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曾经是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协。但他们又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也许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好友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写道：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据《邵氏闻见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 ”《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当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他们两人虽为政敌，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做客观评价。
新法旨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奉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溘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清明上河图》是“清明”时节吗？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美术遗产中的伟大作品之一，它宽 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唯一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 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中，画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 814人、牲畜 83匹、船只 29艘、房屋楼宇 30多栋、车 13辆、轿 14顶、桥 17座、树木约 180棵，人物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其间还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情节，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自从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八九百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现在还能展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是历经坎坷。《清明上河图》历十年画成，最早由北宋宫廷收藏，靖康之祸后流入民间，历经辗转，后为南宋贾似道所得，元朝时期再度进宫，至正年间又被调包，流落民间，明朝初期，由大理寺卿朱文徽、大学士徐溥收藏；徐溥临终前赠予李东阳，嘉靖三年（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完死后，其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其娘家外甥王某曾临摹。陆完之子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来落到宰相严嵩、严世蕃父子手上，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载严嵩为得《清明上河图》，以 1200金从苏州陆氏处购得，“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严嵩倒台，图被没收，第三次纳入宫廷。经明代皇室收藏，后来太监冯保偷出，在画上加了题跋，之后真本又不知去向。清朝时由陆费墀保存，在上面钤印题跋。后由湖广总督毕沅收藏，毕沅死后，《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宫，深藏紫禁城内。嘉庆帝命人将其收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一书之中。1931年溥仪将真迹和两幅仿作一起带至东北，但溥仪也不知何者为真品。1945年被收入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当成赝品处理，直至 1950年冬天才由杨仁恺等人从库房的赝品堆里鉴定出真迹。
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并无异议。“清明”一词，最初见于金人张著的跋文，在他的跋文中曾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才开始定下来。元人杨准在他的长跋中还着重说明这画卷题签的是宋徽《清明上河图》局部宗赵佶，并盖有小印。明人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画卷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有他的题诗，诗中有“清明上河图”一句，这样看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
但是，到了近代，却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幅图所描绘的季节产生了质疑，那么这些人的证据何在？
一、画的开始，画有一队小驴驮着木炭从小路而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天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
二、画面有一农家矮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画面。
三、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回向城市一段。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更符合实际些。
四、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而且，画中草帽、竹笠在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画中并没有下雨的景象，这肯定是御阳用的，不仅如此，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在画面上有一处小茶水摊，在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字样。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很难解释。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如果《清明上河图》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为何又叫“清明”二字呢？
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书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可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满江红》难道是岳飞的托名之作？
我国宋代著名抗金将领岳飞有一首著名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千古绝唱《满江红》慷慨激昂，豪气冲天，述说了一代名将岳飞誓将金兵赶出中原，洗雪靖康耻辱的豪情壮志，表现了岳飞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从古至今，每当国难当头，这首词不知激起了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奋勇斗志。
自古以来，《满江红》一词一直被认为是岳飞的作品。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开始对此不断设疑，并展开争论。
怀疑者认为：第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这篇文章的根据是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这首词不见于宋人、元人的书中，却突然出现在明中叶，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第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泰三年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重刊此书，共经历了 31年，仍未收入这首词。第三，《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真是匪夷所思。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第四，《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
格迥异，前者洋洋洒洒，慷慨激昂是豪放派风格；后者格调低沉，是婉约派风格。
前后风格大不一样。第五，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未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