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李泌从元帅一职可能造成的情势变化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
李忠臣劝动君心
辛京臬是唐朝中期的名将，他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唐代宗时升为左金吾大将军。
有一次，辛京臬曾经因为私忿用木杖打死了人，有关部门将此事上报朝廷，认为辛京臬应当被处以杀头的罪，皇上认为很对，就欲批准执行。
这时，李忠臣站出来对皇上说：“辛京臬早就该死了。”皇上问：“为什么呢？”
李忠臣说：“辛京臬的父亲和众兄弟都战死了，唯独辛京臬一人到今天还活着，所以臣以为他早就应当死了。”
皇上一听，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对辛京臬作了降职处理。
有时候话不必明说，只要善于旁敲侧击，一样可以达到效果。
李晟托词保军需
李晟起兵勤王期间，李怀光一直想使李晟军队的军心涣散，但搜肠刮肚，总想不出妥善的办法。
当时李晟率领的神策军按照惯例待遇优于其他军队，李怀光就想以此为契机来瓦解军心。他向皇帝进谏：“现在叛军尚未平息，各部队士兵的待遇应该一样。可是神策军的待遇比其他部队好，将士们对此耿耿于怀，很不服气，我也没法说服他们，只有靠陛下您裁夺处置了。”李怀光意图通过这一手让李晟削减自己部队的待遇，激起将士反对李晟。
德宗皇帝也非常为难，如果各部队都和神策军一样的待遇，当时财政条件不够，无计可施，于是就派陆贽去李怀光军队里传口谕，让李怀光和李晟协调解决这个难题。
陆贽、李晟在李怀光军中会齐，李怀光说：“各路将士一样与敌人打仗，而粮草供应却不相同，如何能使他们同心协力去作战呢？”
陆贽一句话也没有说，几次用眼睛看李晟。李晟说：“你是元帅，可以发号施令，我只是率领一支部队的将军，不过受人指挥打仗而已，至于增减衣食的事情，应当由你自己来决定。”
李怀光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半天说不上话来，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他又不敢擅自缩减神策军的经费发给自己的部队，也就只好作罢。
以牙还牙，将计就计，把话换一个立场来说，就可以让心怀叵测的人自讨苦吃。
郑涉巧辩冤
唐德宗建中年间，刘玄佐因有军功而被朝廷升为汴宋节度使。他因为听信谗言，大发雷霆，要将军中将领翟行恭杀掉，没有人敢上前为翟行恭辩冤。
处士郑涉善于以诙谐来暗示，他求见刘玄佐，对他说：“听说翟行恭将要被处以极刑，望能让我看一看他的尸体。”刘玄佐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看死人。
郑涉回答说：“我曾听说被冤枉处死的人面部都会有奇异之象，可我一辈子没有见识过，所以想借此机会看看。”刘玄佐听后恍然大悟，因此免了翟行恭一命。
有时通过戏谑的言辞，拐弯抹角地来劝谏别人，也可以达到目的，至于如何运用，就要看各人的头脑了。
敬新磨一语救人命
五代的后唐庄宗李存勗有一次在中牟巡游，庞大的马队见到一只受惊的兔子。李存勗一见大喜，立刻命马队追去，誓要捉住这只兔子。
由于兔子尽拣农田树林里钻，李存勗的马队也往农田树林里追。当时正是小麦成熟的季节，李存勗这一追，立即将无数可以采收的麦田践踏在马队的铁蹄下。
刚好，中牟县令勘察民情路过这里，老远看见有马队在田里驰骋，还以为是某个富家子弟在这里撒野，不由心中大怒，追了过去，拦住了李存勗的马头。
李存勗追兔子正追得起劲，眼看就要到手了，却被县令这么一拦，立时又让兔子给跑了，不由得也勃然大怒。
中牟县令这时也看清了，他拦着的是当今皇上的马头，心知闯了大祸了，吓得冷汗直流。
李存勗可不管这么多，立即命手下将他推出去斩首。
