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局高天，踏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声，口能辨味，体能辨寒温者，将皆为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译文
汉兴以来，大家原都是普通百姓，而依靠财力剥削奴役别人的商贾、地主，在世上多得数不清。居住在茅屋清苦自守的人，则无力扭转这一世风；富豪人家，居室栉次鳞比，一栋连一栋；肥沃的田地，布满郊一野。他们奴婢千群，附徒万计，车船钱庄，布于四方；囤积居奇者，满于都城。这般人储藏的奇珍异宝，巨室不能容纳；牧养的牲畜，山谷不能承受。他们的娇童美妾，充塞绮丽的华屋；歌舞乐队，从前庭一直排列到深宅。等候召见的宾客幕僚，车骑交错，拥挤于门前，既不敢轻易离开，又不敢冒然进去。他们有吃不尽的牛、羊、猪肉，饮不完的清醇美酒。围绕在身边的人们，随着他们的目所顾盼、心所喜怒而趋附奉承。这就是皇公贵胄、富商大贾们恣意享受人间欢乐。这些欢乐只要能运用智诈，就可取得；一旦取得，人们并不以为是罪过。因而这种现象在社会上普遍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样以来，谁还肯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呢?
乱世长而治世短。乱世时小人贵宠，君子陷入困贱。当遭遇乱世，君子困贱之时，天虽高而不敢不弯腰曲背，地虽厚而不敢跨大步走路，唯恐有被镇压的大祸临头。及到清明之世，又进入了矫枉过正的局面。由于治世短而乱世长，所以，老者来不及看到治世，少者又将遭遇下一乱世。这就使奸人独得无穷的福利，而善良的人却遭受着不赦的罪孽。因之，一个五官感觉正常的人，都会把修饰德行作为应避忌之坏事，设想出各种智巧的方法来逃避它。如此，谁还肯安然而乐意于修德自好呢?这都是下世的人主苟且从事造成的过失。
赏读
仲长统《理乱篇》论治乱之由，虽有明显的循环论历史观，但他推求祸乱之起，源于封建统治地主政权的残酷剥削和荒淫奢侈，愚主的苟且从事、“荒废庶政”，较之汉人的五德三统的天命论，则有清醒与梦呓之别。本文前节以骈排出之，揭露当时社会上层的穷奢极侈与因此而造成的祸乱败亡，笔墨酣畅，淋漓尽致，千载之下，读来仍使人与作者同其愤叹：后节以散体古文句法出之，清空质直，不用典事，但却气势凌厉，力透纸背。特别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乱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这种对专制政治罪恶入木三分的揭露，是极其深透，难能可贵的。两节合读，骈散相间，挥洒自如，故而仲长统“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以继西京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姜书阁先生称统文“体异骈散，而俊发畅达”（《骈文史论》）道出了这位“赡于文辞”、“敢直言”的“狂生”的文体风格。
前出师表——诸葛亮
题解
此文选自《三国志》的《诸葛亮传》。“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唯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且光照了文苑，被奉为理政的规范，为人的准则，作文的楷模。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当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弱。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因而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导昏庸，后表审量形势”，这就是有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译文
先帝创立大业还未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裂为三部分，我们蜀国处境疲顿困乏，这实在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侍从护卫的臣子，在朝廷内毫不怠惰；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这是他们追念先帝对自己的特殊知遇，想向陛下报效啊。因此陛下应该广泛听取意见，发扬先帝的优良品德，振奋有志之士的报国精神，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言谈违背义理，堵塞了臣下尽忠劝告的道路。宫廷和相府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奖惩褒贬，不应标准有别。如有作恶犯法，以及尽忠立功的，都应交给有关主管官员评定对他们的惩罚或奖赏，用以显示陛下办事公平而严明，不应偏袒护私，弄到宫廷和相府的法令不统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和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志向和思想忠贞纯正，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应该同他们商量，然后实施执行，这样定能对缺点和疏忽有所补救，得到很好的效果。将军向宠，品性和处事善良公平，精通用兵打仗，以前任职时经过考验，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商量推荐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的事情，都要同他商量，这样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强弱调配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旺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同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为桓帝、灵帝的表现而惋惜痛心。侍中郭攸之和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诚贤良、坚守节操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隆，就为时不远了。
