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 宋·谚语【语出（宋）庄季裕所著的《鸡肋编》。行在，即皇家的住所】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有宋一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开国一百六十多年后，首都汴梁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徽、钦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弱宋之论：钱穆此论颇有可议之处，至少在经济和科技上不能自圆。不过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与穷兵黩武的秦汉以及心态开放的唐代相比，自宋之后，中央政府日趋保守，不再有对外征服的雄心，从此奉行以我为“天下”的“大陆孤立主义”】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一个史上最温和的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北、南两宋加起来三百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屈求全，对内温和文治，十八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宋太祖诏书：“所在不得扣留旅行，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不得发箧搜索。”、“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增损及创收。”】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天的越南）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七亿二千万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语出布罗代尔，参见《文明史纲》】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两百年后的宋末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水稻与人口：据美国学者纳扬·昌达的研究，占城稻是宋真宗时期（998－1022）引进的，到1200年，中国人口达到1·15亿人。参见《绑在一起》，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发生在十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小可。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则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欧洲与玉米：1500年左右欧洲的人口只有八千万，与1300年的数目相当。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引进后，使人口数量迅速增长。1700年欧洲居民达到了1·2亿人】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风箱与蒸汽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蒸汽机=水排+风箱”，而水排和风箱均发明于中国，他因此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发明了水排和风箱的中国人并未进一步发明蒸汽机？】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十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梁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总数也将近一万。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七百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纪，中国的煤和铁的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象前朝那样的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参见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宋代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在唐代，法令规定所有市场贸易都必须在城市中进行，并由官府进行监督管理，在很多时候，这条法令执行得并不彻底，城市之外以及州县以下存在着大量、非法的“草市”，可是在制度上它从未被认可。到了宋代，“草市”终于得到了政策上的认可，集市贸易因此大为发达，一些新兴的、纯经济性的市镇迅速崛起。
在工商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宋代已经出现了如谢和耐所说的近世的特征。
国内外的经济史家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日趋精细的工商体系的完善是世界第一的，具有比同时欧洲更高的发达程度。傅衣凌曾描述说：“举凡大商业所需要的许多配备和机构，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详言之，在商人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等，各产业部门都有他们在活动。大规模的联号组织也已出现。跟着商业的发达，于是为了便利大商业的进行，像货币金融及其他的辅助机关――塌房、廊房、堆垛场、柜房、钱铺、金银铺、兑房、寄附铺、交引铺等机构，以及商业经营上所必要的薄记、商用数字、珠算等，亦无不出现于这一时期，较之同时代的欧洲商业有极大的进步。”【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宋代的商人行会比唐代数量倍增，而且更有组织性，势力也更为庞大，他们可以垄断一地的市场，并拥有商品的定价权。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首都汴梁，很多行业被行会所控制，外地商人把商品运进城内，自己不能定价出卖，必须首先乞求当地行会为之定价。1072年（熙宁五年），朝廷在一份诏令中说，“天下的货物到了京城后，多为大商贾所限制，利益被盘剥，至于那些小商小贩，更是被限制了获利，很多人因此穷窘失业。”【《宋会要辑稿·食货》：“天下商旅物货到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消折，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失业。”】按当时制度，政府向民间收购商品时，其价格也必须由官府与行会的行头们共同商定，每月三旬，每旬一评，叫做“时估”。
南宋人吴自牧所撰写的《梦粱录》中描述了当时米行的景象，从他记录的情况看，在粮食流通领域里出现了十分细致的社会化分工。米行从粮食收购、运输、接货，到定价、批发、搬运、零售、直到结算支付货款等等，都有专人负责，成龙配套，井井有条，形成极为严密的组织系统。一个城市里的米市行会控制了该城的粮食供销及价格波动，外地商人不得擅自在这里卖粮。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公论是：以民营工商业而言，其平均规模至宋时已达到最高峰，宋以后，在许多行业中反而是规模愈来愈小。
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等等。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中期首先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五十万到十万不等，大家约定以十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之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它在当时被称为“斗纽”。【“鸠集富豪，合力同则，名曰斗纽者，在在皆是。尝以其则例言之：结十人以为局，高下资本自五十万以至十万，大约以十年为期，每岁之穷，轮流出局，通所得之利，不啻倍徙，而本则仍在。”】
宋代学者秦观在一篇铭文中记载了泉州商人林昭庆的事迹，此人与数位同乡合股经营，在福建、广东到山东的沿海航线上经营，时间长达数十年，成为巨商。【《庆禅师塔铭》： “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粤航海道，直抵山东，往来海中者数十年，资用甚饶。”】
北宋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后，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敝帚稿略》：“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而又有带泄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
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是，这种公司模式还出现在了当时的数学著作中。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各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等，他们之间还互有假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应该得到多少的回报？这道算术题在今天看来也颇复杂，表明在当时，这种“合本”经营的方式已经相当普遍，深入民间。【《数书九章·市易·均货推本》：“问：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五千八十八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包四十斤），象牙二百一十二合。系甲乙丙丁四人合本博到。缘昨来凑本，互有假借。甲分到官供称，甲本：金二百两，盐四袋，钞一十道；乙本：银八百两。盐三袋，钞八十八道；丙本：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一十五道；丁本：度牒五十二道，金五十八两八铢，已上共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今合拨各借物归元主名下，为率均分上件货物，欲知金银袋盐度牒原价，及四人各合得香椒牙几何。”】
从众多的零星史料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重大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而且有巨大的风险性，当然也有惊人的暴利回报，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从事海外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宋代的“合本”企业比欧洲的同类起码要早五百年。
除了合股经营模式之外，纸币“交子”的发明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
纸币的出现是金融信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基础于两个前提：长期和平的社会环境以及民间契约信用的建立。早在晚唐的八世纪初期（唐宪宗，公元778年－820年），社会上出现了“飞钱”，当时商人外出经商携带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或有信用的富商之家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被称为“飞钱”，这实际上是一种汇兑业务，也可以被看成是清代票号业务的前身。【《新唐书·食货志》：“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