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行进中的包括赵长增的拖拉机在内的四十多辆农用拖拉机，在通达市里的路口终被人截住了。后边的人们仍坐在拖拉机上，向前方探着脑袋张望。有人则跳下拖拉机，跑到前边要看个究竟。只见方红生站在第一辆拖拉机前，他的双腿叉开着，那只右手向着机队伸着，手掌向上张着，如同十字路口的交警在红灯亮起时，向着对面车辆叫停，他的嗓门极大：“统统给我滚回去！”向着他围过来的小钓台的群众向他嚷：“俺村的王顺昌拉人喝酒拉选票当了村主任！俺要上告市里！”方红生的嗓门有些嘶哑的样子：“这点屁事也要到市里上访？谁扰乱社会治安是要抓去坐牢的！”
上访群众那里听他这一套？依然嚷：“王顺昌贿选！我们要上访！”所有的拖拉机依然轰鸣着，随时都要继续冲向前似的。方红生立即向着身后跟来的人员喊：“给我把带头的抓起来！”在人们嘈杂的喊叫声中，果然有几个人被从拖拉机上揪了下了，遂被塞进了汽车内。
上访的拖拉机终还是被拦了下来，不得不打道回府了。而包括赵长增在内的五位群众，遂以“带头闹事”为名被抓了起来，关到了县司法局开办的“学习班”里。
“学习班”里已经关有三四十号人的样子。很快便听说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关进来的原因：彦东系“干扰公务”。他们村北大清河畔被尧山石料厂征用了1200亩土地，围了围墙，作为存放崩山所需的炸药、雷管等物之场所。而每年缴给村里的十五万元租金，却没有踪影。彦东在村主任不与解释的情况下，找到乡政府。希望乡里督促村里做出解释，却不想被乡长以“干扰公务”为名而抓到这里；而月震则因他家农用拖拉机的税费征用。本来全村有62辆农用拖拉机，而村主任只上报了31辆，而村里却仍按着62辆征收。他本想问下那收缴的多余的钱的去处，他说：“你不说清，我就不交！”他是以抗税罪被抓了来的。当然，另外的人都有各自被抓来的原因，诸如羊啃了麦苗啦，超计划生育而又没钱可接受罚款的啦，等等，五花八门。赵长增等五个人也便与这些人为伍了。
副县长夏雨生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这个办公桌是整个县政府机关新换的。原来的办公桌也相当的宽大，桌面下方有一排四个抽斗，而它的下方是左右两个独立的有着一竖溜儿抽斗的小橱，三者各成一体，组合到一起便是办公桌了。然而，它显然早已过时，便与其他领导一起统统换上了时下时髦的有着双层桌面枣红色油光可鉴的老板桌，桌的两头很整齐地放置着几天来的党报，以及待传阅和处置的上级或本级的文件。然而，夏雨生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噌”地自座位上站起，紧锁着眉头，在办公室里急急地转几圈，复又坐到办公桌前。片刻，又“噌”地站起，离开座位。他的心绪极度的纷乱。方红生每一个行动的任何一个信息，他都会一点儿不落的获得到的。他对方红生的行动感到严重的不安。
一般来讲，在工作中有了不同意见，夏雨生应去找决策者县长张宪书的。因为大事拍板还是他。向主管领导反映不同意见，以影响决策，无可非议。然而，这样，不免会给主管领导以及其他同志，尤其是当事人产生上告之嫌。本来他和方红生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方红生这个本有着“文革”“三种人”历史的人物，竟然在政治上成了暴发户，偏偏自己对其每一个“进步”，又无能为力，夏雨生本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而今，一当看到他的显然不妥的张狂行为，便愈发地要说话了。那么，最好是与其本人直接接触了。
夏雨生自他自己的办公室走出，便即推开了方红生办公室的门。方红生的日程安排大概是最忙的了，人们简直无法弄清他整天都在忙些什么。除非有这样那样的会，他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是极少的。无论机关人员还是其他人员往往要拨通他的手机，问：“你在哪儿？”他即回答不在市里就在那个乡镇，甚或北京、天津或者更远。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其中有些是他顺口溜出的瞎话，有些却是真真切切。如果再叮问一句：“忙啥呢？”必答：这件事需要办，那件事不办不行。过节了，不去看看哪位领导，行吗？跑出多少路办多少事呢！至于这些事净是一些什么事，了解情况的人说，确有一些属于公事范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是私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为其自身谋更高一职而活动。似乎他对于自己的官职永无满足似的。另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上上下下的活动，有的便只是为了筹集他自己的活动资金。
