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有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说说“古稀”
中国人以前用“古稀”一词来代指人活到了七十高龄。“古稀”有古来稀少，现在也不多的意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这一名句，大家都知晓。杜甫在这里慨叹人生苦短，能活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十分稀少。后来到了明朝，距今五百年前时，着名书画家唐寅（唐伯虎）读了杜诗后，感慨自己已活过了“古稀”，他填了一首《七十词》：“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虽然唐寅活过了古稀，但是仍感叹唏嘘人生几何。
经考证，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能活到七十岁的人确实很少。仅以知名的诗人，学问家为例，超过七十岁的真是寥寥无几。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到了数百年前，能够活过“古稀”之年的知名人物就已经很多了。到了现代，古稀者更是俯拾皆是了！甚至，活过百岁的人也不少见。
殉葬
奴隶社会，用人殉葬十分流行。《墨子·节葬》中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那时用人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并根据爵位高低决定殉者多少。
殉葬者中，女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西汉时，广川王盗掘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的坟墓时，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或坐或卧，亦独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墓中“唯一男子，余皆女子”。
春秋末期，“人殉”的做法开始引起非议，并逐渐改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
《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大夫子车死后，其妻和总管商定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子亢却对他们说：“如果哥哥在阴间需人侍候的话，没有比他的妻子和总管更合适的了。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坚持，我就准备用你们二位生殉。”子车的妻子和总管不愿去死，只好同意取消人殉。
汉朝至元朝，由于人民的反抗和社会的进步，强制性的“用人殉葬”制度已不复存在。
到了明朝，“人殉”之事，曾一度死灰复燃。
《朝鲜李子朝世家实录》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哭声震殿阁……”
据资料记载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危时下遗诏表示：“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也。”这才废止了野蛮的“人殉”制度。
奔丧
奔丧，意思是从异乡回家奔赴亲丧。《礼记》有奔丧篇，注云：“奔丧者，居于他邦，闻亲丧奔归之礼也。”
因为在他乡听到亲人逝世的消息，急于返乡，所以称其回归为“奔”，并有“匍匐奔丧”之语，以形容其赶时间，内心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一般辞典对“奔丧”的注释，大都为“闻父母之丧而奔归”。
《辞海》并注，“奔丧者，在外闻其亲属之丧而归也。以丧之轻重，则有父有母有齐衰以下者。”
“齐衰”是五服中的丧服名，指孙为祖父母、夫为妻、已嫁女为父母所服，且有延伸至曾祖父母、高祖父母者。
是以“奔丧”一词，有它适用的范围。如某老板逝世，其在海外的儿子急奔回国参加葬礼，就是“奔丧”一词。但是，如果是其外国的友人来吊唁者，便不宜用“奔丧”二字。
此外，“见背”是子女称父母故去，如李密《陈情表》：“生孩子六月，慈父见背”。“随侍在侧”也是专用于讣闻中，都有特定对象和范围，不能混淆杂用。
磕头
在两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就以磕头跪拜来表示礼貌尊敬了。现在，虽然用得少了，但在祭祀，拜神，或是婚丧大礼的时候，仍经常看到磕头的礼节。磕头是怎么来的呢？
在东汉之前，是没有椅凳的，人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豪门贵族甚至万人之上的帝王，一律坐在地上。区别只在于有没有坐垫，何类坐垫而已。当时，人们坐于地时，为了方便站立起来和臀部下腹不受潮湿和寒气，人们习惯两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两腿和脚跟上，有点相当于现在日本人的坐姿。
这样坐时，当有客人或长辈到来，或谈话中要表示感谢时，很自然地就会从跪坐变成引身而起，即上半身直立起来，变成只小腿着地的跪姿，接着俯身曲背双手撑地表示恭敬，跪拜礼由此形成。再后，发展成多次俯身即是磕头礼了。
汉代后，有了凳子、椅子，出现了双手抱拳的作揖礼，以及再后的点头鞠躬礼。但在表示最大恭敬时，人们仍沿用下跪磕头的习俗，直到现在。
浮屠
有句俗语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说积德行善搭救人命是一桩好事。但是把救人一命壮举说成胜过建造“七级浮屠”，这是指的什么呢？原来“浮屠”和佛教有关。
