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疆域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干旱多风沙，南方湿润多雨水，地貌景观差异极大。长期受自然地貌景观涵蕴的人，对其所居之地便有了深切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形成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性格、心理、气质、审美价值趋向及呈现出特有的民俗风情等。人类群体的生产生活，或者说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大小不等的地域范围内。山脉绵延的走势、河道蜿蜒的形状，湖泊的形制，以及地貌裸露的色泽和自然植被的呈现，都是“十里不同天”的，与之相应的就是“百里不同风”——它们的人文环境、社会历史生成条件和民风土俗的诸般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客观现象，后来的行政区划也往往以之为界标。对此，古代学者早有认识，《孟子·尽心》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也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等，都道出了所“居”的地理自然环境“大哉”于人之精神的关系。可以说，历经传承而成为一种在人的潜意识深处起着作用的“积靡”，既是中国文化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也是先秦时期各方国文化互相碰撞“百家争鸣”的自然结果。“季札观风”、《诗经》对“十五国风”的划分，都是中国文化较早注意到地域文化彼此差异的例子。
到汉代，中华民族真正开始进入文化的大一统阶段，各方国文化的差异性才在时代提供的同一平台上表现出来，即所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这就为中华民族的融汇化合提供了可能。如司马迁“20岁后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处巡幸”，各方国文化典籍的汇聚给他的阅读提供了条件，四方游历的切身感受和真实体验，使司马迁能够从平行比较的角度去论述各地域文化的不同特征。《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大王、王季在岐，文王在酆，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未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狷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等。他依次分析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经济发展、风习民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对后世文化学术思想及文学的内容形式表现，产生或隐或显、轻重不等的影响。
东汉班固已经显现出地域文化思维的端倪，《汉书·地理志》论述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他分别看到：“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奏》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又接着述说《诗·国风》中邶、庸、卫、郑等国之诗的题材内容、风貌特征与形成原因，以及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风尚习气。他还说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牦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两汉史学家关于地理、物产与人文风习等的论说，已经成为当下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引证最多的内容。
真正对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有自觉意识的，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永嘉之乱，晋人南渡，大批北方文人流连于以建康为中心的会稽、温州、九江等地，对峰峦叠翠、碧水沉潭、云遮雾绕的秀美山川等自然景貌，形成一种“陌生化”的心理震惊。人们常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和当时人们的山水审美情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南山水的独特风貌所给予“南迁北人”那强烈的美感刺激。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以后各朝代正史中的《地理志》、《文苑传》之类，也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地域文化思维的特点。
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正是从文化哲学上说明了刚正儒雅、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北方文学，与闲适恬淡、哀感玩艳、轻清柔靡的南方文学形成差异的地域文化渊源。所谓文人入北则强、则质、则骨、则气，入南则弱、则柔、则艳、则雅等说法，古人已视之为不刊之论。又如明代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云：“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惟其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邻于悲，斯其为中声焉已矣。若其音之出于风土之固然，则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陈之则足以观其风，其歌之则足以贡其俗”。地域人文精神之“风”和民间生活方式之“俗”，在传媒技术极端落后的古代，只能是通过文学作品得到表现。以至于一些地域的称谓如江左、河朔、蜀中、东南、湖湘、闽赣、岭南等，几乎都是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专用术语。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历代王霸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因所蕴所受使然，亦由对于北狄取保守之势，非据北方而不足以为拒也。而其据于此，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的确，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关塞平莽、风尘凝霜的苍茫、浑雄之景，孕育出的是粗犷、豪侠的燕赵义士和慷慨多气的汉唐风骨，而千岩竞秀、草木葱茏、清流飞湍、云兴霞蔚的清丽、秀美之景，可以孕育出浪漫柔美的江南儿女和飘逸超旷的“晋宋风韵”。只有逶迤绮丽、山清水秀的明媚风光和舟驶车驰、紫殿彤庭的繁盛景象，才能使谢脁以饱含深情之笔去赞颂“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入朝曲》），而萧齐诗人范云则以“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沧流未可源，高帆去何已”（《之零陵郡次新亭》）的疏淡之笔、清丽之语，写出金陵烟树朦胧、江天浩渺的景象；同样是描写京城的，在宋之问《长安路》中却是：“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绿柳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日晚斗鸡场，经过狭斜看”，向我们展示了北方帝都那阔远、壮伟和繁盛的景象。
