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日本人，必须要先弄清他们所说的“各就其位”是什么意思。他们信仰秩序和等级制度，就像我们信仰自由平等一样。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知之上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等级制合情合理，更不要说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了。我们必须清楚他们关于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之类的民族习俗，才能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日本人考虑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像对国内问题一样离不开等级观念。他们在过去的十年间，认为自己处在国际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顺序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就算接受了现状，也时时刻刻不忘等级观念。日本在外交文件中也不遗余力地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只有各国‘各就其位’了，世界才能长久地和平。”天皇在此条约签订时所发的诏书，也再次谈到了这一点，诏书说：
弘扬大义于全宇，缔造世界为一家，实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珍念者，唯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袭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路漫修远，前途尚迢……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声明，其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使万邦各就其位，乃帝国之基本国策……如有与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之事，不能使万邦各就其位，帝国政府断难容忍。”
这一声明是针对数日前赫尔的声明而作的回应，赫尔在声明中强调了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各国平等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等同于日本的等级制，是美国人奉行平等及不可侵犯权利精神中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不管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遵循这样的准则。对美国人来说，平等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它意味着自由，不受专制压迫，不受干涉；也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平等，人们就拥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平等也是当今世界竭力实现基本人权的必经之路。即便我们有时破坏了这一原则，但我们依然支持平等，所以，我们是绝对不会向等级制妥协的。
美国始终都坚持平等这一观点，杰斐逊把它写入独立宣言，后来写入宪法的《权利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平等反映了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被写入美国这一新生国家的法定文件中。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写了一部有关平等问题的著作。托克维成长于法国上流社会，在很多仍然健在并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贵族阶层曾经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又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对他来讲，美洲大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聪明敏锐又善于观察，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发现了许多亮点。他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眼光，高度评价了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并且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他还展示了即将来临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国的发展很具有前瞻性，就算会有些差异，欧洲也会像美国一样发展。
因此，他很详细地描绘了美国，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真正得到了平等，可以平等地交谈，可以进行和谐的社会交往。美国人从不拘泥于等级的细枝末节，他们常说，自己不接受施舍，且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没有古老贵族式或罗马式的家族，也自然没有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他说，美国人什么都可以不信，但不能不信奉平等，平等就是生命，为了平等，他们甚至会无意地忽视掉自由。
通过外国人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祖先的生活。如今的美国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读了这部著作，我们就知道1830年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大体上没有改变。美国有过偏爱贵族式社会秩序的人，而且将来也还会有，比如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但即使如汉密尔顿之流也都承认，我们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我们在珍珠港事件前对日本所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既是美国关于太平洋区域的政策，也是我们最信奉的原则。我们确信，朝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肯定能逐步改善这个世界。而日本人信奉的“各就其位”的生活准则，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而确立的。多少世纪以来，日本人已经习惯预计并且广泛接受了不平等，等级制对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日本，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行事习惯都与我们的传统完全不同。不过，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权威主义。既然现在日本人承认了美国的至高无上，我们就更有必要详细地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现时情况下，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尽管近年来日本逐渐西化了，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每次寒暄和接触，都必须依照着双方的社会地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一个日本人对另一个日本人说“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双方的亲疏程度或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相应的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句话说，日本人也像许多其他亚洲民族一样有“敬语”，用“敬语”时还要适当地鞠躬和跪拜。而且这些规矩和惯例也很详细，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也许对这位主人的鞠躬恰到好处，对另一位稍有不同的主人鞠同样的躬，就可能是一种无礼。日本行礼的方式有很多，有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也有动动肩、点点头的简单礼节，所以日本人从儿童时期起，就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