佛教起源于印度，创立于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传入中国后，迅速传播，信众颇多。佛教将佛祖释迦牟尼逝世的那年做佛历元年，并尊称佛祖释迦牟尼为“释迦浮屠”，“释迦”是印度释迦族的音译；“浮屠”也是个音译，还可译作“佛陀”、“浮图”，梵文中此声音若作意译则指“圣人”。“释迦浮屠”即是指释迦族的伟大圣人。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将“浮屠”音译为“佛陀”，简称为“佛”，这就是中国常说的“佛”和“佛教”的简单称谓演变。
“浮屠”即“佛”，浮屠的经书则称“佛经”了。佛教徒还有建塔的习惯，用来安葬供奉佛教高僧，有点像陵墓。当然，这种“塔”是圣洁无比、高尚神明之地，按照佛教习俗，将其也称为“浮屠”，意思是说这是先知先觉神圣的地方。因已将尊称佛祖的“浮屠”在中文中写作“佛”，故“浮屠”就变成了“佛塔”的专用语了。
这样一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好理解了，是说，如果救了别人一命，其功德比建造一个七层的佛塔还高。
布衣
“布衣”一词，本意是指平民百姓的最普通的廉价衣服；而后来，“布衣”却引申为平民百姓了，如“一介布衣”等。
“布衣”顾名思义是布做的衣服。但这里的布并不是棉花织出的“棉布”，而是一种叫麻布的麻织品。因此，“布衣”最初是指穿麻制衣料的普通大众。
元朝以前，中国盛产各种麻类，因此麻织品较廉价，普通大众都穿；而棉花产品曾经很少，物以稀为贵，因此棉布衣服价格高昂，只有大富大贵的显赫人家才穿得起。
元朝时，有名的黄道婆从琼州带回黎族人的纺织技术，种植棉花才渐渐多起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规定凡有四亩田地的耕种者，必须种植桑、麻、棉各半亩；有十亩田地者，种棉加倍。这样，棉花的种植才在全国普及起来，棉织品也就不罕见了。
梨园
旧时常将戏曲行当叫做“梨园行”，将戏曲艺人称为“梨园子弟”，一直沿用至今。为什么这样叫呢？
据传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由于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于是，歌舞百戏的技艺在当时十分流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也是个戏曲、音乐的爱好者，他自己不仅爱听、懂欣赏，还能唱上两口，玩玩乐器，指挥排练。他偏爱大型歌舞。于是，这皇帝主持选拔了三千名乐师，常亲自光临指导，将艺人留在皇宫的梨园演奏乐曲，供自己消遣。
后来，人们便把皇上提供的演练场地“梨园”称代戏曲音乐行当了；更有人将唐玄宗李隆基称作戏曲界的“祖师爷”了。
戏曲界除了被称为“梨园”之外，也被称为“菊部”。北宋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之后，北宋灭亡；徽宗第九子高宗赵构在杭州称帝，重建宋朝，即历史上的南宋。国难深重，宋高宗赵构的压力颇大，内宫有位菊夫人能歌善舞精通音律，常为高宗演出歌舞消遣，宫中称此女子为“菊部头”。所以，戏曲行当也有“菊部”的特别称谓。
此外，戏曲还有“雅部”和“花部”的称呼，这两种叫法始于清朝乾隆年间。“雅部”指当时被认为是雅乐的昆腔；“花部”指昆腔之外的地方戏曲。后来这两部通指戏曲了。
中医
说起“中医”，有些人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个“中”字本来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因此，“中医”本意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中医”一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句。看来，“中医”一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出现了。那时西医还不成系统，更没传入中国（西医传入中国是在西汉以后又过了一千七百年的明末），因此，“中医”是不可能为了区别“西医”而叫的，这里的“中”也不是指中国，那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最早认识万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对后世的哲学、社会、天文、地理、医学等都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说法，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所以“尚中”和“中和”才是中医之“中”的真正含意。
赋税
“赋”就是“税”，“赋税”仍是“税”，都是国家向征税对象所征收的金钱或其他代税实物。这是为什么呢？
“税”是一个“禾”字加上一个“兑”字组成的，“禾”的意思是庄稼农作物的总和，“兑”的意思是兑换、交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指进行交换并向国家纳粮。
“赋”字则是由一个“贝”字加上一个“武”字组成的。从“武”字可以看出明显的军事含义，而“贝”就是古钱币。因此，“赋”就是军款和兵税。
在西周时，朝廷将征收的粮食土产叫“税”；征收的军事物资叫做“赋”。因此，“赋”和“税”都是“税”，只是征收对象不同而已。后来“赋税”二字渐渐通用，而且常连在一起使用。
“税”的意思到现在也没有变，“赋”作税来讲却不常用了。
春秋时期，税和赋是统一征收的，到了秦汉以及后来的各朝代，“赋”，则渐渐改变了其军事物资意义，多以“税”代替了。而且各种税的名目繁多，土地税、壮丁税、户口税等，渐渐出现并制度化，苛捐杂税日趋严重。清末至民国期间，出现了“捐税”和“租税”等词，将税款之类分得更多更细了。
古代征收赋税，多是实物，比如粮、棉、油、牛、羊等农畜产品；现代则多数以货币代替了。
抓周
