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通过这次战斗，戚继光发现浙江军队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他取得胡宗宪的支持后，决定重新招募军队。在戚继光的动员下，许多矿工、农民前来投军，一些地主武装也加入了他的队伍。这支军队很快扩大为四千人，被称为“戚家军”。
1561年，倭寇向浙江台州进犯。此时戚继光正在宁海驻防，他得到消息后立即上马，对将士们说：“敌军侵犯咱们的领地。咱们立刻出发，前往台州迎敌。遇敌后退者定斩不赦！”
戚家军以极快的速度赶到台州，在花街与敌军遭遇。此地距离台州城仅有二里之遥，戚家军若迟来一步，台州就有城破的危险！戚继光率领军队努力作战，连续九次取得胜利。倭寇共损失五千四百多人，余众在惊惶之下向海上撤退。这场战斗被称为“台州大捷”。
戚继光大破敌寇，使得倭寇胆战心惊，不敢进犯浙江。1562年，他们转而南下，侵犯福建，占领宁德与牛田。福州守将非常害怕，急忙向朝廷告急。朝廷立即给戚继光加封三级，让他担任福建副总兵，抵抗倭寇。
戚继光到达福建后，四处悬赏，打听倭寇的巢穴。没过多久，有人将倭寇的屯军之处密报与明军。原来，倭寇的老巢就是宁德城外的横屿岛。
戚继光对众将说：“我们消灭一处倭寇，他们又去祸害别处百姓。现在我的主意就是直捣贼巢，消灭敌人的主要力量！”戚继光仔细地观察横屿岛的地形，说道：“横屿岛虽在海中，但退潮之时就有一条淤泥道与陆地相连。到了那时，我们用稻草铺路，垫上木板，一定可以顺利通过！”
一天晚上，戚家军抓住海水退潮的机会，铺了一条草路，向敌军发动进攻。倭兵正在岛上睡觉，毫无准备，被杀得溃不成军。岛上的两千名倭贼都被官军所杀。戚继光率得胜之军，又向牛田杀来。
戚继光带军来到牛田附近时，又对将士们说：“我考虑得不周全，咱们太劳累了，应该好好休息！”牛田的倭寇听到这个消息，放松了戒备。戚继光连夜用兵，将敌人杀得大败。敌军逃到林墩，戚家军乘胜追来，攻下敌军六十多个营寨。
倭寇连遭三场大败，对戚继光非常害怕，都称他为“戚老虎”。从调驻浙江以来，戚继光用了十四年时间，在东南各地转战，击溃倭寇。到嘉靖末年，倭寇之乱终于平定。
张居正理政
1572年5月，隆庆帝去世，其子万历帝即位。这位新皇帝只有十岁，由宰相高拱、内阁大臣张居正辅佐。
高拱为人过于强硬，和秉笔太监冯保发生了矛盾。冯保让皇帝下诏，将自己升为掌印太监，并掌管东厂。这样一来，诏书的起草权由高拱负责，盖章则由冯保负责。高拱非常生气，让大臣弹劾冯保。冯保则在皇帝生母李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高拱恣意妄为。
张居正此时想夺取更大的权力，就与李太后、冯保联合起来，筹划罢相之事。1573年6月，万历在神极门接见群臣。冯保高声宣读太后和皇帝的诏书，历数高拱罪过，将他免职。
罢免高拱后，张居正当上了宰相。他进行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将各种赋税项目简化为一条，合并起来征取。
这项法令的具体措施是：
徭役合并征收。
合并各种劳役，以雇役形式代替。
除皇粮须征收实物外，其余所有赋税项目都收取白银。
一条鞭法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一方面取消了地主显宦逃避赋税的特权，另一方面发展了商品经济，使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促进。
张居正对贪官横行的情况深恶痛绝，于是又制订“考成法”约束官员。根据这条法令，官员每隔一段时期，就要进行考核，不符合标准的就要降职或免职。这条法令使官员感到惧怕，不敢大量收受贿赂，唯恐被主考官员降罪。
可是，一些清正廉明、才能突出的官员却很高兴。他们知道，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为百姓着想，一定能在考核中有所体现。这样一来，他们的提升速度会加快，所做的付出会得到相应回报。
李太后不仅让张居正放手治理国家，还让他教皇帝读书。张居正倾平生所学，尽心教导皇帝，希望他长大后成为改革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他编了一本历史故事书《帝鉴图说》，给皇帝讲解。万历越听越有兴趣，对这本书非常喜爱。
一天，张居正讲到汉文帝视察细柳营时，说道：“汉文帝注意武备，对周亚夫奖励有加，这有多么好啊！陛下一定要关心军队建设，只有军队训练有素，才能有效遏制边疆的变乱。”万历点头道：“张先生，您说得太好了。我非常同意。”
另一天，张居正又讲道：“宋仁宗即位之后，不喜欢用珠宝、玉器做装饰品，他的做法何等正确！”万历高兴地说：“珠宝、玉器不能算宝贝，真正的宝贝是贤能的臣子！”
张居正笑道：“陛下这几日进步真快！天下的宝贝除了贤臣以外，还有粮食。老百姓吃不饱饭，就生活不下去，甚至会起来造反！请您想一想，珠宝、玉器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能有什么用呢？”
张居正对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次万历在宴会上读《论语》时，读错了一个字。张居正大为不悦，当着众大臣的面批评万历。有时万历不认真读书，李太后就说：“你这样荒废学业，让张先生知道了可怎么得了？”于是，万历对张居正渐渐产生惧怕之心。
可是，万历成年之后，在宦官的影响下学会了浪费钱财。一次，他从内府中支取十万两白银，供自己挥霍。张居正听说此事，将户部收支数据写入表章，对皇帝说道：“自正德以来，为了平息倭寇及各处边患，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虽然现在国家财政有所好转，但国库每年仍是入不敷出。您身为皇帝，不能带头浪费。从现在起，皇上要把微臣这道表章放在座位旁边，时时提醒自己！”万历受到训斥，心中颇为不平。
