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它起源于中原，发展于闽南、台湾以及潮汕、海南部分地区。闽南先民们在海峡两岸筚路蓝缕，拓殖不息，使蛮荒之地渐成富庶之郡。
闽南地区与台湾一水相隔，在悠远的岁月里，海峡的存在纵然是一种无奈的阻碍，但是沧海波痕割不断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在这个共同的文化区域中，闽南文化的传播呈现出斑斓的色调。
一、边缘形态的闽南文化
闽南地狭人稠，穷山恶水，远离中国的交通和经济中心。然而，在15—19世纪初，闽南海商却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达400年之久。今天的海内外闽南人虽然没有其祖先独步东亚东南亚水域的气势，但仍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闽南人的经济成就激发我们对闽南文化的思考。
相对于中原文化或福建主体文化，闽南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边缘形态。政治上，闽南人从未产生过叱咤中国政坛的人物。经济上，除航海贸易外，闽南的经济和财政向来不为中央政权所重视。军事上，除郑成功集团外，征服闽南地区的从来多是外来者，更谈不上逐鹿中原。文化上，闽南区域文化从未主导过中国社会思潮。这种边缘状态既是由于闽南在中华大地的边缘，也在于中原文化在其传播扩展过程中，由近及远而产生的明显差异，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对立。
无庸置疑，闽南文化的主体仍是中原文化。和中国其他汉族地区一样，以儒法学说为基础的中原文化长期支配闽南人民的意识。闽南的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及重要的民俗，仍基本体现中原文化的要素。现在遍布闽南的门匾，如“延陵衍派”，“温陵衍派”，“锦绣传芳”等，均证明中原传统在闽南的延伸。它们不但说明现今闽南主体居民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而且强调祖先渊源的形式，本身就说明对中原文化的尊崇。
从另一方面看，闽南文化实质是一种移民文化。如同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一样，进入闽南地区的中原文化在其颠沛流离的环境中经长途跋涉后，其完整程度已与本土文化产生一定差异，原有的观念、伦理、习俗亦因新环境的挑战需要加以调整与扬弃。另外，闽南原为百越之地，虽然其原有的基本文化形态被中原移民带来的更先进的文化所征服和同化，但当中原居民迁徙到一个陌生、好斗、敬祀鬼神的蛮荒之地后，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入乡随俗心理。百越人的部分习俗也为中原移民所接受，成为闽南文化组成部分。闽南人祭祀鬼神、图腾之风特别盛行，相信是受百越族人的影响。玉皇、关帝、观音、佛祖等中原人民敬祀的神佛仍为闽南人民广为奉祀，而山石、大树、蛇、虎、虫、蝎，也成为祭祀的对象。显然受百越人对自然物崇拜的影响。
基于闽南文化的这种边缘形态，闽南人的人文精神也显出与中原和闽南沿海之外的其他地区民众相当不同的特色。
1、冒险与进取精神
百越族的抗争精神、移民行为本身所激发的好斗与进取精神，迁离祖居地所需的叛逆意识使闽南人民养成离经叛道、铤而走险的民俗。这种习俗与“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结合，形成闽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冒险与进取精神。对中心与权威的游离，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这种边缘文化形态外化的最有价值的民性。今天，“爱拼才会赢”成为闽南人家喻户晓的格言，在某种程度上即反映闽南人的勇于冒险进取的心态。甚至官方也以此为区域精神，用以凝聚、鼓舞当地民众。如晋江市政府，就以“拼搏”作为晋江人文精神的核心。
２、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
相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闽南人更重事功实利，具有强烈的务实逐利心态。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闽南人的价值体系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而闽南人崇尚工商的习俗应始于宋元时期，形成于明清封建皇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之际，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西方重商主义受到新贵族与皇室的支持，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闽南人民的重商主义，却屡受中国政府海禁和抑商政策的摧残。直到改革开放年代，闽南地区的重商主义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边缘文化形态派生的特色之一。
闽南人的重商意识，还表现于“老板意识”，即都想当“头家”，不想当“伙计”，所谓“泉州人个个猛”，“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等流行古今民谚，都是民风的绝妙反映。
３、兼容性与开放性
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中国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
