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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年，穿新衣，娶新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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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到了，我还不适应把2002年说成去年，感觉什么都还没做。
2002年，北京的马路上出现了“巨无霸”公共汽车，奇长无比，让人乍一看还以为两辆公共汽车追了尾。
2002年，许巍出了新专辑《时空·漫步》，他曾经何等绝望，而今却灿烂如花。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听他的《两天》，一盘90分钟的TDK磁带正反面被我录满这首歌，有人说我比许巍更绝望。今天，许巍的新专辑出现收录了一首叫《一天》的新歌，而我仍旧听着他的《两天》。
2002岁末，《北京青年报》副刊推出“我的2002”征文，有人升了官，有人发了财，有人结了婚，有人买了车，看着别人写的有滋有味的生活，我也别有一番滋味。
2003年，我就该二十三蹿一蹿了，我已经六年没长个了，有校服为证，高二时候的校服我到现在还能穿下，可高一那一年我就换了三身校服，个子比爷爷养的水仙长得都快，我当时还想，这要是到了高三，还不得换个七身八身的，可没想到的是，第三身校服让我一直穿到了毕业，直到现在踢球我还穿它。
二十三，我期待着蹿一蹿。可长大个又有什么用，再怎么长也长不过姚明，也盖不了奥尼尔的帽儿。身体能否长高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的思想是否进步了，别让人说成是傻大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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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一个尴尬的年龄，我们不再年轻，却仍不成熟。我们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皮糙肉厚，拒绝因成长而妥协，不把一切放在眼中，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爱他妈咋地咋地。
我们面对生活、工作、金钱、爱情，渴望改变现实，却力不从心，我们把一切看得很淡，然而忧心忡忡。
没有人关心我们这代人，长辈们忙着发挥自己的余热，在做退休前的垂死挣扎，小辈们生活在蜜罐里，不能自拔。
我依然对生活不知所措，可将此称为蹉跎岁月，它始于大学毕业的第一天，我惶惶不可终日，除了知道饿了吃饭、脱了裤子拉屎（当然也可以不脱），困了睡觉，我很是迷茫，不知道该干点儿啥。
尽管“迷茫”这个词已经被我说滥，但还是迷茫，而且越来越迷茫，迷茫得要命，始终感觉生活在别处。
每个人都有茫然失措的时候，所以我对自己的迷茫并不恐惧，我担心的是，我的茫然太过长久了。
常话说，四十不惑，我的理解是人到了四十岁就不再迷惑，可我还早着呢，还要再惑个十几年。
有人将生活比喻作五子棋，十五年一个子儿，人的一生是五个子，如此算来，我的第一个子已经走完，现在第二个子举在半空中即将落到棋盘上，能被我完全控制的还有三个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盘棋是输是赢，只是感觉前两步棋走得很被动，希望在下面的时间里可以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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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到了，我收到一个陌生女人寄来的贺卡，看了落款那个有点儿眼熟的名字，才隐约想起她是我的初中同学。真难得，我还记得她，更难得的是，还有人记得我。
那时每逢元旦，同学必会互赠贺卡，即使从没说过话的两个同学，也会微笑着递给对方一张写满祝福的卡片。我那时还心揣浪漫，总期望能从女同学送我的贺卡中看出点儿眉目，可我发现写给大家的贺词千篇一律，同贺卡一样，都像是从月坛公园批发来的。后来我才意识到，情谊深浅在于对方送你的贺卡是5毛还是7毛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女同学想着给我寄贺卡，我受宠若惊，倒是当初送她的都是5毛钱贺卡。不过我现在真想找她叙叙旧情，可她在贺卡中写到：我的儿子快一周岁了，淘气得很，很像初中时代的你。看来这个同学还是没有改掉说话不计后果的毛病，如果他老公看到贺卡，会怎么想。
