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带着一片金黄色的亮彩在我们的印象中一点点清晰起来。然而它的形象又终日重叠在朦胧的面纱和阴影之中，皇家宫廷文化圈、贵族文化圈、官僚士大夫文化圈、精英文化圈及民间市民文化圈构成了混杂的复合型文化。它们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使这座帝王之都的神光乍离乍合，真实面容扑朔迷离。再加上不断有大量的新鲜血液注入到它的文化肌体当中，于是变幻中的北京在我们的视角中就愈发地模糊起来。使我们敏锐而深沉的眼眸如坠云中，我们有点儿看不清它真实的面孔了。
这座英气与暮气横逸的帝王之都，当它从燕赵文化圈里突兀出来之后，冷酷威严的斧钺和皇权实际上已经阉割了它当初悲歌慷慨的人文气概，这种由祖先那儿蔓延下来的血性阳刚之气藕断丝连地向着深层的文化腹地发展，它显得丰富多变，灵敏而敏感，它是北京人最隐秘的心灵基因之一。
北京是大雅大俗的，雄健而灵柔，它风情万种的彩色体态在巨大的激情中保持着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之间伟大的调和，令人着迷。
3.直辖市的灰色——天津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兹·墨菲说：“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成本低、容量大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点，集中到一个显著的都市化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
北京和天津正是这两种大都市的典型。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如果没有了北京，天津的一切都无法想像。与上海、香港不同的是，天津几乎可以说是由北京派生出来的一朵大鲜花。
天津作为我国四个直辖市的其中之一，与其它三个相比，它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在漫长遥远的古代，天津也是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那些煌煌巨著的史书很少提到过它。那时的天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海天一色的万顷碧波，成群结队的灰羽海鸥在宁静的海岸上鸣叫，除此之外，不时来往着一些驾舟到渤海捕鱼捞虾的渔民。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住的人多了，活动开了，也就成了城市。
世界上本没有天津，来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天津。
600年前，天津出现了。
“天津”这个名字在永乐初年出现，为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之地。这个名字经常让他想起浮桥搭成时将士们的欢呼。
永乐二年，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天津卫”之称由此而来。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后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直隶于后军都督府，共有官兵1.6万余人。天津兵备道刘福将卫城用砖包砌，建四座城门，分别题额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楼，鼓楼下起空心方城。
到近代，天津在屈辱中带着梦想从燕赵文化的边缘腾空而起。就像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上海和香港一样，如果没有欧洲人坚船利舰的大举侵略（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就没有今天的莺莺燕燕。
公元1840年之前，香港岛是个人烟稀疏的荒凉海岛；而上海不过是个仅有十条小街道的蕞尔小城，这里的人们常常撑着乌篷船做点小本生意，他们以会讲苏州话为人生的一大荣耀，把到过南京作为充分展示虚荣心的一大快事。那时天津的情形比上海、香港好得多，它是通向煌煌大都北京城的漕运和海运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北京东边的交通和军事咽喉关口，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它不过是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小城镇，它在一般人的眼里仅仅是北京的卫星城而已。然而，历史却令人惊诧地选择了香港、上海和天津，使它们迅速成为古老农耕文明通向现代文明的最初望台，成为过去通向未来的宏大诗篇的交汇之地。
伴随北京城浩然王气的突起，以及整个中国北经济重心的南移，元朝以后中国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经济中心在温润富腴的南方，而政治中心则在以北京为尊的燕赵及其他北方地区。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最直接后果是漕运和海运的空前发展，南方以粮食为主的产品需要大量地运往北方，这种深刻的背景使占尽地利的直沽（天津）登上了历史舞台。天津迈着蹒跚的步履翻开了“灿烂”的一页，这一历程，无比屈辱而意味深长。它不是中西文化温情交融生下的宁馨儿，而是被胜利者蹂躏后产出的孽种。
