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种种争议，不过，马可·波罗还是为后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元代记忆”。更重要的是，这本《游记》为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用黄金砌成的“东方窗口”。十三世纪的欧洲文明水平与东方不在同一阶段，其繁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马可·波罗的游记写成几个月后，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其后的将近百年时间，欧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的大饥荒以及1346年开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欧洲死亡7500万人。在空前的惊慌萧条之中，马可·波罗的游记更勾起了人们对东方和财富的无穷想象，日后，它将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与农耕文化的古代汉族不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人从来有重商的传统，成吉思汗发动西征就是因为花拉子模国劫杀了蒙古商队才引起的。蒙古帝国建立后，国境空前辽阔，为国内外贸易创造了需要想象力才能到达的大市场，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比如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果所到州郡，失盗而不能捕获者，以官物偿之。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稍晚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写道：“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 唐，不过，宋代比起元代又逊色得多。宋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 56 个，而元代则达到了 140 多个――据《岛夷志略》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多达220个。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立七个市舶司，颁布市舶法则 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三十分之一为商税。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元代的众多经济政策延续宋代旧制，比如专营、扑买制度毫无更改，盐税仍然是最重要的国库收入来源，占到整个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个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影响千年的银本位制，还进行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纸币改革。
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在某些场合取得货币性质，但铜币一直被公认为本位货币。中亚细亚一带一向通用银币，早在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与中亚国家就有极频繁的商队往来，白银是它们之间的世界货币。元王朝建立之后，就确立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从此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一状况将一直维持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元朝末期，纸钞信用破产，白银成最主要的货币形态，中国的白银最初来自日本、越南、缅甸，然后来自美洲，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全球生产的白银，有将近一半流入中国，以满足铸币之需。在英国提出金本位制度之前，白银是一种世界性货币】
1287年，元朝宣布发行不兑换纸币――至元宝钞，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的纯纸币流通制度。由于元王朝的版图横跨欧亚，据《元史》记载，中亚细亚和南洋一带均有元朝钞币流通，而稍后的波斯、日本、印度等国也曾仿用过中国式的纸币，所以，其影响非常之大。纸币发行，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元初主持之人对此非常小心，就好比日夜捧着一只极易破碎的瓷器一样，生怕稍有不慎，掉落地上，纸币发行十多年，币值没有下降。【见魏源的《元史新编·食货志下》：“讲究扶持，日夜战兢，如捧破釜，唯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因为纸币流通的便利以及政府的有效维持，促进了元朝前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对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特别信任和重用，许多人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回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元代的经济思想也呈现重商特征。被认为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惟一大师”许衡就明确提出，“士君子大多以务农为生，经商虽然是末业，不过也是可以从事的职业，只要能够恪守义理，即便投身此业，也无不可。”【《许鲁斋集》卷六：“士君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姑济一时，亦无不可。”】他是继叶适之后，对“士君子”经商持肯定态度的又一位重要学者。
有元一代，有案可查的商人事迹非常稀少，且大多集中于开国时期，其著名者，除了泉州蒲寿庚之外，还有南方的汉人朱清、张瑄，以及“斡脱商人”奥都拉合蛮。
朱清、张瑄是靠贩运粮食而成巨富的。
宋、元四百年中，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区域性转移。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研究，在8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机会：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粮食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大商机，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政府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