我原是一个平民，亲身在南阳耕种，只图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想向诸侯求得称扬荐拔。先帝不认为我身世低微，竟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探访我，向我征询当前的天下大事，这使我受到感动而振奋起来，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受挫折，在战败之时接到委任，在危难之中执行使命，从那时以来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恭谨慎重，所以在去世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任命以来，日夜忧虑叹息，担心先帝委托的事情没有做好，有损于先帝的英明，所以在盛暑五月强渡泸水，深入荒远地区。现在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兵员武器已经充足，应当奖励和统率全军，北进平定中原，尽我凡庸的才能，消灭邪恶的敌人，复兴汉家的朝廷，回到原来的都城，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啊。至于考虑兴废改革，进献忠诚建议，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能委托我进行讨伐奸贼、复兴汉朝的事业，事业没有成效就惩办我的罪过，用以禀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规劝陛下发扬圣德的言论，那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惰，宣布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多加思考，征求治国的良好办法，明察和采纳正确意见。当我殷切追念先帝临去世时的诏命，更觉得自己深受大恩而感激不尽。
现值远行告别之际，面对奏表热泪纵横，真不知说了些什么。
赏读
《前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前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方针。前半部分在写法上有由势入理，起笔峥嵘；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由近及远，思路开阔等特点。表文的后半部分，则由叙述自己的生平谈到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此外，后半部分也有由人到己，文势跌宕；由叙而誓，推上高潮；归纳前意，总概全篇等特点。读来文情并茂，不忍释卷。
后出师表——诸葛亮
题解
《后出师表》是《前出师表》的姊妹篇，写于建兴六年（228年）。当时正是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北出征伐颇有异议。为了排除这些异议，坚定朝野北伐的决心，诸葛亮写下了此表。
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而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译文
先帝考虑汉朝和曹贼势不两立，要复兴帝王的事业就不能安然偏处一隅，所以委托我征讨曹贼。以先帝的英明，量度我的才能，本来就知道我去讨伐曹贼，才能薄弱而敌人强大。但是不讨伐曹贼，帝王的事业也会失败；与其坐着等待失败，何如起而讨伐敌人?所以先帝毫无迟疑地把这事委托给我。
我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宁，食不知味，考虑向北出征，应先平定南方。所以在五月强渡泸水，深入荒远地区，两天只吃一日的粮食。我并非不爱惜自己，但是帝王的事业不能偏安于蜀地，所以冒着危险困难，去奉行先帝遗诏的旨意。可是议论者却认为这不是上策。现在曹贼正困顿于西境，又要致力于东方。兵法认为要趁敌人劳累时进攻，这正是赶快出师的机会。我恭敬地把有关事项陈述如下：
高帝的英明可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渊博、思虑深远，但仍要经历艰险承受挫折，然后才能转危为安。现在陛下不如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可是却想用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取胜敌人，坐待天下平定，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和商议计策，动辄引用圣人的观点，大家的顾虑满腹，众人的疑难填胸，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这使孙策安然地强大，因而吞并了江东地区。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谋远远超过别人，他指挥军队，好象孙膑、吴起，但是在南阳遭困，在乌巢蒙险，在祁连遇危，在黎阳受迫，在北山几乎战败，在潼关差些丧命，然后才得僭称尊号于一时罢了。何况我的才能薄弱，却想不经历艰危而能平定天下，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能取胜，四次越过巢湖没有成功，任用李服而李图谋他，委任夏侯渊而夏侯渊兵败身亡。先帝经常称赞曹操能干，但他还有这些失败，何况我才能低劣，怎能一定得胜呢?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来到汉中，这其间有一年了，可是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和曲长、屯将七十多人，突将、无前、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都是数十年内聚集的各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之地所能具有的。如果再过数年，就会损失三分之二，那时该如何去对付敌人?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人民穷困、士民疲劳，但战事又不能停止。既然战事不能停，那么驻防与进攻所耗费的劳力、费用都一样。如果不趁现在去图谋敌人，而竟想用一个州的地方去和曹贼长久相持，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六点。
世事很难评断。从前先帝曾在当阳战败，那时候，曹操拍手高兴，认为天下已是他的了。但后来先帝向东联络孙权，向西攻取益州，出师向北征伐，斩了夏侯渊，这正是因曹操的失算而复兴汉朝的事业将要成功之时。但后来孙吴违背盟约，关羽战败遇害，先帝秭归受挫，曹丕妄称帝号，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先难料测。我只有恭敬谨慎地竭尽力量，到死方休。至于事业的成功失败、顺利困难，那就不是我的才智可以预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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