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党员瞿秋白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瞿秋白的曾祖父瞿锡保是道光丁酉顺天乡试举人；其叔祖父瞿赓甫为同治庚午举人，在湖北为官三十余年；其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和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因此寄居在叔父家中，经济上依靠在浙江做县行政长官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
1904年，五岁的瞿秋白进入一家开设于家庭、宗教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启蒙读书，第二年，瞿秋白转入当地冠英小学。在校期间，瞿秋白不仅喜欢思考，热爱学习，同时作文写得十分出彩。1909年春，十岁的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现江苏省常州市高级中学）。受到校长屠元博革命思想的影响，瞿秋白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一家再次陷入了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仅依靠典当、借债维持生活。1915年，因为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第二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并于1917年春，随同堂兄北上到北京，考入外交部俄语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李大钊、高崇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7月6日，瞿秋白在安德莱厅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92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同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瞿秋白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并于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年底，瞿秋白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在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在此期间，瞿秋白深受列宁主义思想影响，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他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并于1923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一号上发表。同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于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3年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在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同年7月，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五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共产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1926年春，瞿秋白因病重住院，但是，他依然在病痛折磨下完成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1927年2月7日，瞿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二是计划武装暴动。7月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近一年期间，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与陈独秀不同，他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长达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江浙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等人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瞿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李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李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因患肺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24日，当他们到达福建上杭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当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职业是医生，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坚不吐实，敌人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4月初，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获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之妻徐氏，供出了瞿秋白已在上杭地区被俘的情报，国民党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瞿秋白，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瞿秋白。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到从政的曲折心路历程。1935年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瞿秋白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瞿秋白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留下了大量著作。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在政治、文学、史学和翻译等众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瞿秋白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革命烈士。
一块怀表
瞿秋白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个人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对他的革命道路上还有一样东西不容忽视，那就是瞿家祖传的一块怀表。这是他去北京俄文专修学堂读书时，父亲交给他使用的。黄色的表链、镀金的表壳、洁白的表面，准确地走时，深得他的喜爱，他把一枚秦朝的半两古铜钱系在表环上，作为装饰品。这块表平时装在瞿秋白的上衣口袋里，用时放在桌子上，一直陪伴他工作和学习。
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去苏联采访调查时，苏联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号召人民捐赠钱财，支援经济建设。翟秋白也积极响应号召，把自己身边仅有的这块值钱的金壳怀表，捐献出来。苏联政府为了感谢他的捐赠，除了发给一张捐献纪念证书外，还另外回赠一块铁壳怀表。瞿秋白对它同样十分喜爱，倍加珍惜，小心翼翼地使用。
1923年，瞿秋白回国后，在上海做党的工作期间，党的经费十分拮据，他曾经把这块怀表送到当辅当了三十块大洋，供党急用。后来党筹到了经费，把怀表赎回，仍交瞿秋白使用。日后瞿秋白在上海主办《新青年》《向导》杂志时，结识了沈泽民（茅盾的弟弟），两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1931年沈泽民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省委书记。临别前，两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依依难舍，瞿秋白毅然慷慨地把自己心爱的怀表，赠给沈泽民，留作纪念。
沈泽民带着这块珍贵的怀表，在艰苦的大别山卓绝战斗。后来他生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又把这块怀表转送给当时担任红二十七军军长徐海东同志，并且充满深情地说：“海东同志，看来我是不行了，你是红军中的一员虎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是秋白同志送给我的一件珍贵礼物，转送给你吧!”说完就与世长辞了。徐海东自然也是非常珍爱这块怀表的。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那时，彭德怀司令员在翻越夹金山时，为救援一位红军战士，把手表摔坏了，没有表用。徐海东同志就从口袋里掏出这块怀表，转赠给彭德怀，并且向他详细说明了这块怀表的来龙去脉。彭德怀听了极其感动，用悲楚的语音说道：“秋白同志已经被敌人杀害了，这块怀表我暂且留下使用，好好保管。他的夫人杨之华我是认识的，将来我要归还给她。”就这样，这块怀表又伴随着这位元帅，度过了十一个戎马春秋。1942年杨之华从苏联回国之后，就被新疆盛世才囚禁，直到1946年，被党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彭德怀去看望她时，才虔诚地把这块怀表交给了杨之华。
1960年杨之华到瞿秋白的家乡——江苏常州市访问，听说当地政府在筹建秋白纪念馆，就把这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常州市博物馆。在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的1985年，瞿秋白纪念馆落成，这块怀表遂陈列在馆内，供人观瞻，见物思贤，凭吊英烈，教育后代。
这块怀表，沐浴了风风雨雨，经历了曲曲折折，辗转在将帅之间，蕴藏着多少哲理和真情，多么发人深思，催人奋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