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平凡而宁静的江南午后，盛夏初至，所有的嫩绿都渐变为成熟的颜色，阳光从厚重的云层外顽强地透进刺眼的光芒。高窗之下，大运河一如往昔地无言流淌，前不见来源，后不见去途。此刻，在我的周遭，有的只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甚至，没有历史。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日子里，我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漫长创作，一时间，手足无措。
“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这是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一句名言，我把它借用为《激荡三十年》的序言标题，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由近及远，溯源而上，继而完成了两卷本的《跌荡一百年》，然后是这部《浩荡两千年》。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追问，从来挟带着我对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惧。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想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提出过的一个严肃问题――“历史有意义吗？”
所谓的历史，看上去是一些坚硬的存在，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非从众多的线索中寻找一切发生的“因缘”，然后以一定之逻辑，组合为自成体系的“结果”。悲剧性的可能有两种，第一，研究者错结“因缘”，得出荒诞不经的“结果”，第二，学习者自结“因缘”，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结果”。
这两个常常发生的悲剧，对研究者都是残酷的惩罚，并最终得出“历史没有意义”的浩叹。提出这个问题的波普尔看来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因而自问自答说：“我主张历史没有意义。但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
波普尔式的无力感，以及因此促生出的理性顽固，至今让我痴迷而不能自拔。
在创作“企业史三部曲”的这些年里，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旧规，当然不行，而如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这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可拿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改革的难处所在了。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史海苍茫，关山似铁，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想，我已尽力，尽管这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写出了所探寻到的若干事实，它已构成为一种存在，如一件烧制完成的器皿，风雨如晦，独立于一切之外。
本次写作，我得益于众多的先哲、前辈、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他们给予我的知识、鼓励与批评，构成了写作的重要部分。对于所引用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及观点，我以两种方式予以了呈现――在正文中直接引用，或在文后加以脚注。书中所有的错误，均由我承担责任。
我最要感谢的，仍然是邵冰冰和吴舒然同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是我一贯来的生活准则，我无悔于八年的投入，不过，她们却为我的工作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我将在余生中拿所有的时间补偿。
《佛经》中说，“若布施时，施者、受人及财物三事，皆空不可得。”
一切皆有法，应作如是观，作者、读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午后。
吴晓波
2011年盛夏，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