天津，曾经金光闪闪。中国史尽头，北京人的山顶洞人浪迹江湖留下遗迹；建安年间，大胡子曹操翻身下马开凿运河；元朝初建，北方重镇地位垫上最后一块砖；六百年前，燕王挥刀进京津渡命名；明清时代，天下财富聚之能来分之能去；近现代，无数个第一标示着辉煌显赫。
在以泰达为中心的500公里半径范围内，分布着全国约17%的人口和11座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全国为32座），北京、天津两座国际性大都市集聚人口2000多万，使泰达企业可以很便利地占领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尤其是北方市场。京津两地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为泰达企业提供相当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使其可轻而易举地寻找到合适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马三立的相声，它们代表了天津的前天；飞鸽牌自行车、海鸥牌机械手表、北京牌电视机、鸵鸟牌墨水、天津加酶洗衣粉、蓝天六必治牙膏，它们代表了天津的昨天；可口可乐、摩托罗拉、LG电器、康师傅方便面、富士摄影镜头，它们代表了天津的今天。
前天和昨天都是天津人自己的品牌，而今天，在“Made In Tianjin”的外面，是别人的品牌。
天津人自己呢？变得越来越灰色了。
天津一位高层领导出国考察，竟发现欧洲的投资者们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直辖市叫天津。那种滋味，怎一个“灰”字了得？
作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和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以及北京通往东北、华南的交通枢纽、渤海湾上的重要港口，天津占尽了地利。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它却逐渐落伍了，其经济发展不仅无法与北京、上海比，就连后起之秀青岛、大连、烟台，它也比不过。
他们抱怨说，而今的天津是中国直辖市里最没有特点的一个；既缺少北京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城的繁华，也不象重庆山重水复，诡谲多姿。
就像一个曾经家财万贯的富家子弟，不紧不慢地悠闲踱步在自家院子里，没有激情，没有变化，与家门外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天津从来都不缺少机会，它缺少的就是激情，一种红色的激情。
四、燕赵遗俗
要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化，就要研究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来处和记忆，庆典和告别。
从文化背景来分析，河北北部的承德，是过去热河的省会，作为清王朝的离宫，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西北部的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的省会，与草原文化、山西文化亲合；河北东部的秦皇岛紧挨着渤海，呈海洋文化的特点；在看廊坊，东边是天津西边是北京，被两大都市熏染；南部的邯郸、邢台与河南相近，被中原文化挟裹；只有中部的保定、石家庄才是纯正的河北。
河北的民俗文化也呈现这种杂糅的特征。但是一个文化，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不会被遗忘和改变的。
1.过庙
“过庙”即“庙会”。“过庙”在河北各地叫法不同，乡村多称为“赶庙”，“赶会”，城镇则称为“上庙”、“上会”。
庙会渊源于集市。相传，神农时代“日中为市”，太阳升至中天进行集市，互通有无，交易做好就散伙。后来，农业、手工业有了发展，商业随之繁荣，出现了固定的交易场所，地点常固定在交通要道或衙门附近。南北朝时，崇尚佛法，大兴庙宇，于是活佛升天或菩萨诞辰之类盛会应运而生，游客纷至沓来，商人见有利可图，便来庙前设摊，兜售生意，这就是以寺庙为中心进行交易活动的庙会的由来。
河北省古来有“天下大庙数鄚州”的说法，这是因为鄚州（在今河北省任丘县）自唐宋以来的几个朝代里，一直地处我国南北交通要塞，水陆两便，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许多工商业产品在此销售。河北省“过庙”的习惯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甚为普遍。据对冀中定县的调查，全县一年就有72次庙会。冀南邯郸市峰峰矿区，一个区全年大小庙会有73次。旧时的庙会内容比较复杂，有的还带着较浓的宗法观念和封建迷信色彩，诸如拴婴许愿、问医取药、求雨乞福、驱魔修德等。解放后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人们摒弃了那些封建迷信做法，除了利用庙会做买卖，调解物资余缺，进行城乡物资交流等外，劳动群众在工作之余，还把庙会做为“旅游”和进行自我娱乐的场所。象高跷、狮子、龙灯、旱船、跑驴、竹马、杂技、武术等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多在庙会期间表演。同时，各地的“过庙”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比如：安国药王庙会，张北骡马大会，涉县娲皇宫奶奶庙会等。既进行了物资交流，又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2.尊称“老二”