等级差别不仅经常表现在对礼仪的要求上，虽然这是极重要的，有时也要充分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因素。甚至条件相当的两个人，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自己的朋友是不需要鞠躬行礼的，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他就必须向穿军服的朋友鞠躬。遵守等级制要平衡多种因素，有些情况下各种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时候则反而增强，真可谓是一种艺术。
当然，日本也有不太拘泥礼节的人。但是在美国，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圈里，人们会抛掉形式，不顾礼节，自由自在。在日本，在自己家里却恰恰要认真学习，仔细观察各种礼节。婴儿还躺在母亲的怀抱，母亲会用手按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尊敬父兄。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就是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来区分个人的等级。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只是形式，它意味着：行礼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允许他人干预，而受礼的一方，也就有义务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
不可否认，孝道是日本和中国共同崇尚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伦理学以及世俗文化传入日本，孝道在六、七世纪也进入日本文化。为了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不免发生了变化。自古至今，中国人必须忠于自己的家族。这个家族成员可能成千上万，但他们都受家族的控制，而且也全心支持家族。虽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但大部分地方都是一个村庄居民同属一个家族。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却只有100多个姓，同姓人多少都承认彼此是同宗。而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可能全部是同族，就算远离家乡、住在城市，也有可能是同宗。在广东，人口密集地区的宗族成员常常会联合起来，一起打理氏族宗祠的事务，而且会在祭祖的日子里，一起祭拜他们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还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有前途的子弟学习。人们还不时地联系散落各地的家族成员，认真负责地刊印编订族谱，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增订一次，公布有权分享本族权利的人员姓名。每个家族都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如果家族与当局意见不一致，他们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的犯人交出去。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政府派来的官员管理，但在他们的地盘上，政府官员只是个外人。
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只有贵族和武士可以使用姓氏。在中国，姓氏对家族至关重要，没有姓氏，就没有宗族，更无从发展。在某些宗族中，族谱也相当于姓氏。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就像1890年在华盛顿成立的“美国革命妇女会”那样，日本的族谱是从活着的人向上追溯的，而不是由古至今列举代代相传的后裔。中日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而且，日本是封建国家，他们对封建领主尽忠，而领主却不属于大宗族领袖。封建领主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也不同，两者相差很大，后者在任职的地区始终是外人，而日本人则与自己的藩主紧密联系，很重视自己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
要想让宗族制度化，另一种方法就是参拜神社或敬拜远祖。在日本，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其中，但是，日本没有群体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平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并不证明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往往因为自己住在某位祭神的封地上，就被称作是该祭神的“后代”。当然，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村落一样，不同村庄的祭拜者由于在一个地方世代定居而慢慢形成了亲戚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祖先。
与神社祭拜不同，人们一般在家里祭拜祖先，他们客厅里的神龛都会摆着六七个去世的亲属的灵牌，这些灵牌就好像微型墓碑，人们会在祖先面前摆好贡品，每天祭拜。各个阶层的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的。所以，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字，就算已经认不出来了，他们也不再重新刻，人们甚至会迅速忘记三代以前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接近于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许和法国最为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在紧密接触的家庭内部，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也就是在这个范围里，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即使是大户人家，也往往会分成几个小家庭，然后次子以下的男子还要另立门户。在这个小范围的家庭内部，对“各就其位”有着详细的规定，在长者正式隐退之前，其他人都必须服从命令。甚至今天，即便是一个人的儿子都已成年，只要他父亲还在主持家务，那么凡事都必须听从年迈的父亲。哪怕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也还是要听父母的。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总是第一个用餐，第一个洗澡，全家人见了他都要鞠躬行礼，他只需点头答应。在日本有一则谜语广为流传，翻译过来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和尚要求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就是：“别妄想了，那是不可能的。”
“各就其位”不仅包含辈分的差别，还包含年龄差别。日本人说自己极度困惑时，就常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在日本人看来，长兄作为继承者，应该有个长兄的样子，去过日本的游人们也说：“日本的长子很小就有作为长子的责任感。”长子拥有的特权跟他的父亲没什么差别。在过去，弟弟肯定会很早就依赖长兄。现在，特别是在农村，长兄一般按老规矩留在家中，他的弟弟们则可以出去闯荡，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的钱。可见，古老的等级制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现今政坛关于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上，也避免不了这种遗留的长兄特权。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发言说：“要让占领区的人们都看清楚，日本和他们之间是兄弟关系。不要对被征服者体谅过多，否则他们会过度地利用日本的仁慈，这会不利于日本的统治。”换句话说，哥哥在对弟弟的事情作决定时有绝对的权威，他决定强力推行的时候，不必“过多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要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即使在有些场合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乖乖听话，眼看着所有礼品、关怀和学费都给了兄弟。即使日本为青年女性开设了几所高等学校，那里也主要是教她们学习礼仪和举止规范，而就严格的智力训练而言，则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建议，要教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学一点外语，其理由是希望她们整理丈夫们的书籍时，不要摆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