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是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它东接福建，西连广西。岭南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属于同一文化总体系。岭南文化由本根文化与百越族文化融合，进而与汉文化融合，与西方文化交流而发展起来。岭南文化以远儒性和非正统性区别于其他的汉文化，是中华文化总体系中的边缘型文化。岭南风光与北国风光不同，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岭南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北方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同。
一、不辞长做岭南人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它位于中国的南部，北枕南岭，南临南海，东接福建，西连云贵。该地原为百越之地，是商周之交时形成的南越族居住之地。秦始皇时统一岭南，大量移民，经赵佗努力，使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得到很好融合。加上以后几次北方移民影响，使岭南“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几中州”，从而在汉文化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岭南文化。广东兼有山地和海洋两重文化，这使得这里的民众同时具有强烈的兼收性和传统的保守性，这两种因素融会贯通，一脉相承。一方面广东人喜欢展现自己独立不群的个性，常常喜新厌旧地紧跟时代浪潮真抓实干，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算命、星象、风水、财神爷、黄道吉日等等表示出特殊的兴趣。
由于地处湿热的南方，作物以水稻为主，过着火耕水耨，渔猎捕捞生活。习俗上，喜食鱼和各种蚌蛤贝类，蛇、虫、鼠视为美食；习水性，善用舟，断发文身，住干栏式住宅；笃信巫鬼，以鸡卜凶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古老的农耕时代，广东留给中原人的印象是除了这里鲜嫩的荔枝值得一吃之外，不过是个充军或流放之人才不得不去的鬼地方，他们一再冷嘲热讽那些纹身吃蛇的“百越”民族是“射生饮血”的野蛮人。
后来，因为北方战乱和灾荒，曾有大批的中原人进入岭南。在岭南有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化和行为方式，主要使用粤语、客家话、闽语3种主要方言。粤方言又名广东话、广府话，当地称为白话，以广州方言为标准音，通行于珠江三角洲及沿西江而上的粤西、广西部分地区。客家话又名客话，以梅县方言为标准音，通行于粤东北及东江流域。闽方言又名“福佬话”，随地域不同形成3个分支，分别通行于粤东南潮汕地区、粤西南雷州半岛、海南省汉族居住区域。
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远儒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岭南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勇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到了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后，广东人那种敢于为天下先的精神更是得到展现。
近代开始，岭南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与碰撞点。代表人物有继承岭南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朱次琦、陈澧；制订《天朝田亩制度》，缔造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撰写《盛世危言》，倡导重商主义，推动近代“商战”的郑观应。
岭南近代最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他们使变法维新思潮风行天下，策动戊戌变法，期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岭南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源地，孙中山是岭南培育出来的中国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建国方略》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的哲学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
岭南文化具有其独立的特点，在接受汉文化前已形成自身的审美能力和观念，长期与海外交往中吸收融合了东南亚、中近东、非洲、西方、日本的审美观，艺术创造丰富多彩，艺术风格自成一派。
岭南诗歌自唐代张九龄开一代诗风，随后岭南产生不少知名诗人，经宋元明不断成熟，在清初产生岭南诗派，突出岭南传统“雄直”为主的诗风，富开创精神和现实主义风格。代表人物为屈大均、陈恭尹。
岭南绘画也独树一帜，明清时岭南画坛形成富于个性表现，求新求变，讲究技法的独特风格，出现石涛、居廉、居巢等大画家。20世纪初，由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创立岭南画派，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以建立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现代国画风格。
广东音乐尤具特色。现在歌坛堪称流行的粤语个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化来的。广东音乐以其珠圆玉润、婉转回荡的旋律，清新明快的节奏，清脆明亮的音色，短小精悍的结构在中国音乐中独树一帜。代表作有严老烈的《旱天雷》、《倒垂帘》、《连环扣》，何博众的《雨打芭蕉》、《饿马摇铃》、《赛龙夺锦》。岭南音乐中比较著名的还有潮州锣鼓、广东汉乐等。
岭南戏剧剧种繁多，达27种，其中粤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为岭南四大剧种。粤剧以粤方言演唱，吸收融合了地方民歌小曲，后期大胆采用部分西洋乐器伴奏，传统剧目有《一捧雪》、《二度梅》、《三官堂》等所谓江湖十八本。粤剧唱腔慷慨激昂和哀怨悲叹兼具，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是岭南的代表性剧种。
