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晚餐》并不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戏剧，而是一部普通而亲切的音乐喜剧：在第二幕的晚会上只有8人出场，既无罗莎琳达的原型，亦无阿黛勒的原型，而是我们不熟悉的四位女士。格奈把这一幕变成了一次大型化装舞会，对此约翰·施特劳斯可以点燃他的天才之火。法院公证人不仅邀请了埃森斯坦和典狱长，而且还邀请了埃森斯坦的妻子罗莎琳达及其使女阿黛勒出席同一化装舞会，这在戏剧学上是一个绝招。埃森斯坦同他开始时未认出的使女调情，并爱上了乔装成匈牙利女人的他的妻子。在此幕结束时他也未认出他的妻子。（可是1874年4月8日的《维也纳画报专刊》认为，“妻子穿了一件化装舞衣，她的丈夫就不能从其姿态和身材上立即认出自己的妻子，这位丈夫的头脑岂不太简单了吗？”）
在1873～1874年的秋天和冬天，约翰·施特劳斯在其位于赫岑多夫大街18号的别墅利用42个夜晚写下了这部最伟大的轻歌剧杰作。他在这段时间经常发火，因为邻居的一位青年人每天晚上听了新的曲调后就跟着胡弹乱奏。这个脚本中的一切都使施特劳斯的灵感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阿尔弗雷德和罗莎琳达在第一幕中喝的葡萄酒，在第二幕中使参加舞会的人在《兄弟姊妹》结义颂歌声中心心相印的香槟酒和已酩酊大醉的法院皂隶弗洛施喝的李子烧酒。阿黛勒发出了花腔的笑声：在第一幕中读舞会请帖时；在第二幕当她以其著名的歌曲《我的侯爵先生》愤怒地否认她是埃森斯坦家的使女时；在第三幕中当她在典狱长面前显示其表演才能，装成一位巴黎女士的时候。在第二幕高潮时，双双情侣结成兄弟姊妹关系——《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的火花》是施特劳斯写的最扣人心弦的一首合奏曲，爱的庆典使人如此陶醉，甚至语言都失灵了，只有圆舞曲在断断续续地奏响……嘟咿嘟，嘟咿嘟，啦，啦，啦……在脚本第一稿中就要求人们“在音乐的拍节中经常听到亲吻的声音。”嘟咿嘟，嘟咿嘟，啦，啦，啦……这是《蝙蝠》的色情因素。在第一幕快结束时那一美妙的场面亦如此，这时阿尔弗雷德和罗莎琳达在如此热烈的“温存”，以便让典狱长相信他们是夫妇。
过去经常有人批评约翰·施特劳斯，说他的轻歌剧只是毫无意义的舞曲集成，现在他却出人意料，成功地恰好利用了这些舞曲来为动人的戏剧心理描写服务。圆舞曲和波尔卡的主题不再只为其自身而存在，而是描绘这些虚伪的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格。这些人都想占有命运不允许他们占有的地位和拥有命运未赋予他们的东西。罗莎琳达在她丈夫身边感到无聊，很想有个情夫，可是未能如愿。埃森斯坦很想在舞会上以胜利的唐璜的姿态引诱轻浮的舞女们，可是并未成功。而使女阿黛勒也很想像她姐姐那样——她一直是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到剧院去谋生，她仍将是个使女。
在两部古装轻歌剧之后写一部穿燕尾服的轻歌剧，在《英迪戈》的异国形象和《罗马狂欢节》中浪漫主义的瑞士人和意大利人之后演出维也纳的现代剧，这无疑对约翰·施特劳斯有很大的吸引力。维也纳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附近的温泉”。可是大家知道，维也纳轻歌剧的故事都发生在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甚至在中国，几乎从未发生在维也纳。剧中人是维也纳人，虽然自1905年在维也纳剧院重新上演后故事有时改在巴黎。奥芬巴赫《巴黎的生活》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现代剧。