她还祝我新年快乐，这我好像办不到，我似乎很久不曾体会何谓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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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贺卡让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十年前的那些贺卡。面前堆积如山的贺卡，大同小异地写着俗不可耐的贺词：祝我学习进步，尽量自己完成作业，改过自新，最好能考上理想中学哪怕职高也好，千万不要辍学。几个狐朋狗友祝我牌技渐长，进更多球，克服泡女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可见当时我在同学眼中是个怎样的人，由此我也回想起那时候自己都干了什么。
其中一个同学说，祝愿我们友谊天长地久。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此人长何模样，更回忆不起当初我们的友谊如何深厚，各种原因使得我们分道扬镳，断了联系，杳无音信，互相淡忘，我在这里只想说，过去的日子真的好难忘却又在无意中忘掉了。
那段生活就像一个人的初夜，早晚都要失去，但回忆永远是美丽的。
因为年龄增长的缘故，人时常回忆，而回忆是痛苦的，特别是回忆者的年龄超过三十岁或其饭量日渐减少、抑或其现在的生活并不如当初美好的时候。
就此打住，对十四五岁做个了结。带子别再往回倒了，我现在更想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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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元旦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吗，答案是没有，我似乎不会再有节日 —— 六一是小学生才过的节日，五四属于在校大学生的，三八跟我不沾边儿，父亲节我还差得远，五一是劳动人民的节日，放假三天，我一个待业青年，天天都是假，不在乎这两天，十一举国欢庆，是伟大祖国母亲的生日，圣诞是西方的节日，我除了有点儿封建迷信，还没有信奉耶稣 —— 我想起来了，四月一日是我的节日，许多人都在这天发来短信，祝我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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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遇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去大街上的公报栏看报，几天后，我领悟到一点：当不知道生活的路该怎么走的时候，跟党走就行了。
除了听见同学又发工资了有些眼红外，其余时间里，我基本能保持平和的心态闲散在家中，我隐约感觉到，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
我不愿和人攀比，不排除实力原因，我知道比也比不过，如果我是女的还好，大不了嫁给他，或者不行就先嫁别人，然后抓紧时间生个女儿，把闺女嫁给他，享受作为丈母娘的荣华富贵，但如果生了儿子就不好办了，除非他同性恋又有恋童癖。可我毕竟是个男的，所以只好忍气吞声，要么就找把刀砍了他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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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适应生活或让生活适应我。但我不是上帝，无法左右生活，能做到的只是乖乖地适应生活、顺应社会，可社会与我誓不两立，我也曾试图与社会很好地磨合，但事与愿违，后来当磨合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又愿与事违，不想和社会亲密接触，被其同化，我决定跟丫彻底决裂。
态度决定一切，一方不同意属于强奸，两相情愿就是性交——和社会做爱，难以想象，所以还是反抗吧，哪怕被奸。反正不是我玩它就是它玩我。
有人说我们要感谢上帝给予了我们困难去克服，使我们变得强壮。我们为什么要变得强壮，是为了克服更多的困难吗？我们不必对于上帝让我们变得强壮而心存感激，没有它安排的困难，软弱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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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旦过后，春节接踵而来。没有爱情发生在我身上，却让我想起许多新年里的爱情故事：《大撒把》里的葛优和徐帆，《甲方乙方》里的葛优和刘蓓、《没完没了》里的葛优和吴倩莲，真羡慕葛优，多少年了，我都是一个人过节。