1582年6月，张居正去世。万历失去了老师的控制，心情格外愉悦。1584年，万历派宦官张诚赶往江陵，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江陵官员得到消息后，立即关闭张府大门，导致张家十余人饿死。
张诚抵达江陵后立即查抄张府，共得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余万两。但张居正出身盐商家庭，有这些财产不足为奇。张诚怕回去不好交差，于是对张氏全家动用大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活活逼死。万历接到奏报后，将张氏全家发配充军。从此，张居正的法令再也无法贯彻。
后宫三疑案
万历皇帝在位时，明朝朝政已经十分衰败，关外有后金军极大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而在北京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个疑案，分别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先说“梃击案”。事情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当时，一个乡村莽汉手持枣木棍跌跌撞撞地打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门卫也没拦住他。这个汉子见人就打，一直往里闯，最后被内官们捉住，押在牢里。
万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重视，立即命令刑部官员严刑拷问，定要问个水落石出。一开始这个汉子只说自己名叫张差，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后来，在审判官员的酷刑拷打下，这个汉子又供说他真名叫张五儿，这次闯慈庆宫是庞保、刘成两位太监让他干的，并说事后给他重赏。
上述供词一出，又牵出更重要的人，因为庞保和刘成都是郑妃宫里的太监，显然这事是和郑妃有关了。看来郑妃是想谋害太子，而让亲生儿子当太子。
万历皇帝立刻带随从来到郑妃宫中，气呼呼地让她看供词。郑妃一看阴谋败露，连忙跪倒磕头，哭求饶命。
万历皇帝看着自己的爱妃，本来就不忍心处分她，这次也就算了。但他知道有了这件事，郑妃之子朱常洵不可能再成为太子。
第二天上朝，万历皇帝在百官面前说：“我立长子常洛是古今公理，现在却有人想谋害太子，我坚决不能允许。”接着他就把张五儿、庞保、刘成三个人都杀了，“梃击案”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时，又发生了“红丸案”。朱常洛身体虚弱，但他却不顾身体健康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后来终于得了重病。郑贵妃指使内太监崔文升入诊，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泻泄不止，一天竟至三四十次。
鸿胪寺丞李可灼又手捧红丸进献皇帝，称这是祖传秘方所制，百病皆除。光宗也是病急乱投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药吃了。没想到第二天光宗果然精神倍增，红光满面，他十分高兴，不仅大大称赞了李可灼的忠心而且让他再献一颗。当晚朱常洛吃完第二颗红丸，却疼痛难忍，一命呜呼了。
谁也搞不清皇帝怎么会忽然暴病死去，这个神秘的“红丸案”也就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光宗死后，明熹宗朱由校登位，又发生了著名的“移宫案”。
引起“移宫案”的是光宗原来4个选侍之一的李选侍引起的。李选侍由于受到光宗宠幸，光宗死后，她便控制了乾清宫，并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密谋，阻止朱由校与廷臣见面，企图挟皇太子自重。
这时，给事中杨涟等和司礼太监共同设计从乾清宫骗出朱由校，拥住慈宁宫。随后，便以李选侍占住乾清宫违制为由，多次上疏力促李选侍移宫，皇太子朱由校也明确表示支持。李选侍无奈，只好灰溜溜地搬出了乾清宫，搬到宫女住的宫里，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这就是明史上的“移宫案”。
宦奸魏忠贤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到了。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因为赌博欠了一身债，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
魏忠贤入宫后，结识了内宫总管太监马谦，去管理化妆品，他凭借权力，用化妆品结交了不少宫女。他看到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对奶妈客氏的感情十分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成了名叫“对食”的假夫妻，客氏于是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替他说好话。
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升为司礼秉笔太监，从此开始了七年乱政活动。
不久，魏忠贤独掌了司礼监，攫取要职后，魏忠贤先是尽量博取皇帝的欢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魏忠贤发现熹宗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喜欢自己躲到一边，制作工艺品。他就利用了这一点，每逢皇帝制造楼阁亭台等，做到最高兴时去奏事，皇帝就会不耐烦地说：“你都看着办吧，怎么办都行！”这样一来，许多事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旨意就成了皇帝的旨意，后来，皇帝又让他掌管东厂。
