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译文”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爱好刑名法术的学说，这种学说源于黄老。韩非生来口吃，不善于言说，却善于著书。与李斯同时求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国势渐渐削弱，屡次上书规谏韩王，但韩王都不加采纳。因此韩非痛心国君治国不致力于讲求法制，不能用权势来驾驭臣下，不能使国家富强、兵力强大，不求贤任能，反而举任一些文学游说之士，使他们位居于专务功利实际的人之上。韩非认为儒生搬弄文辞来扰乱法术，而任侠的人又用武力干犯禁忌。平安时就恩宠那些有浮名虚誉的文人，危急时则要用披甲带胄的武士。现在平时培养的人不是所要使用的人，而所使用的人却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他又悲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为奸邪之臣所容，考察历史上治国得失的演变之迹，因此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然而韩非尽管深知游说之道甚难，写下《说难》一文特别详备，但最终还是被害死在秦国，未能以身自免。
“点评”
用当下流行的话说，韩非子是一个悲催的人物，他的一生就是以悲剧为结局的。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奇绝高峰。他的书，是一柄凛冽的长剑，闪烁着摄人心魄的清冷光芒。韩非的悲剧命运，在法家群山中最令人感慨唏嘘。
一、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遇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都（今河南新郑）人，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称韩公子。先秦诸子，凡我知道的，除韩非外，没有一人出身贵族。
青年时代曾与后来在秦国为相的李斯同师于荀况。他有些口吃，不善于游说，但很会写文章。他思维敏捷，剖析问题深刻，极富哲理，李斯自愧不如。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所谓“刑名法术”，即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韩非报国无门，就闭门著书，以明己志，他先后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尤其《说难》一文，系统而深刻地说明了游说的技巧和难处，流露出了怀才不遇的伤感。
其实，韩非不被重用的悲剧，主要在于其生不逢时。
他生之时，已到战国末世，战国的分国变法浪潮早已过去，秦国催动的统一中国的大潮已经席卷天下，山东六国陷入岌岌可危的存亡绝境，已经没有了变法强国的现实条件。当此之时，韩非无论如何孤绝坚持，无论如何愤然努力，都无法像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等法家名士那样主持一国变法。也就是说，时代主流的变化，决定了韩非变法实践的追求必然破灭，政治理想必然地无法实现。无论韩非如何“数以书谏韩王”，力主变法救韩，韩国都一直没有任用韩非，这应该是时代使然。
二、身死因才祸的悲剧命运
作为有惊世洞察力的韩非，其著作问世即流传天下。自然，不可避免地流传到了当时的秦国，被秦王嬴政看到了，嬴政大为惊叹：“哇，我要是能够见到那个人并且和他交游，现在死也不感到遗憾了哇！”
当李斯告知秦王，这是韩非的著书后，秦王立即出兵“急攻韩”，威逼韩国立即将韩非送到秦国。
此前，无论韩非怎么努力都一直没有被任用，此时急难，韩王却将韩非当作了救命稻草，给了韩非一个特使之身，将韩非当做“政治人质”送进了秦国。这就是史载“乃遣非使秦”这五字的真相。韩非“出使”，韩国当然会有一番秘密谋划。虽然，史料语焉不详，然根据韩非后来的作为，这条逻辑线还是很容易推断得清楚的。
秦始皇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经常与韩非纵论治国之道。这时，李斯和大臣姚贾见秦始皇重视韩非，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在秦始皇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始皇最初不以为然，后来听李、姚谗言多了，心中渐渐与韩非有些疏远。
公元前232年，秦始皇准备向东扩张，在讨论是先伐韩，还是先伐赵的问题上，李斯与姚贾故意提出先伐韩，韩非则主张先伐赵而缓伐韩。于是，李、姚以为有机可乘，又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是韩国宗室，身虽在秦，而心却在韩，所以不让攻打韩国，不如趁早把他除掉，不然早晚是个后患。”
秦始皇为谗言所惑，就下令将韩非投进监狱。韩非在狱中几次想见秦始皇，以表明心迹，但是李、姚不让韩非见秦始皇。李斯怕韩非东山再起，就亲自给韩非送毒药，逼韩非自杀。
关于这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述的：“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显然，司马迁也认为，韩非是遭他的同窗好友李斯的嫉贤妒能而被逼自杀死的。韩非死后不久，秦始皇明白了韩非是遭妒忌而死，很是后悔，但是为时已晚。
现在，请让我们做一个基于无数事实的历史假设：假如，韩非像诸多入秦名士李斯、尉缭、姚贾、顿弱、郑国等等一样，全力投入秦国统一大业，至少，韩非一定会像李斯一样，成为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功勋巨匠，而以嬴政始皇帝对于国家政治结构的超强掌控能力，也一定不会发生后来的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的事件。果真如此，韩非的命运定然是另一番模样！
但历史是没法假设的，韩非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不过值得秦始皇庆幸的是，韩非虽死，他的极富哲理的政治学说，“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论仍在，它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其学说所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全文转载了韩非的《说难》，足见太史公对韩非的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