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法第四十五
[原文]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絜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粗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无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产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五“任法第四十五”
[译文]
凡是身为君主的却不能实施自己法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要看大臣的脸色，背离法度而去听从贵臣，这就是贵臣威胁君主。富人用财宝来事奉君主，进而就牵制了君主，君主背离法度而听从他，这就是富人收买君主。贱者装出温顺谦卑可怜兮兮的样子哀告君主，使君主背离法度而听从他，这就是贱者讨好君主。近臣利用亲近之便去恳求君主，君主因此背离法度而听从他，这就叫近臣亲昵君主。美人用巧言令色请托于君主，君主因而背离法度而听从她，这就是美色迷惑君主。
治世之君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美丑，一律以法度来判断。他依法杀人，人不会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恩戴德。按法制行事，就像天地对万物一样无私，所以官吏就不会有出于私念的政论，士人就不会有出于私念的议论，百姓就不会有出于私念的评说，人们都会虚心听从君主。君主以公益端正舆论，以法度裁断是非，所以担负天下大任却不会感到沉重。
而现在的昏君就不是这样的。用私心去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去听情况，所以就会有听不到的地方；用私心去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种私心正是君主之所以会遭受蒙蔽、丧失君位的原因。
君主舍弃公法而听信私说，那么群臣百姓都将根据私欲建立学说，在国内宣扬；勾结朋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请托保举私人来扰乱公法；用尽心机去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如果没有法度来禁止这类种种行为，那么私说就会一天天地增多，公法将被一天天地削弱，国家的混乱就从此产生了。
君和臣，就像天与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一样。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和百姓怎么能各自运用心机去谋取私利呢？所以按君主的命令行事，即使有挫折失败也不会受到处罚；不按君主的命令行事，即使取得功利，也是要处死的。这样，下对上，就像回响反应声音一样。
臣事君，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所以，上面下令，下面就要贯彻；君主行动，臣民就得跟从，这才是天下太平的方式。如果不按君主的号令行事，取得功利就得到奖赏，这等于教导人们妄自行事；按照君主的号令行事，遭受挫折失败就受到处罚，这就会引导人们考虑利害而背离了法令。如群臣百姓人人考虑利害，而按照自己的私意行事，法制就等于是毁弃了，而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实例应用与分析]
不听信谗言、法纪严明以正君威
“《管子》第十五”的上文部分中，管子说明了君与臣民之间该有的上下位置，“凡是身为君主的却不能实施自己法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要看大臣的脸色，背离法度而去听从贵臣，这就是贵臣威胁君主。富人用财宝来事奉君主，进而就牵制了君主，君主背离法度而听从他，这就是富人收买君主。贱者装出温顺谦卑可怜兮兮的样子哀告君主，使君主背离法度而听从他，这就是贱者讨好君主。近臣利用亲近之便去恳求君主，君主因此背离法度而听从他，这就叫近臣亲昵君主。美人用巧言令色请托于君主，君主因而背离法度而听从她，这就是美色迷惑君主”，这样一来，就君不君，臣不臣了，君主失去了君主该有的君威，臣民也不再谨守臣民该遵的法纪。这样一来，“私说就会一天天地增多，公法将被一天天地削弱，国家的混乱就从此产生了。”
“君和臣，就像天与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一样。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和百姓怎么能各自运用心机去谋取私利呢？所以按君主的命令行事，即使有挫折失败也不会受到处罚；不按君主的命令行事，即使取得功利，也是要处死的。这样，下对上，就像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所以，上面下令，下面就要贯彻；君主行动，臣民就得跟从，这才是天下太平的方式”，所以说，“治世之君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美丑，一律以法度来判断。他依法杀人，人不会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恩戴德。按法制行事，就像天地对万物一样无私，所以官吏就不会有出于私念的政论，士人就不会有出于私念的议论，百姓就不会有出于私念的评说，人们都会虚心听从君主。君主以公益端正舆论，以法度裁断是非，所以担负天下大任却不会感到沉重。”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不听信谗言，法纪严明以正君威”。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听信了小人谗言而祸国殃民乃至失掉江山的。或是因为奸臣乱党当道，蒙蔽了君王的视听，从而忠良遭到毒害，奸臣肆意为非作歹，使得国家大乱，外敌乘虚而入，内忧外患相加，走上亡国之路就不可避免了；或者是君主贪图女色，因为女人而误了大事，最终因爱美人而失了江山……
但凡是称得上一代明君的，都能够不因奸臣或女色而误国误民，他们能够使法纪严明，照章办事而不循私情，这正是受到万民景仰、国泰民安的根本。
领导者对于军队的管理，除了辨明是非、分清忠奸、对小人之言不轻信之外，还需要在军队内部严明法纪，从而树立权威，只有这样，军队的战斗力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激发出来。
曾国藩明白想要治军统兵，关键在于纪律严明。有了营规军令就得执行，营官对士兵也要有威慑力。为此，曾国藩还举了孙子训练后宫嫔妃时的例子，对抗令不尊的嫔妃实施军法，吴王亲自求情也没有用。有了一次这样的教训，其他的嫔妃就不敢再违抗命令了。
