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各行业受SARS影响，普遍萎靡，躲人还躲不及呢，更不会招聘新人，这时候离开公司不是明智选择。五百块钱是太少了点儿，但面临一场不知何时才能被征服的疾病，与其在家一个人无聊，不如去公司让大伙陪着一块无聊，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公交车是不敢坐了，又新买辆自行车，排了老半天队。每天带着口罩骑车上班，一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挽手，我就心头一惊，这样抗非典，不传染等什么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总动员开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个姑娘看起来都美若天仙，无论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黄、几个鼻孔、长没长胡子，凡是口罩之内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条直线，都能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对一些女性而言，这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脱销，老歪和白玥没买到，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自己动手，将胸罩改了口罩。白玥的内衣多以红黑为主，戴着太张扬，因此她又现买了几个白色胸罩，把背带剪去，将剩余部分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副胸罩够两个人防非典用，他俩单独行动的时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么，但同时出现就显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捧腹大笑。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们不顾外人耻笑，我行我素地戴着胸罩做买卖。可胸罩的海绵层太厚，而天气又日渐炎热，老歪戴一会儿就喘不上气来，额头直冒汗，白玥又特意为他买来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着老歪一剪子下去，白玥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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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部《水浒》，每天看十章。也不错，有书看，偶尔整理一下片子，还发工资，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点儿，可我认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见得能看十章。但时间久了，我又烦了。
两个多星期后，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没几天又看完了，后来索性把网上名为《银瓶梅》、《铜瓶梅》、《铁瓶梅》、《铝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这些，消磨时间，否则就无事可做。这一时期，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莲。
从小到大，各类型女人在各个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记》中女妖怪，妖娆美丽，本领高强，有杀人不眨眼的，有肚脐眼吐丝的，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极深的印记，但那部戏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龄童，其余人都销声匿迹了，特别是那些饰演艳丽妖精的女演员，难道她们真的成为妖精，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一个日本演员，叫内田有纪，我因为看过她演的一部名为《热力17岁》的电视剧而对其情有独钟，那年我14岁，梦中情人就是她那样儿。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对白领女性萌生兴趣，当时理想中的女子是：长发细腰，却不一定丰乳肥臀，出了门，往大街上一站，看见红色就招手，打开车门就上，管丫夏利还是富康，上车后一句哪哪哪，然后摇下车窗，兀自点上一根烟卷，对司机的搭讪不予理睬，当司机从反光镜里偷看的时候，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注意前面过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应数目人民币，不索要发票，下车熟练，“砰”地将车门撞上，扬长而去。
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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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上学期间打工的经历计算在内，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总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卖劳动力，以此换得生活所需。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做什么，当我们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会倏忽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
做什么才不算浪费时间呢，睡觉，只有觉是给自己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睡觉看成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这就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相信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认识。就好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砸到我的脑袋，我会扬起头骂一句操你妈的，然后捡起苹果擦擦吃掉，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砸到某个农民兄弟，我想他会赶来马车，不等熟了，把苹果全部摘掉，然后驱车前往农贸市场；幸好这个苹果砸到的是牛顿，也算长了眼睛。
每当工作时候感觉空虚，我就听见尼采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我想说的是，尼采，你丫别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踏下心来干个不说三年五载，一年半载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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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帜，挂在旗杆上才会迎风飘扬，那么人类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拼命挣钱，养家糊口，封妻荫子，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是沽名钓誉，活出个人模狗样，让万人瞩目？或者回报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将我们拉扯大，为我们换洗尿布，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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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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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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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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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人，但一定不是她，这几个人都是男的，岁数都不小了。
时间快到了，我开始留意每个进入茶馆的客人。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没有她。幸好几个单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夹在他们中间滥竽充数，也幸好没人桌上放着中南海，要不她一会没准儿就张冠李戴了。
这时，进来一个穿T恤衫的女孩，戴着口罩，举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赶忙装作看书的样子，用余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与我面对面，仅从眉宇间看，她的模样还不错。服务员拿着茶单走过来：小姐，您喝点儿什么茶？她说：一杯白水。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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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上来了，她并没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许在埋怨我不守时。其实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样子不太难看的话，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表现出不耐烦，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烟掏出来算了，但就在这时，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机，拨打了茶杯里的叶子在网上留给我的电话，同一时间，潘娜的手机响了，她接听：你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在茶馆里了。
声音从我的斜前方和手机中分别传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还是太小了。
我挂掉电话，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