这次，方红生在解决了小钓台包括赵长增在内的集体上访事件之后，几乎刚刚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却突然闯进来自己的同事夏雨生，他愣怔了一下。方红生知道对方对自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而自己对对方也向来戒备在心，当然还时时都在寻找致其死地而后快的机会。此刻，他的心里满怀着戒备心理，脸上却突然笑了，并不问对方“有什么事”，视线瞥了一眼一侧的沙发，有意回避招呼对方“请坐”的话。夏雨生没有落座，却向方红生瞥了一眼，没有话。再逼近对方偌大的办公桌。之后，转过身去，直到给了对方一个背影。再突然转过身来，两眼盯着对方的眼睛：“方红生同志！”在这一地区，平级或是上下级之间都习惯这样称谓的：“小钓台村有人组织农用拖拉机上访？”夏雨生显然是明知故问。方红生眼睛迎着对方：“对。”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已经在准备着对方继续说什么了。夏雨生又问：“听说是因那个王顺昌贿选村主任？”方红生依然回答得很简洁：“是。”夏雨生接着说：“贿选村主任显然违犯了村民选举法，群众反对贿选，为什么还抓他们到学习班？”方红生终于等到对方向自己挑战似的：“这些人借机闹事，甚至隔过县、乡两级，直接要到市政府，而且竟然组织了四十多辆农用拖拉机上访，这不是明摆着在破坏安定团结的形势嘛？对于破坏安定团结形势，有着明显政治意图的人，如果让你夏县长处理（他也这样称呼对方），你会咋办？”
夏雨生并非下了决心要与之理论出个是非曲直，而仅仅在于指出他的问题，也便没有继续理论这个问题，却话头一转，谈及另一个事实：“我们往周庄方向延伸一条高级别公路，目的在于带动那个地区的经济，群众对路线的选定有些意见，完全可以通过温和的方式，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方红生同志却动用了公安干警甚至民兵应急分队，强行压制群众意见。甚至还发生了像把老太太自沟里扔出去这样的极端的行为！”方红生说：“正如夏雨生同志所说，我们的目的在于拉动本地区经济，而煽动群众大规模闹事，恰恰是企图阻止我们改革的步子。我们采取强硬措施，恰恰做的非常果断正确。怎么反而不对了呢？”夏雨生说：“我们正是要本着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全部工作的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平息矛盾。而不是相反，掩盖问题，激化矛盾。难道方红生同志没意识到你的工作哪儿出了问题了吗？”方红生本不把夏雨生放在眼里的，显然脑瓜又转得极快，他要把争论引到另一个方向，说：“我作为县长助理，我的全部工作都是按着主管领导宪书同志的意图做的，夏雨生同志是说宪书同志的工作出了问题？”夏雨生步步紧逼：“我在指出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觉得你这样转移矛头是很拙劣的吗？”方红生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他显然在为对方虽识破了自己的手法，但却证明了自己思维的敏捷而得意。也就在方红生信心十足地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以迎战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听到了室外楼道走廊里有人招呼夏雨生的声音，夏雨生盯了方红生一眼，鼻子狠狠地“哼”了一声，转身出了门。
下午，夏雨生参加市里召开的一个会。而他坐在会下，手里翻看着会议文件，脑子里却不时闪过与自己的同事方红生争论的那个场面，心里不免感叹：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会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又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两个截然不同上，可怕也可怕在这两个截然不同上！
晚上，夏雨生吃了晚饭。妻子坐在电视机前，夏雨生独自坐在属于他自己使用的桌子前，翻看着自单位捎来的尚没来得及看的报纸。突然，手机响了。夏雨生抓起手机，置于耳边，对方是方红生。夏雨生便即警觉了起来。果然，对方在电话里继续下午没有进行完的话头，声音很高的样子：“我遵照宪书同志的指示，及时地制止了小钓台村群众越级上访的事件，你却说我压制群众意见，破坏安定团结局面（其实夏雨生没用‘破坏’这个词）；我制止了周庄坏人操纵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的事端，使县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你却说我是压制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你给我扣了这几顶帽子……”夏雨生没有等方红生说完，在他停顿的当儿，同样很高的声音，对着手机话筒说：“那不是给你扣帽子，是给你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方红生在花筒里继续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是遵照宪书同志的指示行事的！”