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春秋、战国的分界点
三家分晋是指从前403年周威烈王封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到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废晋静公，彻底并将其国土全部瓜分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史学界一般此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中原地区硝烟弥漫，大诸侯国纷纷吞并小诸侯国。至春秋末期，天下大势渐由纷乱走向统一。在争霸过程中，许多国家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大权渐渐落入大夫手中。其中，作为中原霸主的晋国情况最为明显。
春秋末期，晋国国君的权力日趋衰落，实权分别由韩、赵、魏、智、范、中行这六家大夫所把持，他们凭借各自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中行两家被打败，剩下智、赵、韩、魏掌握晋国实权。而在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独占晋国土地，遂以“还地于晋室”为由，向韩、赵、魏三家进行勒索。三家大夫皆知智伯瑶之用心，韩、魏两家因实力较弱，自知难以抗拒便勉强答应，唯赵襄子不予从命。遂智伯瑶于公元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出兵攻伐赵家。
智、韩、魏三家联合围攻赵家于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市）。由于赵襄子在其封地内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百姓生活安定，民心依附，遂晋阳城内早有准备，粮草、兵器等储备充足，三家联军围攻三个月未果。后来智伯瑶经过勘察晋阳城的地形后，决定采用水攻之策，引晋水灌晋阳，以达到攻灭赵家的目的。
据说，三家围困晋阳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晋阳城只有城墙露出水面，城中百姓只能“高床而眠，吊锅而炊”，城中的粮草眼看消耗殆尽，形势岌岌可危，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后来赵家谋士张孟谈建议赵襄子密联韩、魏二家反攻智，令对峙局势产生了扭转。
张孟谈潜出城外秘见韩、魏二君，一针见血地指出“赵将亡，然二君为之次矣”的现实。韩、魏两家本无伐赵之意，只因实力较弱，无奈屈从于智。此外，由于韩、魏的封邑安色、平阳分别濒临汾水、绛水，倘若智想攻伐其一，亦可采用水攻，遂张孟谈之言直指韩、魏两家之痛。因此，赵、韩、魏三家从各自利益出发，一拍即合，立即达成三家联合伐智的协议。
赵襄子不仅与韩、魏二家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同时赵襄子还在夜里派出军卒突袭智伯瑶的守堤军队，挖开一处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军。赵军后又从晋阳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军。智军见突然而至的大水，已先乱作一团；迎面而来的赵军更令其无暇防备；这时韩、魏二家的军队又从两边夹击，结果智军大败。智伯瑶被赵襄子斩杀。赵、韩、魏三家遵照事先约定，将智家的封地瓜分。
公元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幽公即位，三家继续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使得晋国国君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国都绛及曲沃两座孤城。不仅如此，晋幽公还要定期去朝拜势力强大的三家。至此，曾是中原霸主的晋国已名存实亡。
不过，晋国在此后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前368年，赵、韩、魏三家才真正把晋国最后一小块土地彻底瓜分掉，并将其最后一位国君晋静公降为平民。从此，晋国彻底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紧随其后的是战国时代的到来。
趣味链接 战国七雄
经过近三百年的春秋争霸战争，大约一百六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包括二十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至战国初年，仅剩下了四十多个。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国力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在这七个国家中，秦、楚、燕三国是自西周以来就已有的古国，而齐国则是名虽旧而实质新的国家。战国初年的齐国乃田氏伐齐后的田姓齐国，而非春秋时期的姜姓齐国。至于魏、赵、韩三国乃是三家分晋后的新生国家。
李悝变法——魏国独霸，建立封建制国家
战国初年，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为了完善封建统治政权，都先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在这一系列变法中，由于魏国在李悝的主持下变法最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魏国先于其他六国成为战国时期国力最强的国家。
李悝被称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他在战国初年的魏文侯执政时，担任魏相十年，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官爵世袭制度，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任用官吏。
2.推行“尽地力之教”。目的是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具体的做法：一是规定每亩地的标准产量为一石五斗。要求农民“治田勤谨”，达到每亩增产三斗。二是要勤奋耕作。要求农民“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即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割要抢农时。三是“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就是要求杂种粟、黍、麦、大豆、麻等多种农作物，以防止某种作物发生灾害而伤民。多种作物间作套种，还可充分利用地力。四是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种植桑树、瓜果、蔬菜，扩大副业收入，以补不足。魏国人口较稠密，地少人多，只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充分利用空闲地，才能增加收入。政权的基础是农民，农民富裕了，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国家的赋税才有保障。因此，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完全适合魏国农业生产发展需要。
3.实行“平籴法”。把丰年分为上、中、下三等，荒年也分为上、中、下三等。丰年按丰收情况，国家收购多余的粮食；荒年则按歉收程度，国家拿出收购的粮食以平价卖出。上等荒年卖上等丰年收购的粮食，中等荒年卖中等丰年收购的粮食，下等荒年卖下等丰年收购的粮食。李悝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粮食价格，目的是为了防止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以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经济基础。
4.编纂《法经》。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将《法经》律始于《盗》、《贼》”。这两篇主要是防范对封建私有财产的侵犯，镇压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以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维护国家政权。《囚法》讲的是“断狱”，即审断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关“捕亡”，即追捕逃亡的法律。《杂法》包括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的惩罚。《具法》是“以其律具为加减”，即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等特殊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法律。