岭南民俗中脍炙人口、最有地方特色的是广州岁末花市。广州素称花城，种花历史由来已久，西汉时已是鲜花常开、品系众多，当时已有“自别国移至”的茉莉与素馨。宋时渐有花市出现，到明清二代，广州种花业发展更快，许多农户以种花贩花为生。19世纪中期出现岁末花市，设于市中心地带，规模盛大，游人如潮。花市形成后，一年一度于岁末成市，四乡花农将鲜花集中花市向市民售卖，入夜后尤盛，除夕过后花市即散。
岭南民俗喜早起上茶楼喝茶、吃点心、谈天，谓之“饮早茶”。岭南城乡茶楼密布，每天清晨即开市，茶客络绎不绝。
20世纪末，岭南文化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洗礼，显示出强大的活力。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立场更高层面对岭南文化作出总结和评价。因而，现代性审视的要求摆在了岭南文化的面前。
岭南文化是一种较能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形态。广东人的怀旧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弱。比如，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在90年代大唱怀旧歌曲，一时间大街小巷重新飘扬起《东方红》的旋律，广东人却没有卷入这个热潮。又比如，北京的文化人为浸漫了过去时光的四合院日益减少而痛心疾首，广东的文化人却很少为南国特色的骑楼日渐消失而大声疾呼。当北京街头冒出许多“知青”饭店，许多过来人大谈黑土地上的经历时，广东的老知青们也搞了一两个活动，却没有多大回响。怀旧，是一种固守，一种被岁月过滤了的纯净。怀旧需要某种经历和情感上的认同，所以，怀旧色彩越浓，越容易陷入自己的窠臼；怀旧色彩淡一些，向前看得多一些，则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现代性。
广东人具有较为开阔的胸襟，这为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奠定了基础。当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第一批外商踏上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在这里获取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广东人并不嫉妒，他们创造了一种思维模式：只要自己能赚钱，不怕别人赚大钱。因而，他们不在乎与香港前店后厂的关系，在经济上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开阔的胸襟是兼容的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前提。万事锱铢必较，过于计较一己的得失，就难以融入世界性的潮流。
近代岭南文化的融通性的必然结果便是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其现实反映便是古与今，土与洋，中与西的“大杂烩”，近代岭南的思想理论，审美艺术，大众饮食，民风民俗，皆是如此。特别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引进岭南，很快与当地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中国的与西方的，随处可见，同时并存，这种融通性在近代岭南思想理论层面表现得最为明确和集中。康有为的思想是“含咀于吾国数千年来之文化，以及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古哲之懿言，及近代英、法、德、美先哲之精华，损益古今，斟酌至当”而融汇构成的。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之建构，也是博采众家之长的，自称“凡一切学术，有可能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孙中山曾说明其思想渊源为：“余之谋取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开放融通，择善而从的社会心理使得近代岭南文化在身处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中能够高瞻远瞩，进行合理的文化调适，从而广纳博收，取长补短，焕发出岭南文化的新光彩、新精神。
岭南文化经常处于动态之中。有批评说，广东人会生孩子，却不会取名字。意思是说广东善于创新，却不长于理论总结。但是广东人对于这样的冠名权倒不很在意。理论总结是升华，但是换一种角度看，它也是束缚。岭南文化乐于为历史写第一稿，而不在乎定稿本上的名字排列。这种品质，为它平心静气与不同文化范式的相处相融作了准备，也为它接受发展中的现代性因素作了准备。
广东要想在新的世纪保持先发优势，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要想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依然光彩夺目，就必须在兼容的同时认认真真地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在现代性的审视中寻找新的动力，寻找新的增长点。
二、香港文化的前世今生
如果说燕赵文化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混血儿，那么香港文化便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混血儿。
香港文化受岭南文化影响较深。广义的岭南文化本来就包括香港地区在内，只是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的岭南文化概念已基本退居珠江流域。所以，广东与香港在文化上较容易达到融合，形成同构。因而，我们谈岭南文化就不得不谈香港。
香港文化是不中不西，又亦中亦西的复合型文化，这多少与香港的历史有关。在1840年以前，香港和澳门地区是典型的岭南文化的势力范围。因其地小人少，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岭南文化中的一滴水。
早在商朝时，珠江流域聚居着一个与中国农耕部落不同的部落，他们善于捕鱼航海，不事农耕。这个部落最早的首领是公孙隅，这个部落被人们称为“百越”，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在今天的香港和澳门地区一带。
直到现在，居住在香港地区的民民主要都是来自广东岭南地区。他们中国文化的根属于广东文化，现在香港人还说着广东话，香港人还听着广东的粤剧，香港民间流传的各种山歌和传说故事，都与广东沿海的民间文化一脉相承。