这时，从马队中走出一个人来，大呼“别忙杀人”。李存勗一看，原来是伶官敬新磨，由于敬新磨常和庄宗开玩笑，庄宗于是想听听他会说些什么。
只见，敬新磨说道：“皇上，先让我把他的罪状数落一遍，再杀不迟。”接着，他来到县令面前，继续说：“你有死罪，你难道不知道咱们皇上好打猎？为什么让老百姓种庄稼交国粮呢？你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饿着肚子，空出地来让咱们皇上打猎用呢？所以，你真是该死。”
李存勗听出了敬新磨的弦外之音，于是笑了笑，挥手让县令离开了。
当眼前无路可走，势必陷入危境中时，只要巧妙辩驳，言语就是最好的护身利器。
王朴谈笑之间定天下
五代时期，后周兵部郎中王朴很有才能。一次，后周皇帝询问王朴如何能一统天下。
王朴答道：“就现在的情形来看，我朝统一南北方已没有什么问题了，只要训练军队，集结人马，任用好的武将，天下一统指日可待。”
皇帝便问具体该怎么办。
王朴回答：“一般来说，举兵攻伐，应该从容易的地方开始。第一可振奋士气，第二可威震其他国家。以目前形势看，只有吴国最容易占领。”
皇帝摇头道：“不行！吴国有长江这道天然屏障，并不是容易攻下来的。”
王朴道：“吴国东邻大海，北依长江，边境线有千里之长！况且吴国军队数量少，作战素质不高，而且这么长的边境线不会每处都有强兵防守，我们可以找他防备不足的地方先行骚扰，他若防备东部，便派兵骚扰他的西边；若防备西部，便侵扰他的东边。这样，他的军队就会往来奔走，疲于应付。此时，我们便可以探知他的虚实强弱了，然后迅速攻打他的虚弱部分，必能轻易取胜。”
皇帝又摇头道：“这样三番五次，我怕吴军还没疲惫时，我们的军队就已经先疲惫了。”
王朴回答：“我们不必大举用兵，只用轻兵骚扰他。他们向来胆怯，肯定会派出重兵来抵御我们的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把兵分成无数支，让他们东奔西走，不久他们就会人困马乏，还怕不能取胜吗？”
皇帝又问：“攻下吴国后，江北各州该怎么办呢？”
“吴国是一个大国，江北各州见其失败，谁还敢以卵击石，不用一兵一卒，他们自会来降。江北安定后，可用其民众充实我军。以江北之民力进攻江南，我方用力小而收效大，皇上以为如何？”
皇上又叹道：“虽说江南江北容易为我所用，那么桂广、岷蜀该怎么办呢？”
王朴笑道：“这两个地方无险可守，无兵可用，只需用一封招降的书信就可降服他们。如果他们胆敢抗命，我们可以率军四面进攻，他们只有挨宰的份儿。”
“是啊，只是我所担心的却是并州之地。”
王朴说：“并州人强马壮，的确是强敌。对待这样的人，不能凭借恩义信用来降服，只能用强兵攻伐；即使攻不下来，也没有什么。只要不让它成为我们的边境之患就可以了。”
后来，宋朝建立，平定天下的步骤正如王朴所言，分毫不差。
《管子》云：攻打坚固之处，那么薄弱的东西也变得坚不可摧了。若攻打薄弱之处，那么坚固的东西也变得薄弱了。攻其弱处，则其长处必如常山之蛇，首尾呼应；攻其弱处，却可牵一发而动全身。
姚坦谏说皇子
宋太祖赵匡胤的儿子益王，花数百万银两造了一座假山，落成后，邀请宾客幕僚前来观赏。众人都啧啧称奇，但益王的老师姚坦却低头不看，益王一再要他观赏。姚坦睁大眼睛，傻乎乎地东张西望，说：“我只看见了一座血山，哪有什么假山？”
益王大吃一惊，忙问他这是为什么。姚坦心酸地说：“我在乡间看到官吏催交租税的情形。那些种田人的父子兄弟被抓走，被鞭打得浑身流血。这假山是用老百姓的租税筑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
益王闻言，受到很大教育。在此期间，宋太祖也造了一座假山，听到姚坦这番话后，便命令把假山拆除掉了。
姚坦是皇子的老师，说话自然可以大胆一点，但这次谏说，除了大胆之外，通过“血山”这种隐喻的说法，一下就能把对手的心抓住，从而创造震撼人心的效果。
富弼不辱君命