1873年5月1日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普拉特公匾主持了大型世界博览会，人们想让这一博览会成为多瑙帝国经济强盛的象征。可是5月9日是黑暗的星期五，这一天一切都崩溃了。银行和工业企业破产了。看来可以经受住任何冲击的财产顷刻化为乌有。骗人的公司垮台了。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乞丐。许多人自杀了，经济危机几乎在每个维也纳家庭部留下了印迹。这是最不幸的日子。施特劳斯还在作曲的时候，《蝙蝠》中那些可爱的游手好闲的人就已变成了喜欢缅怀往事、刚刚逝去的美好时代里的童话人物。当时人们还可以无忧无虑地欢笑、饮酒和相爱。谁忘却往事谁幸福……这对每个人都适用。
《蝙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即告完成，这一事实使人们议论纷纷。首先是有人背后说，约翰·施特劳斯采用了他早亡的天才的弟弟约瑟夫遗稿中的主题。
比较严肃的是有人提出了格奈在作曲中的合作问题。这个问题无疑很重要。尽管两位艺术家的手迹相似，但是可以肯定，第一个总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格奈写的。他从未坚决否认过关于《蝙蝠》的一部分系由他作曲的谣传，可是他自己的作品缺乏想像和平淡无奇是最好的辟谣。可以设想，约翰·施特劳斯用钢琴或风琴向格奈弹奏了许多乐段，在某种程度上是向他作音响口授。特别是第三幕开场时出现的著名闹剧：清晨，典狱长醉醺醺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伴随他的是前一天晚上的圆舞曲旋律。有趣的是在《圣诞节晚餐》中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在《圣诞节晚餐》第二幕，演奏的旋律是一种配乐。《蝙蝠》中的闹剧不是施特劳斯用来描写醉态，而是用来描写同醉态的斗争。最后用巴松管奏出的典狱长伏在写字台上发出的鼾声，常常被用来同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中跛足而又遭了毒打的贝克梅塞尔从萨克斯的桌上偷走获奖歌曲的那个闹剧场面相比。维也纳剧院院长、第一个罗莎琳达扮演者玛丽·盖斯廷格在排练时要求去掉这一场面（“这很乏味，因为这么长时间未讲一句话”）。约翰·施特劳斯本想同意这一意见，可是格奈坚决反对，这常常被视为闹剧是由他自己配曲的证明。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盖斯廷格对每场能给一个同事带来成功的戏都心怀妒意。因此施特劳斯在排练时才给卡尔勒斯－希尔施夫人写了阿黛勒在最后一幕中唱的歌（《我装扮成一个纯洁的农村少女》），并对盖斯廷格长期保密。剧院里的人说，施特劳斯之所以在这时才作这首歌，是因为盖斯廷格正在作一长途化装旅行，因此看不到这首歌曲。而且，1873年10月25日，即早在《蝙蝠》首场演出之前，玛丽·盖斯廷格就在音乐家协会大厅中的一次由约翰·施特劳斯指挥的义演音乐会上演唱了她的主要节目恰尔达什。这一舞曲本来应当成为器乐加演节目，罗莎琳达应当在舞会上在这一曲调伴奏下以舞蹈来表现其匈牙利的性格。可是后来人们又给这一舞曲配了词，在音乐家协会大厅演唱获得成功后，保留了它的声乐形式。
1874年3月5日，这部轻歌剧脚本在检察机关以《蝙蝠博士》为题登记了。虽然帝国警察局3月20日即准予演出，可是在这15天内对歌剧的词作了重大修改，可以设想，检察官出于对举世闻名的作者的尊重是口头上提出修改的条件的。因为修改的恰好是有政治内容或有性刺激的地方。比如埃森斯坦在修改前的钟表二重唱中原应这样唱：“她要把我欺骗，必须善于周旋，她也同共产党人一样，不知区分你我财产。”
可是检查官所指摘的奥尔洛夫斯基的一句话：“在我的家里，每位女士都有权蒙着面纱或赤身裸体，假如她愿意”，我们在每次演出中依然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