地域文化理论研究热潮的产生，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外开放”的吸纳和“走向世界”的变革欲求，导致着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和尖锐冲突；比较的视角使中国思想界精英在审视自我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警惕。人们重新思考民族的生存问题，对西方异质文化猛烈冲击下的自然反弹之表现，就是中国文化本土化意识的增强。提供地域文化背景、经验材料，从不同的地域文化去审视中国新型文化与新时代的关系，从而确立建设中华新文化的取舍方向。站在世界与历史的交叉点上，用新的观念、新的视角研究中外、东西方文化各自特色和寻求民族文化的出路，地域文化研究的视角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issue）。
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既包括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内容，更包括文化特色、心理特色和生活特色，它可以包融政治、经济、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研究。作为个体的诗人、作家的创作意图，以及作为其具体思想感情转述中介的文学作品，只能借助特定的生活场景、细节的描述及抒写来进行，其所有的创作活动，必然会受到各自特具的禀性才气、学识教养、身世经历，乃至所处的时代环境、地方风习氛围等等诸因素的影响制约，这一切最终将深深铭刻在他所完成的作品中。
诗人天生就是歌吟者，所处之境、所见之象，都是灵感迸发的具体诱因。清人孔尚任在《古铁斋诗序》中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沈德潜的《说诗啐语》更是明确地论述了自然环境对诗人审美观照的深层导向作用：“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去山川真目”。这如文化学家丹纳所说：一个大艺术家的出现，有其必然生活前提和美学思想背景，“以前的学派已经替他准备好材料，技术是现成的，方法是大家知道的，路已开辟。教堂中的一个仪式，屋子里的家具，听到的谈话，都可以对他尚未找到的形体、色彩、字句、人物有所暗示。经过千万个无名的人暗中合作，艺术家的作品更美。因为除了他个人的苦功与天才外，还包括周围和前几个时代群众苦功与天才”，因为“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同声齐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中，着眼于探究作家的创作和性格的内在深层关系，提出了导致各种心理或精神之复杂现象的基本因素是：种族、环境、时代。他分析道，日耳曼民族居住在高山森林和海浪的变幻莫测之中，寒冷潮湿的环境养成他们的忧郁和过分敏感，所以狂醉烂食、强悍而好斗；而希腊、拉丁民族沐浴着明媚的阳光，面对平静蔚蓝的大海，形成浪漫热情的天性。种族精神的“种子”在相应的“环境”土壤中生长、发展，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从而把自己的倾向或方向给予了每个新生事物”。这就是黑格尔在《美学·序》所说的“每种艺术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观念和目的”。一国的文学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其各个地域的文学所汇融组成的。
在中国，“国家”概念曾经就是某个姓氏之“朕”的家务，不管是杨慎父子在“议大统”事件中的抗争，还是方孝孺用“九族”百余人性命相殉，他们都是“爱国”，但在对方眼中，“朕的家事”，何需尔等置喙？《诗·小雅·北山》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中国历史也就常常成为不同姓氏的“寡人”代换的记录。“中央”、“大一统”等根深蒂固的意识传统，使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朝代更替的主线索和中心论，也就是说，不同版本和不同装帧的各种中国文学史，都是一个体例。其实，“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经由鲁迅的推介，曾经催生出一批至今还令人肯定的著书，其《19世纪文学主潮》立足于“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心理上探索更深刻的文学运动，并指出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流动的质料怎样凝聚起来，结晶成一种或另一种明晰易解的典型”等研究思路，在中国是长期缺席的。
就地域文学史研究而言，首先应确认其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考察有关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文化氛围，然后以较重要的有全局意义的大家名家为主线，联系相应相近的流派或准流派，逐步清理出不同历史时段内的文学主流走向，把握它升降消长的复杂变化及影响，进而发现潜隐于诸文学流变现象之深层的演进发展规律，给出恰当的价值判断，以便展示地域文学中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性质，并试图发掘出它之所在。
“地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虽然也可以翻译为“乡土文学”，但是乡土文学容易被误解为是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文学类型，所以我们不使用它。地域文化是一种民间话语系统，民间的方言、俚语、特定情境下的语意传递甚至还有“黑话”，都是特定社会特定构成和特定文化的真实表现，虽然作家笔下的虚拟空间各不相同，创作风格也差别甚大，但殊途同归，他们总是要通过某一地区、某一年代的方言、俚语、民间故事、风俗习惯和人情景物，尽力捕捉当时当地社会生活所独具的特色，这其中又有作家有意识的个性展现或无意识的故土情结流露。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才能写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正像安德森在开导福克纳时所说的，他家乡密西西比那一小块地方“也是美国”。
（第三节）巴蜀文学的界定
文学是一种精神形态，是文化审美形态的一种表现，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人”的全面自由实现的生命史记忆。但既然是“人学”，就要求表现出人类的基本情感、人生的最基本的欲求，这就要求文学要有“人”的共性，要表现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生存意识。真正的文学，必须是超越了一切功利、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具体羁绊，成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方式自由表现的创造活动。但这一切却又是受作者所在的具体环境、族群文化积淀和历史文化氛围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是独异的、不可摹仿的。其独异就在于所赖以发生和运行的环境空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