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世纪末、十五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处于中世纪的欧洲此时尚未强大起来，明帝国成为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也是实际上的第一大经济体。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根据《万历明会典》的记载，被明朝认定为“朝贡国”的国家包括“东南夷”的六十二国－－含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锡兰（斯里兰卡）等、“北狄”的鞑靼八部、“东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国――含吐蕃（西藏）等。朱元璋还将日本、琉球、朝鲜和安南等十五个邻国划定为“永久不予攻伐”的国家。【中国与日本：《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正是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产物。明史中常常把日本视为“朝贡国”之一，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中日之间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藩属关系，保罗·肯尼迪便认为，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权力中心”】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十五世纪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它同时表明，中国与周边各国不存在武力征服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也印证了滨下武志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它协助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国商品的品质标准也趋于一致。这些商业网与国家密切相关，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独立生命。所以，当欧洲人进入到这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
郑和的七次远洋，其实是对这一联盟体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乐而不归，留葬于中土。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
这一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烧毁文档：也有学者考据，刘大夏只是隐匿了郑和文档的存在，而真正的烧毁者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参看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据《明律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嘎然而止。终明代一朝，海禁政策时松时紧，但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烧毁文档：也有学者考据，刘大夏只是隐匿了郑和文档的存在，而真正的烧毁者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参看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1493年，梵蒂冈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则属于西班牙。【葡萄牙与澳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1553年，葡萄人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通过行贿明朝官员，获准在澳门暂时居住，这里成为欧洲人进入中国市场的最早据点】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长叹。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描述的，“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还曾用充满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那道转过身去的背影，成为未来四百年的一个东方定格，中国将为此付出难以计算的代价。“郑和下西洋”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赞美和惊叹，倒不如说是一声悠长而没有着落的叹息。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一书中评价说，“郑和出航是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闭关锁国让中国与世界隔绝，重新成为了一个“孤立的天下”。在对内政策上，明代统治者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则是――男耕女织。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
所谓俭，他痛恨商人，视之如国贼，曾下令“如果有不从事农耕，而专门做买卖生意的，全部看成是游民，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就在当上皇帝的洪武初年，他颁布法令，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民间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过三间、五个间架，不准用彩绘的斗拱。【《明史》：“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商贾之家止穿绢布。”、 “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所谓严，就是实行了很严格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根据明初法令，官员如果贪污达到六十两白银，就会处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县衙门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俗称“皮场庙”，扒下来的人皮，添之以稻草，立于衙门一侧，以警示继任者。【赵翼，《二十二史箚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触目惊心。”】
朱元璋平生读书无多，最喜欢的是《道德经》，尤其是关于“小国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一生不出家乡，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这种朴素的治国理想当然非他一人所有，从老子的《道德经》，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乃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无一不与此前后呼应。【《道德经》第80章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朱元璋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他进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阶层被消灭，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1397年，据户部的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万户。同时，朱元璋大力推广种棉技术。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棉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自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宋末元初，它已经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面积的普及，元代的元贞年间(1295—1296)，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的华泾镇）的妇女黄道婆在海南学到了一种新的纺织技术，她回到家乡教人制棉，改革研制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等等，使得棉纺织技术得到重大突破。【最早的棉布：据唐长孺考据，早在南北朝时，西北的高昌已生产棉布，所谓“白叠布”。梁武帝最喜欢戴的皇冠就是用棉布织成的。晚唐时期，岭南一带草棉种植已较发达，满朝文武一度以穿棉布衣服为时尚。参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亩至10亩，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粮食产量大增，也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商品值近一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在市场出售的。黄道婆的家乡松江是棉布生产最集中的地区，《松江府志》记载，“在旺销的秋季，每天出售的松江大布达15万匹之多”【《松江府志》：“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这个数据稍有夸张，不过据吴承明的计算，全年估计约有二千多万到三千万匹，这也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产量了。【见吴承明的论文，《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根据他的计算，明清中国的棉布产量与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相比，是后者的六倍。另，自从“棉花革命”之后，中国的产粮中心从江浙转移到了湖南、湖北地区，“苏湖熟，天下足”改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明代的这场“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样，再一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很显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这一定律。《明史·食货志》中就曾这样描写朱棣时期的情况：“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如果将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史中进行观察，我们将看到一个颇可参照的现象：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读者均会生发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竟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