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管仲
公元前686年，一位叫管仲（？—公元前645）的失意商人拉弓满弦，向公子小白射出凶猛的一箭，镞羽响处，只见小白应声落马。
这一年，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弑，朝政一时空虚。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此时都被流放在外地，谁先赶回到都城临淄，谁就最有可能登基。纠和小白的身边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谋士，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
小白接受鲍叔牙的计策，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辅佐纠的管仲见此情景，就自告奋勇率三十乘兵车到半途中去截击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将小白射下马。然而，这一箭只射中了战袍上的带钩，死里逃生的小白及时归国掌权，是为齐桓公。
当了国君的小白行功论赏，想拜鲍叔牙为相，同时当然还要杀了管仲。谁知鲍叔牙却对他说，“我的才能只能让齐国平安，如果您要称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为相。”
鲍叔牙与管仲其实是一对常年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名夷吾，字仲，出生于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在哪一年出生颇多争论，分别有公元前716年、前723年、前725年及前730年之说，不过无论如何，他在当时算是长寿之人。他少年时替人牧过马，后来结识了年长于他、家境颇好的鲍叔牙，两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有地方史志载，他们游走于燕、赵、齐三国之间，曾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规划过三十个大小不等的皮毛集市(时称墟)，一直到今天，那里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
管仲早年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和贪生怕死的家伙。他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本钱大多是鲍出的，可是赚了钱以后，管仲却要分大头，鲍的仆人们很不忿，鲍叔牙却说：“这没什么，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意后来破产了，西汉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说管仲“三辱于市”，也就是说他多次经商失败，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管仲还十分热衷于功名，曾到处去求官，可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了。他和鲍叔牙一起去当兵，每次打仗总是逃跑在前，大家就骂管仲是一个胆小鬼，鲍叔牙又站出来替他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他的命去照顾老母亲呀！”到了后来，他们就分别投靠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奇怪的事情，不过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居然言听计从，真的把管仲拜为国相。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正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业。
管仲当国的公元前七世纪，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
华夏文明是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在黄河上游产生了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约六百年后，商汤灭夏，在黄河下游建立了商王朝，又过了约六百年，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
周王朝实行的是封建制，即“封土建国”，周天子将土地及居民分封给亲戚及功臣，各诸侯有权管理封地内的一切资源，并拥有军队。诸侯对天子定期进行朝贡。周朝建立之初，分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
民国学者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作者注：不过同时，钱穆又认为“中国最近，乃为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历史很悠久，人们却缺乏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的能力】以史书记载论，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当时的天子是周王朝的第十代周厉王，他任用佞臣，导致国人暴乱，厉王被迫出逃，朝政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公元前771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周平王迁都洛邑（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是为东周。
从迁都的公元前770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周天子的权威日渐丧失，社会风雷激荡，战火连天。仅据《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春秋时期，被杀的国君有三十六位，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很多诸侯四处奔走而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史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期间，一些诸侯国脱颖而出，先后称霸，最著名者有“五霸”，齐桓公正是五霸之首。
齐国在众诸侯国中并不是最显赫的一个，它的祖先不是周王后裔，而是辅佐武王灭商的姜尚，齐国的疆界“东至海（黄海），西至河（黄河），南至穆陵（今山东省临朐县），北至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所以司马迁称之为“区区之齐在海滨”。
管仲兴齐，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马迁如此评论他的当国之道：“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这位在商场上滚过“烂泥”、在战场上当过逃兵的政治家不喜欢开天辟地式的创新，而是往往以“循古制”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他在经济上的创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三项：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
管仲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与现在稍有不同的是，管仲当时所谓的士，主要指军士。
职业化的分工及其成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殷周时期，就已有专业的工匠出现，文献记载为“百工”，这些人都是被政府直接管理的奴隶，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所谓“工商食官”，他们的职业世代相传，不允许改变。《左传》记载：“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职业的世代相传，自然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进步――在没有公司制度的年代里，家庭无疑是最具有组织形态的经济基础单位。很多工匠最终以职业为姓，流传至今，如陶氏是制陶的工匠、施氏是旗工、繁氏是马缨工、樊氏是篱笆工、终葵氏是锥工等等。进入周朝后，职业化分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断定，“商亡国后，周分商遗民六族给鲁，分七族给卫，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 另据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记载，西周的官营手工业达30种之多，仅专业的木匠（“攻木之工”）就分为七种，分别是轮、舆、弓、庐、匠、车、梓。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其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社会分工：赵冈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这意味着，中国工商文明的专业化及商品率在近古时代实际上是倒退的。参见赵冈、陈钟毅合著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按《国语·齐语》中的记载，齐国有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 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管仲认为，这些人构成了“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这从近世出土的、精美绝伦的商代青铜器可见一斑。武王灭商之后，把商朝的旧贵族迁聚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该地很快成为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富冠海内”（语出《盐铁论·通有》）。司马迁在评论洛阳人时说，“周人的习俗是，致力赚钱的产业，投身于工商业，以追逐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为目标。”【《史记·苏秦列传》：“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
不过，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常常可见类似记载，《易·恒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人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的，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到了春秋时期以后，好商之风再起――这也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专业的自由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年轻时的管仲和鲍叔牙无疑正属于此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认为，西周时期的工商业，都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民间商品都是农民以剩余生产物进行交换，如《诗经》中所吟咏的“抱布贸丝”、“如贾三倍”，从事交换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到了春秋年代，专业的自由商人开始大量涌现，其工商业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金车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意味着商业资本的出现，一个新兴的阶级诞生了。
然而，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的地位，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国策》中记载姚贾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时，就说“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管仲之所以能在齐国推行重商政策，除了他自身的经历及有超越当代的见识之外，还与该国的传统有关。《史记》记载姜尚建国之时，齐国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地泻卤，人民寡”），但是却有近海之利（“带山海”），于是，姜尚就根据当地的习俗，简化礼数，扶持工商，发展捕鱼和煮盐业。因此，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史记》：论述姜尚治齐，“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
四民并列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管仲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发现了工商业的盈利性，在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制度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设计的，官属工匠的职责是制造大型祭祀器皿和贵族专用器具，所以，可以做到美仑美奂，却没有成本的概念。而到春秋，工商业为民间服务的趋势已然生成，而其赢利能力又大于农业，管仲显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除了四民分业和抬举商人地位之外，管仲还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从来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稽而不征，以为诸侯利······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他还专门设立了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的外商供给本人饭食，来两乘车者供给马的食料，来三乘车者更要供给仆人的饭食。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办了七间官办的妓院（时称“女市”），每一间有妓女（时称“女闾”）一百人，共700人，后来又增加到2000人。管仲以此吸引国际商旅，并大收其税。后来的色情业者因此奉管仲为保佑平安的“产业始祖”，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便称，“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
如果从管仲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而推断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他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大变法。
管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管子·国蓄》载：“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蔽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致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在具体的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可阻挡，古往今来，中西各国，它都是产生巨富的产业领域。自西周以来，就有一些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然而从来没有人将之视为国策，绝大多数的治国者仍然以征税――特别是农业税为国家最主要的收入，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按人头征收还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管仲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在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专营收入，并将之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