古时候，父母在孩子刚满一周岁那天，在吃中午那顿“长寿面”之前，要在他（她）面前放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诸如笔墨纸砚、珍宝玩具、服饰胭脂、瓜果点心等，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看孩子抓取何种物件，预测其一生的性情和志趣。这种仪式名叫“抓周”，又称“啐盘”、“试儿”，它是我国一项古老的风俗。
据史书所载，此风俗始于魏晋南北朝。《颜氏家训·风操》有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一期，即一周岁。
当时，人们认为，如果婴儿抓弓矢，长大后喜武为将；抓纸笔，长大后习文为儒；如抓珍宝服玩，则长大后贪婪爱财或玩物丧志；女婴如抓刀尺针缕，长大后即为贤妻良母……
唐宋时期，抓周已很流行，民间十分重视，仪式也很隆重。《梦粱录·育子》篇中有关南宋时杭州风俗说：“至来岁得周，名曰‘周啐’，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秉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彩段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谓之‘拈周试啐’。”
清明扫墓
《礼记》：“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王祀，士庶人祭其先”。所谓祭其先者，即老百姓祭自己的祖先。
春秋时代，民间已有了“吉日良辰，郊祀野祭”之风。但真正形成一种仪式，始见《唐书》：“唐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寝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编入五礼，永为定。”
《宋史·唐格传》里有“清往钱塘扫墓”之句。可见扫墓的习俗盛于唐、宋时期。而世人选择清明扫墓，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清明时节气候转暖，雨水增多，草木蔓生，陵园墓地需要修整。
其二，清明前后，山清水秀，桃红柳绿，可借此去郊野，扫墓踏青。
其三，可能与人们怀念介之推有关，因为他被焚于清明前一日（寒食节）。
不过，旧社会的扫墓活动，带有迷信色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提到：“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新中国成立后，祭祖扫墓的礼仪虽有，但多已将清明节演化为缅怀革命先烈的扫墓活动了。
生辰八字
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有一个自己的生辰八字。旧时代人们将生辰八字看得很重要，认为它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所以当青年男女经人说合订定婚姻时往往要请算命先生测定双方八字是否相合，合者可以成婚，不合者则劳雁分飞。
计算生辰八字的习俗与我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法有关。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也叫“十干”、“岁阳”，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文字符号的总称。地支也叫“十二支”、“岁阴”，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文字符号的总称。干支用作纪年的方法是以十干和十二支各取一字循环相配，组合成六十组，俗称“六十甲子”。
它们是：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以上每组代表一年，如“甲子年”、“丁酉年”等。以此类推，往复循环。
干支两相搭配也可以用来纪录月、日、时。这样，一个人生辰的年、月、日、时，就可以用八个天干地支文字来表示。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时间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那么，“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八个干支文字，就是这个人的生辰八字。
鸣锣开道
古代官吏在出行时，往往都会有鸣锣喝道的场面。其实鸣锣与喝道结合在一起，是有一个过程的，早期的官员在出行时，并没有鸣锣的形式。
据《周礼·秋官·条狼氏》记载，周朝大官上街，有前导吏役“掌执鞭以趋辟”，这是喝道的最早形式。汉以后，喝道者一般仅“传呼”而不执鞭，成了名副其实的喝道了。喝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行者止，坐者起”，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官吏们的威严。
到了清代，由于城市人口日渐稠密，仪仗士卒光是凭着呼喝已经不能让行人迅速回避了，于是就加上了鸣锣。
鸣锣也是有讲究的：州县官上街，仪仗鸣锣七下，谓之“打七棒锣”，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道、府官上街，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提督、巡抚上街，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如果是都统以上官员上街，则打十三棒锣，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封建等级制度之森严，从这小小的鸣锣声中就可见一斑。
廷杖与午门斩首
在一些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经常会看到“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