控制了皇帝之后，魏忠贤便大力结交朝臣，安插亲信，迫害异己。对于魏忠贤所为，皇帝不管，群臣不敢言。
魏忠贤在全国各地的党羽，想尽各种办法讨好他，浙江巡抚潘汝祯竟想出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高招”，接着群起效尤，应天建祠虎丘，杭州建祠西湖畔，雄居岳飞祠上，蓟辽、延绥、大同、京师各门等，到处都是魏忠贤的生祠。对于不肯建生祠，不肯拜祭，不肯为他作颂文的人，魏忠贤都找借口杀戮，以此作为衡量天下人心的分量。
有一次有个官员称魏忠贤是“九千岁”，这可把他乐坏了，重赏了这官员，魏九千岁的称号一下子在全国传开了，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九千岁，就比皇帝小一点。
魏忠贤这样黑暗的统治早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左副都御史杨涟看在眼里，十分气愤。于是他上书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而且每个罪名下都有事实作证。但这份奏章却很快传到魏忠贤的司礼监。魏忠贤看到这份奏章，立刻召集宫内的心腹，又将客氏请来，密谋了半天，然后分头行动。
魏忠贤和客氏急忙赶到皇帝面前，假意哭诉他们对皇上的忠心，表示要辞去东厂的职务，以免杨涟等人攻击，客氏又在旁屡进谗言。熹宗果然不辨真伪，下令严责杨涟。
有了皇帝的允许，魏忠贤立刻吩咐手下爪牙去逮捕杨涟、左光斗等人，一片腥风血雨，共有数百名大臣被牵连。
杨涟和左光斗被关在东厂监牢里，身受数次酷刑，但他们始终不肯认罪。他们相信魏忠贤一定会有报应的，魏忠贤等人想方设法折磨杨涟、左光斗，发泄自己的仇恨，最后又凶残地将他们杀害了。
正当魏忠贤权势熏天时，23岁的熹宗突然死去，朱由检（崇祯）继位，朱由检深知魏忠贤是个大奸臣，所以上台第一件事就是罢了魏忠贤的官，赶出京城，并把他的心腹党羽一个个都杀了。这真是大快人心。
魏忠贤控制明朝长达7年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头，在走到阜城（今属河北）后，上吊自杀。这个鼎鼎大名的大奸宦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葛贤痛打税监
明神宗朱翊钧贪财如命，追求享乐生活，把国库挥霍一空后，就向民间搜刮，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
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逐步发展，东南沿海的商业也日渐繁荣。在苏州，丝织业特别发达，家业较大些的织机户纷纷开设工场，雇用织工，城里的织工总共有几千人，资本主义已在这里出现了萌芽。
这种商业城市的繁荣情况，使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利可图。为了榨取更多钱财，明神宗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开始派一批宦官到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去收税，这种宦官就叫做税监。税监不但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还乘机敲诈勒索，坑害百姓。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苏州征税，孙隆当过苏杭提督织造，熟悉苏州丝织业内情。他一到苏州，就跟当地地痞恶棍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经过关卡的绸缎布匹，都要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就不敢进城做买卖。
这一年，正好又碰上一连两个月阴雨，许多桑田被淹没，机户只好停工。在这种情况下，孙隆一伙还要向机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样，许多织造工场只有关闭，甚至破产，织工也就失业了，弄得民愤很大。
有一天，织工葛贤路过葑门，见到孙隆手下的几个税棍，正在围打一个卖瓜的农民。葛贤一打听，才知道那瓜农挑瓜进城，经过税卡时，税棍逼他交税，交不出就抢他的瓜；等瓜农卖了瓜，买米出城的时候，税棍又抢他的米顶税银。瓜农不答应，就遭到税棍的痛打。
葛贤平常对税监的强盗行为早就窝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出，看到眼前的情景，怒火中烧，再也忍不住了，他挥动手里的芭蕉扇，高声呼喊：“打这些恶棍！”路边的群众一呼百应，像潮水一样涌到葑门税卡。
税棍黄建节见势不妙，想夺路逃跑，但他已在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群众拾起乱石、瓦片向黄建节扔去。这个作恶多端的恶棍，被当场打死。
这时候，人越聚越多，群情激奋。葛贤看到大伙打死了黄建节，知道事情闹大了，就和群众一起，到玄妙观开会商量。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推举葛贤等二十多人当首领，找税监孙隆算账。
葛贤和众人商定了行动步骤和联络暗号等，分成六队，每队由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杀向苏州税监衙门，捉拿孙隆。一时间，呐喊声震天动地，孙隆吓得战战兢兢，从后院墙爬了出去，逃到杭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