朱清是崇明人（今上海崇明），原来是一个出身卑猥的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卖私盐，沦为海盗，因此，熟悉东南沿海的各路海道门户。后受南宋朝廷招安，成了合法商人。宋亡后，元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朱清、张瑄建议由海路运输，被采纳。1282年，两人移居太仓（今江苏太仓），造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运粮4万石至京师，开创了元代海运的先例。以后，运粮数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多万石。太仓因此大为繁荣，与东南亚诸国通商，成为闻名东亚一带的“六国码头”。
朱清、张瑄因主持粮运工作，也让自己成为富甲天下的垄断经营者。《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朱、张两家门庭盛时，家族子弟都当上了大官，田园宅馆遍及天下，粮仓连绵成片，巨型的运粮大船穿梭于大海、运河之中。【《辍耕录·朱张》：“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
可悲的是，朱清、张瑄的富奢生活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303年，两人被告发“不法”，朝廷将两家逮捕入京，并查抄家财，没收军械船舶，朱清撞石自尽，张瑄死于狱中。
自朱、张之后的六十余年间，汉族富商几乎绝迹于史籍，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势力的死灰复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压――占领了中原疆土的蒙古统治者似乎从来没有试图“溶入”汉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元朝皇帝大多不习汉语，这与之后的满清皇帝成鲜明反差。而他们自己又不擅商业，蒙古贵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于是，一个特殊的代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便是由色目人组成的“斡脱商人集团”。
色目人，是指那些随着蒙古军队东来入华的西域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元帝国把国民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人）和南人（南宋领土上的汉族人），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一些色目商人被蒙古贵族选中，为其打理财务，被称为“斡脱商人”，这是一群拥有特许经营权力的商人，是如假包换的“官商集团”。
根据元人的记载，“斡脱”的意思是，色目人接受蒙古王爷、公主的金钱委托，以此为本，到市场上去牟取利润。【元·徐元瑞《吏学指南》：“斡脱者，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据日本学者爱宕松男的研究，蒙古贵族收回的年息率约在一成左右，而“斡脱商人”借贷于人，则收年息一倍，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斡脱”的利润之高可以想见。成为了“斡脱商人”的色目人主要控制并垄断了三大贸易领域：“课税扑买”――以定额承包的方式买断税收、“斡脱经营”――放高利贷、市舶贸易――国际贸易，也正因此，“斡脱商人”成为元代最富有的一个财富阶层。
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斡脱”大商人并不多，最著名者便是回回人奥都拉合蛮。
据《新元史》载，奥都拉合蛮原本是一个“窭人”――穷苦、浅薄鄙陋之人，靠替王公贵族打理财务而致富，窝阔台（太宗）时期，中原汉地的商税收入总额为二万二千锭，奥都拉合蛮出资以一倍的价格买断了征税权，因此被任命为总税务官――蒙古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新元史》记录了一个细节，以证明此人受到皇帝的宠信：根据蒙古法律，春、夏两季洗澡的人要被处死，有一次，皇帝与皇兄察合台出猎，看见奥都拉合蛮居然在洗澡，皇兄想要杀了他，皇帝说，“他好象是丢了金子在水里找，不是在洗澡。”不但免了他的死罪，还让他追随左右，日见亲信。奥都拉合蛮靠特许征税成为北方豪富，在他的治理下，中原地区“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
窝阔台时期，除了奥都拉合蛮“扑买”中原商税之外，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全国的赋税徭役（“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全国官营的廊房、地基和水利，刘廷玉和一个回回人以银五万两“扑买”大都的酒课和葡萄酒课，其他的“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等等。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初年，甚至有斡脱商人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理由（“以增岁课为辞”），要求“扑买”全国的纸钞发行权。
“斡脱”所得之利润归于私人，但是却以公权力干预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是典型的权贵资本模式。握有政权的蒙古贵族与极具商业头脑的色目人结为利益同盟，成为游离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的人数极少，但“政商一体”，不可抗拒。他们不直接从事工商制造活动，但以垄断经营的方式攫取最大规模的财富。在各类史书、诗文中，记载了很多“斡脱商人”欺行霸市的事实，两则如下：
有一位叫扎忽真的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但是却又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于是，便派官吏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时人有诗证曰：“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
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税收，“斡脱商人”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放高利贷，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全郡民众集体破产，欠债数以百万计，基层官吏催讨无力，也只好纷纷挂印出逃。【姚燧《高泽神道碑》：“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
“斡脱商人”阶层的存在，还意味着汉人被集体性地排斥在垄断商业利益集团之外，只能在中下层的产业领域苟且存活，这也是元代企业史上最为独特之处――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汉族人失去了对工商业的控制权。
元朝末期，纲常败坏，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而治国者却没有理财之能，蒙古贵族、色目商人与汉族民众的对立情绪无法化解，这个迷信战刀的政权化了将近一百年时间却始终没有让国家成为血肉不分的整体。1351年前后，天下终于大乱，历经十余年战事，元朝覆灭，乞丐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夺得政权，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