所以在19世纪中叶以前，香港文化还不能独立称其为文化，只能称为岭南文化。
自英人占领香港以后，香港进入长期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期。这个时期从文化的形成来看，是香港文化的准备期。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而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英国人占领香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毫无保留地体现出来，战争是文化冲突的最直接体现。英国人刚到香港时，率先传入的是殖民主义文化，与它的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相响应，形成了外来统治者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直接对立和长期矛盾。华人与洋人等级明显，互为区别。殖民者通过教育等各种方式灌输殖民主义意识，单是街道地名就有非常明显的殖民地特征，都与“占领”密切相关。比如维多利亚港是以占领香港的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如遮打街，恰和街，渣甸街等等都是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名字命名，上至英国女王，下至港英政府官员，使中国的土地烙下英国人的痕迹。白人的厕所，华人是不允许使用的，就是各个娱乐场所的出入口，洋人与华人也不一样。
香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香港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西方人来华，多是先到香港，中国人出洋，也务必中迁香港。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通过这个桥头堡传到中国内地，中国近现代的各种政治风云也在这里集中上演。香港成为消化吸收中西文化的肠胃。
香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政体、社会分层、司法和行政管理都是西方式的；它的市民心理和行为方式却依然有浓烈的东方色彩。从某种角度看，香港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也是发育得不够的。岭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及文化的相对冷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偏差、享乐主义的盛行、封建迷信的再度滋生以及小富即安的自得等等，大多找得到香港影响的痕迹。
香港近现代文化的开拓,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其明显的标志就是独立文化品格的形成。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融合直接导致了香港文化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港英政府调整了对港政策，以自由资本主义代替了殖民主义，进一步完善了香港的自由港政策，自由资本主义文化成了香港的主体文化。同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迅速起飞，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日益显著，更加完善了香港的自由性、包容性。在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香港文化业已形成。
所以，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香港文化性格的形成是近百年的事，它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繁荣，令人想起了杂交水稻的优势。
香港的现代的文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巨匠鲁迅、胡适和欧阳予倩等,特别是最后献身于香港文化的许地山,直接催生和培育了香港新文艺。鲁迅和其他文艺大师的影响以及来自上海、广州的文化新潮的流入,打破了当时香港文坛的荒凉、沉闷局面,直接促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拓荒时期播下的新文艺种子,在随后发生的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的强烈影响下萌芽成长。在10多年里,香港出现了两次由大陆南来文化人组织的推动的文艺高潮。当时由于香港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大批著名文化人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郭沫若等先后荟聚香江,使香港文艺空前繁荣,两度成为南中国爱国进步的新文化中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是香港文化最重要的发展时期，而就在同一时期里,香港逐步实现了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的演变牵动了文坛的演变。适应内外形势的变化,植根于香港都市生活、具有鲜明“香港性”的文学艺术兴盛起来；同时,以普罗大众为对象、具有浓烈地方色彩的通俗文化大量涌现。最重要的一点是,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本地作家、艺术家已经与社会同时成长,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事业、家庭、思想感情……都是植根于香港的,他们日趋成熟的各种艺术创作大都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以他们为主干的一种“本土文化”跟着诞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社会继续繁荣稳定,并已发展成为金融、经贸等方面的国际中心,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香港现象”。作为物质文化的表现形态,香港的文学艺术在这个时期也显得多姿多彩,并且沿着自由开放、中西交融的轨道,进一步走向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