外地一般以“老大”为尊称，而河北省清河县、临西县这一带则不然。这一带习惯以“老二”为尊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对男性的称呼上，如二哥、二叔、二兄弟、二大爷等等。如果称呼别人“大哥”、“大叔”等，不免会招人白眼，甚至惹人生气。
这种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说起来话长。原来，水浒故事在这一带流传得既深又广。清河是武松的诞生地，境内的武家村，全村皆姓武，据说是武松的故居。而与一县之隔的山东阳谷县的景阳冈，则是他“精拳打死山中虎，从此威名天下扬”的地方，至今遗迹尚存。武松身材魁伟，武艺高强，见义勇为，勇猛无比。他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夜走蜈蚣岭，智取二龙山等等，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因为他排行老二，所以人们习惯称他“英雄好汉武二郎”。而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则是一个世间少有的窝囊废。他身材矮小，懦弱无能，胆小怕事，终日受气。关于武大郎，民间流传着许多歇后语，诸如：“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坐天下——没人敢保”，“武大郎耍杠子——上下够不着”，“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久而久之，武大郎和武二郎的典型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一个是无所作为的人物，一个是英雄好汉。所以，一些争胜好强的人都自比“老二”，即使一般低能的人也不愿与“老大”为伍。与陌生人搭话，称“二哥”、“二叔”一类被认为是尊重，而叫“大哥”这样的称呼，则被认为是受污辱。
现代，“同志”这个新语汇时兴起来。不过，在年岁稍大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乡下，大都还是喜欢别人把自己唤作“二哥”、“二大爷”的。
3.婚俗
河北省幅员辽阔，居住着汉、满、回、蒙、朝等多种民族。由于地理、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地旧有的婚姻嫁娶的风俗也不尽相同。张家口地区的婚习与山西接近，承德地区和唐山地区东半部的一些县份，与辽宁差不多。就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广大平原地带的汉族来说，其婚俗也颇具特色。这一带的汉族群众，旧时的婚姻多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儿女们一般是没有选择配偶权力的。双方订婚时，经媒人“丢订物”，订物多为钱财，女方向男方索“彩礼”。结婚时讲究所谓“催装礼”。男方送龙凤饼、肉、衣物等礼品，由媒人陪同送到女方家里。女方要将嫁妆交媒人一同带回家。当晚，请一位父母双全、丈夫健在的妇女到新房中安放被褥。娶亲时以“红”示“喜”，放鞭炮，打红灯笼，还请仪仗队和吹鼓手奏乐，新郎乘轿或骑马，或坐车，到了岳父门前，新郎被引至客房吃茶点。女方以插花戴到新郎帽子上，将披红挂在新郎身上或轿前。新娘多穿红绸衣服，头戴红花，脸敷香粉，唇抹口红，在迎亲曲中上轿。有的轿后还系把水壶，不断滴水，谓“长流水”，取两家往来不断之意。新娘娶回，要绕村串庄，不准走原路，谓不走回头路。新娘以红绸盖头，下轿后同新郎拜天地。此日，亲友都来致贺送礼。这时请德高望重者念喜歌，歌词都是吉庆的，诸如“新房一闪红花开，家里有金黄色斗供龙牌”、“相府门上挂彩绸，千金小姐配王侯”一类。新婚之夜闹洞房。入洞房之前，堂屋桌上放置核桃、枣、花生、栗子，取夫妇合投到老、早生贵子之意。解放后，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旧的风俗礼仪，逐渐消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步被自由恋爱所代替。大讲排场，索要彩礼等现象日益减少。男女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只要志同道合，就由其所在单位开证明信，到当地政府登记，结为夫妇。特别是近几年，不少城镇出现了集体婚礼，当地党政府负责人作证婚人，既热闹，又节俭。在农村，则提倡“男到女家”，时兴了“女娶男”，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赞赏。
尽管时代在变，人们的风俗习惯也在慢慢地改变，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遥远的遗风遗俗里，寻着燕赵文化独立的特色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