曾国藩认为，对待士兵不能一味宽容，平日里一定要纪律严明，只有如此，等到真正出兵打仗时才能人人勇敢，无人敢违抗军令。
针对绿营人心涣散，军纪松弛的情况，他还亲自制定了一套营制和营规。根据戚继光束伍练兵之法组建军队。规定军队基层单位，上有肖、营三级建制，每一级都有固定的人数和相关的人员组成。
这种做法克服绿营结构的重叠性、人数不一、兵将互不熟悉的弊端。每一层的士兵都有一个直属长官，“耳目有专属，心志无疑贰，是以所向有功。”在选择士兵和军官上要求也十分的严格。士兵都来自山村的农民，体格健壮、民风朴实。他不收以前的绿营兵，也不收市井码头油腔滑调之人，更不要衙门里的差役。在军官上的选择也是有标准的，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能贪生怕死，三要不能好大喜功，四要能吃苦耐劳。
有了合格的士兵和优秀的军官，还要有严格的营规，并且能严格的执行和训练。
为了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曾国藩规定，下级一定要服从上级，士兵绝对要服从军官。在军队的训练上，曾国藩尤为重视。他曾对同僚说道：“不练之兵断不可用，侍今年在省练过三营，虽不足当大寇，然就可以一战。六月援江之役，所集之卒未经一日训练，再江不得力，至今懊悔。”
曾国藩把训练的内容分为“训”、“练”两大部分。“训”侧重于思想品行方面，“练”侧重于军法技巧方面。无论哪一项都要求严格。曾国藩在给韩进春的信中写到：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
湘军刚开始成立时，曾国藩对士兵管制的非常严格，尤其是严格禁食鸦片。鸦片会让人上瘾，士兵吸食不仅影响身体，而且开销大，一旦缺钱，便会去偷、去抢，给整个军队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其他方面的一些规定则因各营情况而有所不同，左宗棠的军营规定禁止赌博，王鑫的军营禁止饮酒。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重视军纪，主要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当时，太平军纪律严明，又以维护老百姓而受到百姓的拥护。曾国藩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百姓心中重塑良好的形象。
对于训练不严，纪律不好的兵勇，曾国藩是不准带入前线的。曾国藩在给自己手下的名将塔齐布的信中提到：外间传言勇不安静，在茶馆闹事，足下须严行约束。若有一勇不规矩，不严肃，吾即不愿带去。
对目无军规法纪，骚扰老百姓之人，曾国藩主张以法治罪，杀一儆百，决不纵容。
在平时军事训练中，曾国藩还制定了操、演、巡、点四项。各项规定都很详细、严格。他要求士兵们必须严格地执行，每日据此进行操练，直到熟练为止。除了刻苦训练以外，曾国藩还制定了点名，放哨的绿营新规，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和对敌人的防范，还能使军队随时都能整装待发。
曾国藩的军队能打败太平军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刻苦操练是他取得成功的一大保障。可见，治军的前提就是法纪严明。
谗言好似一剂慢性毒药，昏君遇到它会越来越迷恋它的味道，明君却能一眼辨出它害人的本质而抵制它，秦武王就是这样一位明君。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甘茂攻打韩国的宜阳，甘茂担心自己不在宫中时，会遭小人诬陷诽谤，于是对武王说道：“春秋末年的时候，孔子有一位得意的弟子名叫曾参。曾参一向严于律己、奉公守法。以前，曾参住在费的时候，鲁国也有个叫曾参的，他杀了人逃跑了，官府正在追捕。大街小巷的都传遍了，说曾参杀人了。
有一个人听后，急忙跑到曾参家里，刚好曾参外出不在家中，那个人就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他母亲听后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我儿子才不会杀人呢。’说完又继续织布。儿子是她辛辛苦苦养大的，他的脾气、秉性母亲完全了解，她根本不相信这个谣传。”
另一个人又跑来说，曾参杀了人，他母亲依然镇定自如，依旧纺织手里的布。过了一会，第三个人跑来对她说曾参杀了人，这一回她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了。她立刻扔下手中的梭子，离开织布机逃走了。就在她逃走的路上，碰见了她的儿子，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以曾参的贤明，加上母亲对他的信任，三个人的谣传就让她母亲信以为真了。现在臣的贤能，远不如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又不比曾参的母亲，疑心臣的又不止三个人。臣恐怕大王也像曾参的母亲那样对我产生怀疑。”
武王听了点头说道：“寡人明白你的用意了，我决不会听信他们的谗言，你就放心吧。”后来，曾参与武王在息壤立下盟誓。
秦武王英明，能够做到不信谣言，但毕竟是众口铄金，一件事说的人多了，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可见曾参的担忧并不是没有必要，如果他遇到的不是秦武王，可能结局就完全不同了。
诸葛亮是个治军的高手，他在用将上从不听信谗言，用兵上也是赏罚并重、纪律严明。正是因为他的擅“治”，当时的蜀军士兵个个英勇，人人遵纪守法，其战斗力也足以抗衡吴魏。马谡失街亭之事诸葛亮就处理的非常周全、合理，这也足能体现出他在严整军纪上的决心。
诸葛亮认为，街亭失利不是马谡一个人的失误，而是证明军队内部有问题。他准备采用明罚、思过、减兵省将三个措施来治军。
首先，明罚也就是严明赏罚。马谡街亭战败，因他事先有军令状在身，理应处斩不待。但他南征时曾为诸葛亮献过攻心之计，他极其擅长谋略，斩掉这样一位将才诸葛亮实在是不甘心。但诸葛亮深思熟虑一番后还是做了最后的决定——斩马谡。
当时，益州风气过于宽纵，严肃军纪势在必行。于是，诸葛亮先是重用有功的王平，加拜其为参军，进位讨寇将军，接着又杀了街亭失利者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处斩时，诸葛亮亲往临祭马谡，十万大军闻知此事无不流泪，也留下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典故。
对于斩马谡之事，在成都主持丞相府事务的蒋琬却不满意，他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智谋之士，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