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宋朝和西夏关系紧张，多次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契丹国主乘机派遣使者前来要求割让瓦桥关以南十个县的土地。
朝廷派遣富弼作为使者前往契丹，表明朝廷的态度。富弼对契丹国主说：“我们与你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已经保持了四十年了，忽然请求割地，是为了什么呢？”
契丹国主说：“你们违背了合约，堵塞雁门关，建造池塘，加修城墙和城壕，登记百姓和士兵，打算要干什么？我的臣子们请求举兵南征，我说不如派遣使者请求割地。如果达不到目的，我们再发兵也不晚。”
富弼说：“你们北朝难道忘记了章圣皇帝的大德了吗？当年澶渊之战时，如果他听从部将的建议，北军肯定全军覆没了。而且北朝与中国如果关系友好，能得到好处的是双方的君主，群臣们得不到什么便宜。如果双方交战的话，那么能得到好处的则是各部的将领，君主只有承担战争的祸害。所以那些劝你用兵的人，都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的。”
“现在中国边防线长达万里，有精兵百万，北朝如果开战，能保证一定能取胜吗？即使能打胜，所损失的士兵、车马，是由群臣来承担，还是由君主来承担？如果能保持友好的关系，宋朝每年给契丹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全部归于君主，群臣有什么利益呢。”
契丹国主听完这些话，不断点头表示赞同。
富弼接着又说：“填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西夏的元昊；建造池塘是从何承矩的时候开始的，早在双方通好之前。其他如维修城墙、土壕、登记军民户籍等事，也没有违约。”
契丹国主说：“事情虽然如此，但关南之地，是我们祖宗留传下来的，应当还给我们。”
富弼说：“后晋曾割让卢龙给契丹，后来周世宗收复草桥关以南的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好处吗？”
富弼从契丹国主那里退出后，刘六符对富弼说：“如果我们国主耻于接受钱帛，坚持要割十县又怎么办呢？”
富弼说：“我朝皇帝说：‘我是为祖宗守卫土地，怎么敢把土地送给别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钱粮。皇上不忍心使两国的百姓死于战争，所以虽然不给契丹土地，却以增加钱帛来代替。如果定要我朝割让土地，那就是故意破坏盟约，以此作为借口罢了。”
第二天，契丹国主召请富弼一同去打猎，他引富弼的马靠近自己，对富弼说：“如果割让土地，我们就可以交好。”
富弼回答说：“北朝既然以得到土地为荣耀，南朝必然会以失去土地为耻辱。我们两国情同兄弟，怎么能让一个得到光荣，另一个蒙受耻辱呢？”
打完猎之后，刘六符对富弼说：“我们国主听到您关于荣与辱的谈话，很受感动，现在我们可以商议一下两国结亲的事了。”
富弼说：“婚姻之事，很容易产生矛盾。更何况我朝公主出嫁，嫁妆不过十万钱，哪里比得上每年给你们的钱币有利呢？”
富弼回到朝廷，把这件事报告了仁宗皇帝，皇帝同意增加岁币。富弼又再次出使契丹。契丹国主说：“你们既然同意增加钱币，那就应该说是‘献上’。”
富弼对他说：“南朝为兄，北朝为弟，难道有哥哥献给弟弟礼物的道理吗？”
契丹国主说：“那么应当用‘纳’字。”
富弼也不同意。契丹国主说：“南朝每年向我国交付大量钱币，本来就是因为害怕我国，难道在措辞上还要计较？要是我带兵南下，你们可就后悔莫及了。”
富弼说：“我朝对于南北两地的百姓都同样爱护，所以愿意维持和好局面，怎么能说是害怕呢？如果不得已动用武力，也该以是非曲直来定胜负，那就不是我这个使臣能过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