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秋天，古斯塔夫·勒庞完成了《战争心理学》一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波及法国，法国人民也渐渐对战争特有的负担、节奏与艰辛习以为常。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屈服于斯多葛主义那种屈从现实与放任自流的状态：有时候对迎接胜利怀揣希望，有时候眼看战争苦难继续。虽然法国人民对下一轮“大推进”将要带来的胜利与和平满怀期盼，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年秋天，局势很是清晰——至少还有一个冬天才能摆脱战争。9月下旬，在香槟战区，法国又发起一轮新的攻势。然而，同阿图瓦与弗兰德斯的春季攻势一样，西线的僵局并未因此而打破，没有办法实现年内结束战争的企盼。虽然这样，法国人民的信念并未因香槟攻势失利的苦涩和失落而动摇。他们坚信：法国将不计代价夺取最终的胜利，并继续为之战斗！奋战到底的士兵们、出于道德义务为祖国奉献力量的平民们、为担当起引领全民的特殊使命的知识精英与道德权威们，都在寻找关于法国参战的合理解释。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勒庞撰写了《战争心理学》。
在刚开战的前几个月里，法国的作家学者们纷纷参与笔者称之为“知识运动”的宣传活动，进行公共演讲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言论。他们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和德国人展开激烈的交锋，反驳德国人自称对战争并无责任的言论；在对内及对中立国的宣传里，他们都详细地论述了法国必须战斗的原因以及会继续战斗，直到最终胜利的到来。
法国人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发现了两个问题，同时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学者们为什么在开战头几周内表现奇怪：93名最杰出的德国学者，为什么公然违抗众所周知的现实，抛出一份颠倒黑白的宣言？这分明与他们客观公正的学术作风大相径庭。在这份臭名昭着的《93宣言》中，德国学者们全盘否认了德国一切罪行：蓄意挑起战争、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残害无辜平民、违反国际法、故意无视既定公约等。这彻头彻尾的谎言激怒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决心列出所有罪证，让一切针对德国的指控都变得不容辩驳。
因为《93宣言》的出现让法国知识界开始考虑：这些世界知名的德国学者为何背弃学术声名抛弃真理，竟然开始扞卫谎言？同时，第二个问题继而被法国人发现：又如何解释法国在香槟攻势失败后处在空前的不利地位，反而体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非凡的决心？问题一让人心生疑惑，问题二却让人心生敬畏。在战争动员下，德国学者发表《93宣言》的行为让人唾弃；面对战争，法军表现令人意外，但两者都令人深思。
古斯塔夫·勒庞的《战争心理学》，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同时，这些回答都是根据过去他已有着作中阐述的原则进行的。现在看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入本就议论纷纷的公共讨论中，而是利用心理学规律更充分有力地解释德国学界为何这样癫狂、法国人为何这样充满斗志以期改变原来讨论的性质。勒庞坚信，只有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才能解释集体行为的原因，所以否定了现存的一切解释，并认定它们是不准确的，并不具有说服力，同时没能认识到在政治家、知名学者和普通士兵的集体行为中，“那种感性、神秘、共同的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为弥补上述提及的不足，《战争心理学》在书中引入了心理学原理，同时也让勒庞本身的学术地位更加根深蒂固——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勒庞是被边缘化了。在1914年以前，一直是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理性主义学派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勒庞一直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示集体行为是非理性（却是真实的）力量的产物这一观点，然而这与当时统领法国学术与教育界、并限制勒庞学术成就的理性主义思维是不相符合的。一名学者若要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成就学术名誉，要么是通过在巴黎大学获取教职的方式，要么是获准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勒庞在这两条前进道路上持续地受到阻碍。不管是在巴黎大学或是巴黎任何一所与之相当的教育机构，他都没能获得教职，也没能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逐渐地，出于对这种被学术界放逐与边缘化的处境的厌恶，他不得不加入法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中。所以，由此看来，《战争心理学》的出版，不但是针对国外的敌对势力，而且是反驳国内知识界的主导思想与个别人士。
粗略看来，《战争心理学》一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法国学者们写作出版的相关内容并无太多不同。本书中，勒庞经常不留情面地直接称德国人为禽兽，或许相较于同类作品流露出的反德倾向更加明显，不过也不算过于突出。实际上，当时法国学界的流行趋势就是反德，在勒庞的书中只不过形式更加多样化，抨击德国人的论据也更加繁多。在此书中，勒庞肯定了德国应该肩负起战争爆发的责任，对德国的战争暴行加以谴责，也对德国学者软弱且毫无原则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同时，对德国人服从政府权威时体现出的奴性和在欺凌弱小时暴露出的残暴加以深刻地刻画，这和当时很多同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家的做法是相同的。勒庞还谈到，利用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爱国社团，普鲁士加速了德国军事化进程。在法国人着作中普遍提出的一点，普鲁士王国寻求在德国全境和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根本原因。
另外，勒庞还在书中提出了另一些看法：1914年之前，德国的科学家们备受全世界尊重，但实际大多是派生与模仿的产物；尽管德国的教育那么严谨苛刻，但缺少自省是其一大弊端。勒庞相信这是德国更注重小节而缺乏全局观造成的。同时，是“组织性”帮助了德国在全球工业和技术制造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不是聪明才智——在现代世界中，这一点很有用，毕竟是现代德国大量成功的原因，但是也不值得太过赞扬。
所以，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很多观点看似和法国其他学者相同，但是过程分析却很是不同。在一些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上，本书对其提出质疑，而不仅仅是点头附和。假如读者细心的话，就能在书中看出勒庞认为1914年德国发起的战争并不是有意为之，同样，他不相信是理性计算让德国引发了战争，对德国哲学催生了泛德主义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亦不赞同。当然，同很多法国评论家相同，他从很多中立信息中搜寻证据来证明德国确实对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勒庞还敦促读者考虑到“心理传染”在当时的恶性影响来解释德国知识分子们的集体谎言。