夏雨生依然声音很高：“宪书同志怎么啦？宪书同志的所有决策也不见得完全是正确的，何况……”夏雨生下边的话想说“何况这些问题并非宪书同志的问题”，但这后半句尚未曾说出口，突然听到话筒里对方的声音变了，竟然换成了县长张宪书的话音。宪书的话音鼻音很重的样子，口气也一改往日的持重，而显得强硬了起来：“夏雨生同志，我的所有的决策有问题了？但也不至于压制群众意见激化矛盾破坏安定团结吧？”在电话这头的夏雨生心里咯噔一下子，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对头。这个方红生竟然在县长张宪书同志家，夏雨生立即意识到方红生已经到张宪书同志处告了自己的状，又故意给自己打来电话套自己。夏雨生显然要辩解，在电话中对县长张宪书说：“不，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电话的另一头没有容他解释：“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夏雨生还要说什么，但随即听到“啪”的一声，对方的电话挂断了。
当夏雨生缓缓地放下手机之后，没有了一句话，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而思绪却难以抑制地沸腾着：自己与方红生交锋之后，这个方红生即到了县长张宪书那里去的。其实，自己早就了解到方红生的这一特点。方红生有事没事总爱到县长处坐的。方红生精明就精明在这一点上，他每到县长处，很乐意让别人看到，对于没有看到的人，聊起来，便每每是“我与宪书同志”如何如何。他之所以这样做，全部用意，一是在同事们面前显示自己与一把手的关系不一般，对方对待自己就要谨慎行事了；二便意在取悦于一把手了。与一把手所谈论的所有的东西，便无不迎合对方的心理去说了。方红生一次跟别人袒露：“在机关工作得跟对了人，跟对了，一帆风顺；跟错了，想进步？没门！”而这样，方红生在宪书面前，不单是汇报工作，出谋划策，同时也便有了谈论同事的机会。问题在于方红生又无不根据自己的好恶，或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或隐瞒实情。事情经过方红生的嘴，传到宪书同志处时，早已经改变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甚至于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像方红生这样的同志还有那么几个。然而，当然不仅仅是夏雨生，也包括其他的副职，以及机关的大多数同志都注意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宪书同志偏偏很喜欢吃这一套的。近来，还听说方红生常带一年轻女人与宪书同志接触，显然方红生的手段更进一步了。
很快，市委组织部门来考察班子，当然也考察班子的每一位领导同志。因为是背靠背的单独谈话，了解情况。而且特意强调一条纪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向上级负责，向组织负责，畅所欲言。夏雨生便有了倾诉的机会。夏雨生便将自己观察到的一切，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谈了一些事实，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一些看法。夏雨生看到，上级组织部门的同志听得异常认真，在本子上“沙沙”地记着。夏雨生便觉得自己的意见得到了上级组织部门的重视，本单位的情况会有改观的。
而让夏雨生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工作组离去的当天的会上，县长张宪书将本已端起的水杯“啪”地蹾到了桌子上，女会务人员本已斟满的水溅了出来，两眼箭一般逼视着夏雨生，讲道：“我们有的领导干部歪曲事实，向组织部门告恶状！破坏我们班子的形象！恶毒攻击党的干部！”夏雨生自张宪书逼视过来的目光中，准确无误地知道，这是说自己的。但夏雨生还颇感纳闷：我只向上级组织部门的同志反映了情况，其他没对任何人说什么啊！自己说的怎么当即反馈到对方那里去了呢？很快夏雨生便听到知情人透露的情况：考核工作结束的当晚，有县长张宪书陪同，方红生带领工作组的组长、副组长到王顺昌所有刘占魁经营的红楼饭庄“消费”了一个通宵。透露这情况的同志说，就在第二天送工作组的同志返回时，在接近工作组组长时，竟还自组长身上嗅到了一股浓郁的小姐身上才有的异香。夏雨生也便清楚了全部情况。
这时，方红生走了过来，所有的人又观察到了，他向夏雨生投去的得意的狡黠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