春节将近，爸单位组织去海南旅游过年，可以带家属，他当即给我和妈报了名。我说我不去，你俩自己去吧，跟一帮老头老太太我没话说。他们说那你一个人过年呀，我说啊，怎么了。他们说那倒没什么，我说既然没什么，我的事儿就不用你们管了。
我盘算着自己出去转转，找个远离北京的地方，顺便写点东西。其实在哪里写作并不重要，牛棚里没少出过好文章，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双写东西的好手。
我的手就不够好，掰腕子没劲儿，打麻将净抓炮儿牌，写了许多封情书不见回音，倒是指甲长得飞快，三天两头就要剪一回。人家说这是因为我手指上没有斗，簸箕太多的缘故，鸿运欠佳。我说我脚趾头上有斗，人家却说脚趾头上的不是斗，那是鸡眼，得拉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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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去了北京站。售票窗口排着一条条长队，我在中间转来转去寻思找空儿插个队，可买票的人甭管认识不认识，一个个前胸贴后背，连女同志也挺胸提臀，根本没我夹三儿的机会。
一个票贩子走过来，问我要票吗，我问都有去哪儿的，他说哪儿的都有，就是真票只有去东北的了，我说东北就东北，多少钱。他说也不管我多要，定价乘以1.5，我说有点儿黑，少乘点儿不行吗，他说行，给你开个根号吧，我问是开定价的根号吗，他说当然是开1.5的了，开定价的还让不让他过年了。我继续跟票贩子讨价还价，让他开个三次方，他死活不肯，说你快点，一会儿警察该来了。我说你别啰嗦了，警察已经来了。他一扭头，果然过来俩警察。走一趟吧，王大鹏说。
票贩问去哪儿，王大鹏说带你去我们那儿过年，赶上除夕了，这两天伙食还不错。票贩说不去，吃不了里面的饭，他是回民，怕给大师傅添麻烦。王大鹏说别客气，我们那儿半年见不着肉星儿，你这个事儿小，一两个月就能出来。票贩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去的好。王大鹏态度急转直下，说别他妈给脸不要了，让你走你就走，废他妈什么话呀，差你一个就够数了，我们还等着回家过年呢，你丫赶紧的，听见了吗！我走，我走，票贩子掏出兜里的一打票说，都是这两天的，没收了怪可惜的。王大鹏说这个不用你操心，一会儿我都送回售票处去，家还得让人回。
就在王大鹏和票贩子纠缠的时候，我跟另一个警察说，同志，要不是我刚才跟他纠缠，你也不会这么快就完成任务，功就不要给我记了，卖我张票得了。警察问我去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让我抽一张算了，抽哪儿是哪儿 ，警察说你不是盲流吧，我说不是不是，我就是想去外地转转，哪儿都行，又掏出身份证给他看。
这时王大鹏说，不用看了，我哥们儿，然后摊开票让我抽，我搓了搓手，结果抽了一张去锦州的票。王大鹏说大过年的，你瞎晃悠什么，还说过两天去你给叔叔阿姨家拜年呢。我说你都这么大了，我爸不会再给你压岁钱了，我又问王大鹏怎么抓票贩子也归你管了，王大鹏说，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经济秩序的行为，我们一律严厉打击，要让春运时节返乡的农民兄弟回家过好年，但像你这样年根儿底下去外地的北京人却没几个，不知道你丫怎么想的。我说我疯了。最后王大鹏祝我旅途愉快，我祝他多捉坏人，然后各奔东西。
我一看火车票，九点二十的，赶紧上了车。火车还没启动我就睡着了，我的计划是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下车，到哪儿算哪儿。
于是，逆着一股南下的冷空气，我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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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火车刚过密云，不行，太近了，我闭上眼睛接着睡。第二次醒来的时候，火车还在铁轨上飞驰着，我去了趟厕所，打了两个哈欠后，火车减速驶入某站台。我一看表，四个多小时了，估计跑了有五六百里地，就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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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站台，“C县人民欢迎您”的红布白字在我头顶上空飘扬着，还挺客气。