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他们唯利是趋，至少在宋元时期，闽南男儿就视出洋为正途。尤其是近代以来，闽南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有的人还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闽南的乡土文化习俗，有着浓郁的西洋特色。其生意活动，更贯穿了“经济关系高于一切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西方市场经济原则。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是闽南人务实精神与蔑视正统的体现。
闽南文化的人文精神，以重商趋利为核心，为逐利而勇于冒险进取，因重商而兼容开放，藐视权威定式。这些特点的发挥同时也带来局限性。
由于全民重商又常历风波之险，闽南这块土地上很少滋生出领一代风骚之大思想家，有破旧之勇气而无立新之韧性。即使是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其学说也是对传统现实抨击有余而建构不足。毛泽东在谈到北伐战争时曾戏言：广东人闹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当兵，浙江人作官。这里说的福建人，相信指的是闽南人（闽南籍华侨）。
但就多数中小商人而言，其行为多短期功利，缺乏远见卓识，尤其缺乏最终走向政治理念的长远商务战略，这在企业乃至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致命弱点。
另外，中国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体现区域文化特色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无不具有明显的团队精神。如晚清以来的湘军、淮军、山西票号、粤军、江浙帮、桂系、川系军阀等，无不具有以区域势力逐鹿中原之势，能在一面旗帜下聚合区域资源，呈现一种大团队精神。
郑氏以来，闽南人从未有效地进行区域资源整合，这也可能与商人习性有关。海商行贾，“皆四方萍聚雾散之客”，聚散无定所。闽南人观点上重商贾轻大义，提不出“虽千万人吾往之”的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又缺乏为信仰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闽南人虽生性敢于冒险，但多为个人逐利动机所驱使，也就缺少共赴公难的精神与气势。有个人血气之勇和义气当先，少民族大义和大社会整合理念。个人的强悍表现在民风上，是所谓的“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至多是聚众械斗，同族、同乡、同郡聚众斗殴（其性质有如同乡、同族聚合下海做生意），有小集体凝聚力，可以大姓为王，凭藉血缘、地缘形成一定的集团势力，从而互相帮助又互相监督，共谋发展。
由于历史上中原政权向来罔顾闽南区域的利益和诉求，闽南人惯于在利用中央政策漏洞或疏于防范中求发展，从而养成对自上而下的法规法令不甚遵从的民俗。符合市场规范但违反中央法规做生意，向来不被视为耻辱。如果说，明清时期的走私、海盗行径尚有反抗专制统治的积极因素，但改革开放以后仍大规模从事走私、制假、盗版等活动，疏于循正常经济秩序发展企业，这就集中反映了闽南人急功近利性格往恶性发展。群体的无序最终以损害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个人为结果。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思潮充满短期意识，缺乏对文化、制度、社会均衡的总体思考。商业上的极端冒险精神，常演化为政治思想的易变、务实与短视。闽南商人在竞争本能中懂得选用最好的生产工具，模仿有效的管理方式，重视技术更新，但提不出先进的、系统的管理思想，更疏于社会的法制建构和高层次的人文教育。他们需要的是实用性，缺少的是创造性。
二、闽南文化中的城市格调
一个城市的衣食住行，反映一个城市的性格；一个城市的教育、休闲、健康状况，提升一个城市的气质。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什么样的人造就什么样的城市，还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精神。真切的体会一座城市的精神，你的收获无论如何都会是宝贵的。
1.厦门,你被谁抛弃
厦门是幸运的，它作为闽南边上的一个小岛，成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批经济特区；但它又是不幸的，和同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相比，厦门看起来发展的比较缓慢。
1979年春天，小平同志首先注意到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那里划了一个圈，这就是深圳。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相继被辟为“经济特区”之后，小平同志又注意到了闽南的一个小岛，这就是厦门。打开了广东，相邻的福建怎么说也不能再关闭了。
于是，“经济特区”诞生了。在这块试验田的示范下，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过程尽管充满了反对和阻力，但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步子，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开放历程，不可否认，“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难以替代的示范效应。“经济特区”功不可没，其历史价值不容质疑。
我们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先后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二十年过去了，严格来说，五大”经济特区”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然而，最成功的深圳，当地人民却在不断反思，反省渐成风气。“特区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政府和人民大家都在想”，同样是特区，不成功的厦门人该有危机意识，该深入思考自己的前途了吧。
