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能致富当然不是靠“臆猜”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的意思是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白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货殖列传》还生动地描写了子贡富足之后的情景：子贡乘着华丽的马车、载着珠宝美玉，游走在天下诸侯之间，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专门设席，以平等的礼仪来招待他――“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就出于此，体现了商人子贡与君王、诸侯们的对等关系。司马迁接着很有感慨地评论说，“孔子的名声能够广布天下，也许靠的就是子贡的前后奔走吧？”【《史记》：“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
在《荀子·法行篇》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颇能表现这对师徒在经济思想上的落差。有一次，他们讨论为什么玉比较贵，而珉（一种低级玉石）比较便宜。子贡说，“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因为玉比较少，而珉比较多。”孔子则深不以为然，他说，“君子怎么可能因为繁多而贱弃某一东西，又因为稀少就珍贵某一东西呢？玉之珍贵，是因为君子把它看成是道德的象征呀。”【《荀子·法行篇》：“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接着他洋洋洒洒地列举了玉的“七德”：“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这段对话，在历代道德家看来，当然可以读出孔老师的学识高妙，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似乎还是学生子贡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就物论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为贵”的朴素真理。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子贡似乎无意识地将之进行了分辨，因此，胡寄窗便评论说，“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
公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在东方的中国，相继出现了老庄、孔孟、杨墨等诸子百家，催动了东方哲学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则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哲人，开拓了西方文化的渊源。
关于这两座人类思想巅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东风西渐。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大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对老子、孔子等人表达了高度的敬仰，伏尔泰甚至提出过“全盘华化论”。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识增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便认为，老子哲学反映了“精神的儿童时代”，而同时期的希腊古代则是“精神的成年时代”。【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如果从政治伦理上看，雅典在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更让人神往，相对的，中国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接民主这样的事物。不过，若以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论，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多种原因所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欧洲在中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易的兴趣不高，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所以宏观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而中国则因为自然条件的原因，在很早就采行了一种更符合经济原则的经济制度，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七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以至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特别强调社会分工，采取各种措施朝这个方向推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自春秋之后就被历朝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由于社会分工的优越性，中国早期的生产技术发展得特别快。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比欧洲早八百至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自东周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坐大，各国为了强盛纷纷实施了变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此外，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会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诞生，达成又一轮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日渐形成了贸易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加快道路建设，尝试统一计量标准、关税比率等等，这一切都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条件。
其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走了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曾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规模可观的城市，据称罗马全盛时有大小城市600多座。可是日尔曼人入侵后，欧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农村，整个欧洲被切分为成千上万的领主庄园，一直到中世纪之后，由自由民组成的工商业城市才重新复苏。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欧洲大不相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盛期，然后又转入一个同样漫长的衰败期，而其转折时间正发生在欧洲重新开始城市化的中世纪，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西方商业文明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的城市兴毁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国建城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分封诸侯：西周确切分封了多少诸侯，已无确数，《吕氏春秋·观世篇》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就是有1200多个，《汉书·地理志》则记载分爵五等，加上附庸，共封1800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近世多位学者曾经考据春秋战国时的城市数目，民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找出了585个周代城邑，被认为是最可能近似的数字。
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十五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十五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让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已然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据赵冈的计算，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远高于晚清1820年时的6·9％。【城市人口比重：赵冈计算出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其中，战国为15·9％，唐为20·8％，南宋为22％，清（1820年）为6·9％，到1957年时为15·4％。也就是说，战国时的城市人口比重竟比1957年还高，参见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另，春秋战国时的人口总数参看赵文林、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到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所谓坊市制度，就是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注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中午――进行了规定。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
在《周礼·地官》中――它被认定为周王朝的文件汇编――对集市的地点进行了规划，“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也就是说，国境之内，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就分别有“庐”、“宿”和“市”三种不同规置的集聚场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积”则是供商贩存货的仓库，方圆五十里设立一个集市，显然考虑了人口流动的半径和交易成本。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周礼·天官·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也就是说商业区与住宅区要严格划分。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篇》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管子·大匡篇》：“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同业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府则征收营业税，称“市租”，这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先秦最繁荣的大城市，《史记》便记载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可见收入之丰。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时颁布法令，严禁在官市之外另设集市。
这种有计划的市场规划，对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催生，显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巨大的统一市场，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征，范蠡、猗顿这些商人要获得巨富，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
到战国中期，在西北偏远的秦国出现了一位极端仇视商人和自由经济的铁腕强人，他把专制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并终而奠定了一个铁血帝国的基石。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人言及经商谋生之道，都会以白圭为祖师爷”――“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是战国时人，比范蠡晚生约两百年，与孟子、商鞅同时代。
白圭当过魏国的相，为官期间，他与前来游历的孟子有过一次政策辩论，他主张轻税政策，提出“二十税一”，孟子则认为应该“什税一”，这段辩论被记录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后来周游列国，不再为官。他对生产好象不感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如果说管仲和范蠡都偏重于商业政策的运用，那么，白圭则专重于为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经商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粮食收割的时候收进谷物，出售丝、漆，蚕茧成熟的时候，则收进帛、絮，出售粮食，如此运作，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当机会降临的时候，要象猛虎下山一样的果断出手――“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观点，与范蠡提出的“夏则资皮，冬则资絺”的“待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范蠡一样，白圭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周期的掌握，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他将天文与粮食丰歉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史记》：“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
与注重享乐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张商人要勤俭节约，在饮食和服饰上都不应该奢侈，最好能够与仆人同苦乐，“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
在白圭的经济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把经商与治国并列而论，视之为一个正当而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如同孙吴用兵使计，如同商鞅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他提出了商人的“素质模型”。
“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史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用“智、勇、仁、强”来要求商人，与当时知识界的两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商鞅把商人视为“国害”，孟子则贬称为“贱丈夫”，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后世的治国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对商人予以竭力的贬低和妖魔化。事实上，一直到两千年后的十六世纪，中国的若干知识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贾无异途”、“以义制利”的观念。
也正因为白圭的这些思想，使得他被认为是继范蠡之后最懂经商之道的人。一直到1940年代末，很多商铺仍专设一龛，供奉白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