一群妇女冲上来，问我住店不，有些人问也不问，上来就抢我手里的包，我说嘿嘿嘿，你干嘛。她说车就在那边，上车吧。我问你们那儿条件怎么样，她说她那儿有电视，旁边一个人说她那儿有空调，再旁边的一个人说她那儿能洗澡。在我犹豫去哪家的时候，又一个女的说她那儿啥都有，还能上网，我问多少钱，她说看着给，我一听不错，就跟着她去了啥都有的旅店。
进了旅店二层的一间屋子，我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除了一张床和梳妆台，啥也没有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啥都有吗，她说是啥都有，然后打开窗户，指着马路对面说，那是饭馆，那是洗浴中心，那是录像厅，那是练歌房，那是网吧，那是公共厕所，那是电话亭……
我一想，这样也挺好，我出来前刚洗过澡，又无洁癖，暂时不会有这方面的需要，去楼下上厕所还能捎带手买包烟，没有电视可以多看看书，没有娱乐我可以多写点儿东西，没电话我正不想和外界联系，不错。
我说我给你多少钱呀，她说二十块不嫌多，十块钱不嫌少，我说那就十五吧，她说行。
这就算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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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没半个小时的书，我便坐不住了，想出去转转。
年根儿了，C县城里热闹非凡，马路两边摆满小摊，烤鱿鱼的，炸臭豆腐的，卖背心裤衩的，卖闪光雷二踢脚的，卖菜卖肉的，还有卖旧书的，薄的一块钱三本，厚点的两块钱三本。我从中挑了几本《收获》和《当代》，都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的，算厚的。摊主说，C县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文学青年，他们写了十年的东西，却没发过一篇，于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批文学青年纷纷论斤卖掉自己的文学杂志和手稿，下了海，变成经商中年。我说既然是按废品卖的，就便宜点，摊主说你要的多的话，三块钱五本。我换算了好半天，原来打了九折。我说行，你有多少我都要了，给摊主乐得屁颠屁颠的。
他一转身，从后面的纸箱里搬出足有五十多本杂志，说，都在这儿呢。我掏出三十块钱说，我身上的钱也都在这儿呢。三十就三十吧，摊主非常高兴地接过钱，好像捡到的一样，我也心潮澎湃地搬走书，三十块钱买了这么多字。
我抱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回了旅店，迫不及待地躺在床上看了起来，那个时候我连句完整话还说不利索呢，倒要看看彼时的中国文学如何。
翻开《当代》，还没看清第一篇小说的题目，就被书中掉出的沙子迷了眼睛。我一揉眼睛，感觉脸上已经蒙了一层灰。
我赶紧坐起身，清理那箱书的卫生，抖落下的灰土足够养盆花的。我又是拍又是吹，可这些书还是不够干净。当我看完一个短篇，手脏得跟多少天没洗了似的，看完一个中篇后，手的颜色跟修车的差不多，后来我又看了一个长篇，看完后手黑得跟刚搬了一车蜂窝煤似的。
精神空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肠胃空虚却人人有之，看了几页书，我饿得不行，便下楼找地方吃饭。天已经黑了。
我进了马路对面的饭馆，要了一个鱼香肉丝和两碗米饭。进来的时候，看见两个穿白小褂的男子正一边包蒜一边看电视，估计是厨师，瞧他们包蒜笨手笨脚的样子不像会炒什么菜，所以我要了鱼香肉丝，这个菜的好处就在于再二把刀的厨师炒它，味道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如果我来盘红烧带鱼，恐怕还要麻烦他们坐火车去北京现买，我等不了，还想着赶紧吃完回去看旧书呢。
不算那只正在啃骨头的猫，饭馆里就我一人吃饭。菜很快就上来了，我尝了一口，凑合，除了有点咸有点辣。我叫服务员来壶茶，赶紧把两碗米饭也上来。
饿着肚子是一回事，吃饱了就是另一码事了。水足饭饱后，我没有直接回旅店，却奔灯火辉煌处而去， C县有声色犬马的生活，白天我看见电线杆、车站牌上贴满淋梅必治的广告，有求才必应，无中不会生有。
别说，小广告这东西确实有碍观瞻，北京整治小广告已颇见成效，在首都呆惯了，一到外地还挺难适应面前的眼花缭乱，而且这儿的广告写得也有点儿恶心，又是包又是脓又是疹又是毒的，居然一针见效，药到病除，忒邪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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