李悝变法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着的一场变法运动。它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度，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地主政权逐渐稳固，国力逐渐强大，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强盛的国家。
趣味链接 《法经》
《法经》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封建地主阶级法典，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它不仅集以前各种法律之大成，而且对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历代封建法典之宗。
吴起变法——楚国由衰转盛之关键
战国初期，楚国吞并了周边许多小国，成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中地域最大的国家。但由于国内政治腐败，经济发展落后，遂国力日渐衰微，国内局势混乱。至楚声王时，曾经笑傲中原的楚国已然走到了濒临败亡的边缘，声王本人亦被“盗杀”而死。其子楚悼王即位后，楚国接连遭到其他六国的进攻，连吃败仗。
公元前400年，韩、魏、赵三国伐楚，一直攻到乘丘，楚国丧失了大片土地。情急之下，楚悼王被迫重礼贿赂秦国。最后在秦国的斡旋下，才得以与韩、赵、魏讲和。
外敌不断，加之国内矛盾日趋升级，楚悼王很想进行政治改革，以振兴国势。恰在这时，吴起在魏国遭到排挤逃到了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即刻任命吴起为边防要地的宛守。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又将吴起提拔为令尹，并向他征询治理国家的方略。吴起认为，楚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大臣之权过大，而享受俸椽的贵族亦太多，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胁迫国君、欺压百姓，要改变这种局面，唯有变法革新才能使楚复兴。楚悼王接受了吴起改革的主张。
吴起的变法基本上继承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成功经验，主要内容有：
1.改革官制。规定“封君之子三世而收其爵禄”，取消旧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为了打击旧贵族的势力，吴起还实行“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迁徙豪民政策，把一些旧贵族迁徙至荒蛮地区。如此一来，就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
2.整顿吏治，限制大臣的权力。吴起针对大臣权重，导致楚国贫弱的情况，要求楚国官吏“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公而忘私，一心为国家效力。同时，“塞私门之请”，避免官场中的结党营私。
3.裁汰冗官。推行“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将精简机构省的经费用来训练军队，以增强楚国的军事力量。
4.明法审令。明法，即制定法律并公之于众，使官民皆明白知晓；审令，即审核以往法令，不合用者去之，保留其适用的部分。
吴起变法效果显着，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其国力迅速由衰转盛。公元前381年，赵国遭到魏国的进攻，求救于楚。楚国派兵援赵攻魏，于州西（今河南沁阳东南武德镇）大败魏军。这洗雪了楚悼王即位之初多次败于三晋的耻辱，引起了各诸侯国的震惊。
趣味链接 吴起变法与吴起之死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而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如此一来，楚国大贵族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严重打击，遂大贵族对于吴起变法的反对异常激烈。就在对魏国战争取得胜利的这年，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驾崩。在吴起变法中遭受打击的旧贵族，借送葬的机会回到国都，趁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逃避到楚悼王的尸体旁，贵族们用乱箭射杀了吴起，同时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继位的楚肃王在埋葬悼王后，下令按楚国“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法律，清查因射杀吴起而射中王尸的人，由此而被灭族的达七十余家。尽管如此，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告终。
商鞅变法——变法治国征天下
地处中原西北的秦国，直到春秋时期，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仍然很少，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亦落后于其他六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在魏国、楚国相继变法的浪潮推动下，年轻的秦孝公也意图通过革新来改变秦国日渐衰落的状况，遂任用商鞅开始变法。而商鞅的这次变法，不仅让秦国自此走入了强国之列，亦使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其主要内容有：
1.颁布法津，制定连坐法。商鞅借鉴李悝的《法经》，将“法”改为“律”，增加了连坐法，进而把秦献公时就推行的什、伍制完善成了相互监督纠发的连坐制。即邻里间有相互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告发“奸人”的可与斩敌获得相同的赏赐，不检举揭发的要被“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什、伍都要同罪连坐。法律还规定，投降敌人的，不仅本人要斩首，全家都要被罚为刑徒做苦役。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位制度。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此外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这项举措实际上取消了宗室的特权，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加强了封建制的中央集权。
3.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生产。商鞅认为，农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由于当时商品交换的初步发展，农民中已出现一部分商贾。为了保障国家财源和兵源的稳定，商鞅提出：凡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一律免除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因消极懒惰而交不起租税的，一律没收为官府的奴婢。这些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和措施，使秦国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
4.废井田，开阡陌。用国家法令的形式，宣布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阡陌”是指百步为亩的田地疆界，“封疆”是指每一顷田地的大田界。具体说来就是把小田界“阡陌”和大田界“封疆”统统打破，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一亩，亩百给一夫，重新确立田界，不许私自移动。这样，秦国的亩比西周时就扩大了一倍多。商鞅变小亩为大亩，重新设立田界，而且授田不再被收回，让耕者长期固定使用，土地还可以买卖，这样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5.推行县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县令主县政，县丞辅佐县令，县尉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这就把领主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此项措施是对“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的有力支持，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郡县制。
6.统一度、量、衡。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商鞅向全国颁发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其标准尺一尺约合今天的0.23米，标准量器一升约合今天的0.2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