗，请求免职并推荐参政王孙原贞代替自己。对于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王振却趁机借题发挥，诬陷于谦是因为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不满，故而才举荐私人代替自己。接着，竟自作主张地将于谦关进了大牢。
听到于谦被捕入狱的消息，山西、河南的老百姓和众多读书人，不断有人跑到北京上书英宗皇帝，要求释放于谦。王振自知众怒难犯，只好把于谦放了出来，给予降职处分。
可是，对于这样的结果，山西、河南的百姓仍旧不能接受，他们很快又集合了一万多人来到京城，跪在皇宫外边，请求朝廷让于谦官复原职，这一次连明王朝的两省藩王——太原的晋王和开封的周王也出面了，他们出于地方安定的意愿也极力请求于谦重回两省主持政务，在这种形势下，王振不得不同意将于谦复职。
后来，王振由于作恶多端，加上在土木堡一战中瞎指挥导致惨败的严重失误，被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于谦则由于深得民心而被皇太后亲自任命为兵部尚书。
正是由于于谦的高尚品德，使他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站出来帮他。
历史上那些能够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无不以德来严律自己，拥有了高贵的品德，也就拥有了被别人认可、赏识的根基。
北宋的大政治家王安石，虽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但是他的勤政、廉洁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计还藤床的故事，就可见一斑。
宋神宗时，王安石因为革新变法的屡屡受挫，被迫辞去宰相一职，退居江宁。王安石在日常生活中一向不修边幅，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不爱洗澡，因而身上长有虱子。他的夫人吴氏却喜欢整洁，事事讲究干净整齐，甚至到了爱洁成癖的地步。
王安石辞官后，一应的公家之物都如数交回，只有一张藤床，吴夫人十分喜爱，一直未还。
有一天，有关官吏奉命前来索还，可府中上下，谁也不敢向夫人禀告，怕惹她大闹一场。王安石知道后，也没去和夫人争执，而是若无其事地光脚躺到了藤床上，还在上面睡了一觉。吴夫人远远望见，果然打发仆人把藤床送了回去。
倡廉之举，事不在小。越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越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王安石还藤床之事虽小，但却体现出了他的为人之真、品德之高。
在成功者看来，“德”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糊涂大师郑板桥从自己的儿子还小时就开始培养他的品德。
郑板桥教育自己的儿子说：“读书是为了明理，而不是为了做官。读书首先是学习怎么做人。”
郑板桥在外做官，便把儿子托付给弟弟，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息也。”
郑板桥主张，孩子和仆人的儿女要平等对待。在家塾里，对待同学也要尊重。他说：“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主要是不要因为自己父亲当官就瞧不起人。更重要的是尊师，择师为难，敬师为要。”他认为，尊师的关键在于家长，家长对老师尊重，子弟才会对老师尊重。
郑板桥还为儿子抄了五言诗四首：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窭汉受罪毕；
才得放脚眠，蚊虫葛蚤出。
前三首都是唐朝的旧作，后一首是在明代北京流行的消寒图中的《九九歌》里摘录的。郑板桥想利用儿歌的形式，使孩子从小认识劳动人民的痛苦，从而明白做人的道理。
郑板桥这样教育孩子，让人大为称道，也能看出一个为官者最为宝贵的经验总结——做人，应该“德”在先，有“德”是日后成为一个好官的基础，也是一个人能成功的必备素质。
有时候，一个人有好的品德与得体的处世习惯，是赢得他人赏识、帮助的前提条件。
很多工商界人士都知道有个名震海内外的“宁波帮”，它的奠基者严厚信还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银行、第一个商会、第一批机械化工厂的创办者。而他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也不是完全凭着过人的才华，最关键的是凭着他的好品德，换来了贵人相助。
严厚信原籍慈溪市，少年时，因为家里贫困，只上过几年私塾，辍学后在宁波垣业钱庄当学徒。他经同乡介绍在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在此期间，他手脚勤快、头脑聪明，很快掌握了将金银熔化的技术，并掌握了打铸钗、髻、镯、戒指和项圈等各种首饰的技巧。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和绘画，并常常临摹古今名家的作品，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后来，严厚信在生意中结识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次，胡雪岩在宝成银楼定做一批首饰，是严厚信亲自动手制作的，做好后又亲自送去。胡雪岩给了他一包银子，要他点一下，他说：“我相信胡老爷，不用点。”但是，当他拿到店里一过数，竟发现少了2两银子，他不声不响，将自己的辛苦工钱暗暗地凑在里面，交给了老板。
又一次，胡雪岩又要宝成银楼的首饰，严厚信送去之后，又数也不数拿了一包银子回来。可是，一数，吓了一跳，多出了10两银子！10两银子在是一笔大数目，当时相当于一个小伙计的几年辛苦工钱。然而，他想起家里大人的教诲，绝不能要昧心钱。于是，次日一早，马上送还给了胡。
其实，前后两次一少一多，都是胡雪岩有意在试他的品行。自然，他得到了胡的欣赏。继而，他以自画的芦雁团扇赠给胡雪岩，深得胡的喜爱，称赞他“品德高雅、厚信笃实，非市侩可比。”不久，将他推荐给中书李鸿章，使他得到了在上海转运饷械、在天津帮办盐务等美差，逐渐积累了一些金钱。尔后，在天津开了一家物华楼金店，开始了他的事业。
诚实、善良的品德是成功的基本前提，一个人只有具备坦荡荡的胸怀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有了信任才会得到重用，这便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先后不能颠倒的逻辑。
官者与官者是不同的，有的官者受到世人的尊重，而有的官者受到世人的唾弃。只有品行好的官者，才能够光明正大、一生磊落。
东汉时，一个叫廉范的读书人拜博士薛汉为师，跟随他学习知识。廉范学习非常刻苦，常常学习到深夜仍不知疲倦。一次，薛汉劝他不用如此辛苦，廉范说：“我天生并不聪明，如果不用勤奋弥补，那么就没有指望学业有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