很多法国学者在战争刚开始那几年都相信德国宣战的原因是其坚信自己有统治欧洲的权力。在领土扩张主义和自负情绪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德国最终不断推进前线并压迫邻国。德国在1914年的巴尔干冲突问题转化为世界大战的原因解释上，很多学者倾向于强调泛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像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列维·布吕尔（Lucien Levy - Bruhl）和夏尔·安德勒（Charles Endler）等法国学者。
在很多学者看来，德国的侵略性并不是近期的历史导致的，而是至少来源于一个世纪前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传统。显然，将战争归罪于泛德主义者及其政治盟友的投机主义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泛德主义的渊源根本不能深究这种解释。拉维斯（Ernest Lavisse）、布特鲁（Emile Boutroux）和许多其他法国学者认为，泛德主义的创始人是费希特和黑格尔，而德国的侵略应该由泛德主义负责，所以，1914年爆发的战争应该由费希特和黑格尔负责，其哲学传统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
在勒庞看来，以上观点既不具备说服力，也没有充分理由。虽然德国应对战争负责，这一观点他是认同的，但他不认为1914年8月时德国的本意是希望战争爆发的。他承认，曾经他也因为爱国主义冲动，“和法国多数人一样认为德国在找借口向我们开战”，但是他因为现有证据的存在而予以重新检视：当他再度认真研究这些资料时，“突然灵光一现，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德国无法避免地导致战争，但是战争真正爆发时却并不希望如此”。尽管勒庞知道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少数，但是仍然毫不犹豫地指出：索邦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德国有意挑起战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他自己也曾说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法国唯一持此观点的，直到最近我看了巴希（Victor bosch）的作品，才得知他也持同样观点。”
我们要相信德国的行为完全出于理性计算，才能相信德国是利用了1914年危机并故意挑起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在勒庞看来，此种观点是“现代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实际上，德国如果是理性的，就会选择和邻国和睦相处。因为在权衡利弊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德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此种方法才最靠谱。所以，参战的决定不是出于理性思考的，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之前市场的同时还让先前习惯其存在的民族开始反抗。勒庞看来，也许德国会出于理性考虑而停止战争，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德国的动机完全不是索邦大学的学者们所认为的，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考虑。
另外，德国的侵略根本源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勒庞也对此存疑。在看完如《战争心理学》一书后，读者便会发现勒庞曾在里面提到：在从黑格尔开始的德国传统哲学中确实有证据能证明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主义正当性的存在，但是勒庞经过一番分析后发现，他并不能认同哲学（无论是黑格尔的还是他人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侵略精神的症状，而非根源。德国哲学家们在对军事力量的推崇中，也只是在学术上将已经确立的军国主义倾向正当化、合理化。勒庞是这么说的：“这些理论构建理性基础的任务已经由哲学家们开始承担，因为历史告诉过我们这些理论是非常有用的。”在提到黑格尔和尼采时，他承认是他们“激起了国人最不切实际的期许，特别是那种征服、屠杀和掠夺的天性”，然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不能支配这些天性，就只好予以赞美”。勒庞的观点是，思想并不产生行为，与此相反，行为来自“天性”，然后促进思想的发展。也许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中，哲学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不是优先的和主要的因素。
若狂妄哲学和理性计算都不能够引发德国1914年的侵略行为，合理的解释又在哪里？其中勒庞的想法是：战争并不是“任何一国刻意计算的结果——甚至不是德国，而是人类激情与情感超越理性计算的力量体现”，那些心理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先前着作中提到的那些理论，足以解释战争的起因和特征。尤其是他援用了集体行为的三大基本准则：非理性和集体冲动强于理性和个人冲动；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推动，而并不是按照理性计算；神秘主义的信仰比理性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大。的确，“神秘主义和理性……各自属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这是因为神秘主义信仰是由于暗示或心理传染，却从来不是来自推理”。因此，想要解释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要是单单依靠理性，就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的思维更倾向于在“集体的、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力量”中找到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和说法。
勒庞非常沉重、痛恨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参战的国家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意识到了所有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一些国家是由于职责、荣誉或者是骄傲，另一些则是由于种族、仇恨和过剩野心。例如，英国人民奋起反抗保卫比利时出于道德义务，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扞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和国际条约。与之相反，德、奥两国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德国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而奥地利则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刻骨铭心的仇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之中理性均不占据任何地位。
引起七月冲突从而转变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的外交交锋中，每个国家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不足的缺点。举一个例子，奥地利和德国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所以即使参战也完全相悖于俄国的最根本利益。德、奥还错误地断定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不闻不问，但是英国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判断就是没能预见到英国全民对尊严的重视和对荣誉的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