厦门的金融、商业、物流是比较发达的，外资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与同为福建经济强区的泉州、漳州相比，三地又各具特色，应该说互补性是很强的。泉州的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漳州平原是福建最大的平原，加之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发展现代农业的前途广阔。泉州和漳州十分需要厦门的优势，来完成产业升级。而离开泉州的工业和漳州的农业之后，厦门就成了无本之源，只会昙花一现。可如今，三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厦门与泉州间的竞争，大多是在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的，大到如国家大型发展项目的直接争夺战，小到像日常经济生活中，周边地区出口货物在哪个港口报关等等，无不是在暗斗着。随着厦门港和泉州港建设的扩大，更随着两市大大小小许多新港口的建立，争夺货源的竞争当更加激烈。然而，要想做闽南的老大，甚至是福建的龙头，却是必须把桥架好，把门打开，加大经济的辐射作用，别人在尝到甜头之后，才可能唯你马首是瞻。而现在的情况是，厦门还困于小岛。
厦门所处的闽南三角洲是著名的侨乡，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号召广大华人华侨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地方极其有限。港资大量涌入了深圳，而台资也进入了厦门。于是特区的经济开始腾飞了。
进入九十年代，当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强，当沿海一个个城市相继对外开放后，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其中尤以争夺外资最为激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因为其广袤的腹地、庞大的市场、扎实的经济基础以及国家的大力扶持，成为中国的两块热土，外资争相杀入，以求占领中国市场的制高点。
厦门在招商引资中之所以最终都落后于广东的东莞、中山、顺德等二线城市，是因为台商不太愿意从一块空地上开始干起，他们比较喜欢购买有熟练工人的成熟企业，再稍做转型进行生产。由于一直以来工业发达程度有限，厦门在这方面满足不了台商的需求时，他们宁愿再多走几步，到江苏、青岛去投资，因为那里有大批从国有企业走出来的产业工人。
于是厦门选择了远华，远华也选择了厦门。不久，远华倒了，厦门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人开玩笑，远华倒了，厦门的经济也倒退５年。语气中透露的是厦门经济的脆弱。出租车司机们叹息“生意不如以前好了”，老百姓也感叹“没了赖胖子，这油价都升了好多”。然而，也有一位市民在面对“远华国际中心”“遗址”时愤愤不平：”赖胖子塞满了钱袋，喂饱了贪官，害惨了国家，如今自己溜了，而留给厦门人的，只有这个废坑了……”
原厦门市长朱亚衍曾经坦承远华案对当地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其危害：一是搞乱了经济秩序；二是腐败了个别领导干部或部分国家公务人员；三是给国家当然也给厦门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四是给厦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影响了一些投资者在厦投资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很实在的问题。
原来一直蓬勃发展的厦门经济，因远华案浮出水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
不可否认，厦门的发展受到了台海局势的严重影响。在历史上，康熙皇帝为了统一台湾，曾经迁界禁海，当时就对东南沿海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如今，两岸关系仍在不确定中，一切都是未知数。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福建的投资和建设几乎是空白，曾一度与西藏自治区一起并列为中央在地方投资建设最少的省份。在厦门的投资方向也主要是军事设施，建铁路，建机场，建港口，都是为了统一台湾而作的战争准备。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重要的军事设施转为军民两用，这固然可喜。然而，国家在厦门的投资还是少得可怜，这与深圳是不可相比的，更不用说中央大力扶持的上海。
“两岸三通，谈了多少年，谈来谈去还是没谈拢”。许多厦门人十分得意于自己的对台区域优势，然而如今这优势却转为沉重的负担。“小三通”实施几年了，就是连厦门本地人也感觉不出这有什么好的。大概只有台商们感觉多了一条回家的路。“大三通”喊了多少年，多少次胜利在望，可又峰回路转。类似于“狼来了”的口号喊多了，厦门人也麻木了，对“三通”也不再有什么盼头。
每年春节的时候，厦门金门彼此向对岸放着烟火，其景甚佳，其情甚灼。历史上，厦门金门，本是一家，可是国共一场内战，让我们等待了五十多年。多少年轻人熬到了白发苍苍，仍然找不到回家的路。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寄托乡思的季节。
如今，某某运动日益高涨，某某等于爱国，统一就是卖国，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似乎台湾独立大势所趋，而武力统一台湾似乎也成为了必然选择。也许不久后的某一天，两地的烟火又重新转变为炮火，那将是人世间最大的惨剧。厦门，这个花园式的海湾城市，在炮火的摧残下一片狼藉。毕竟厦门金门两地相距区区数里，不用导弹，漫天飞舞的炮弹就能把你打得稀巴烂。于是厦门，即使你经济建设再怎么地好，为了大局，也只好牺牲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