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独语”艺术的获得，是巴蜀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时潮碰撞交汇的结果。夔州地区那“枝叶复萌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庄严的坟墓，白色的山羊，草虫的鸣斗和翅膀”等自然景物，形成了他“一种对于阔大的神秘感觉”的心理图式，巴蜀大盆地“俗好巫鬼”民风和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都在他寂寞的童年心灵上刻痕甚深。这种心理格局导向着他去认同晚唐五代的“西蜀花间词”，即其《忆昔》所称：“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他“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在这种审美心理格局的制约下，他认同、选择了“忧郁才可以说是美的最光辉的伴侣”论者波德莱尔以及“T·S·艾略特的那种荒凉和绝望，杜斯退益夫斯基的那种阴暗”，还有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和泰戈尔诗的清纯优美，他的艺术个性就这样地形成了。
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是从《汉园集·燕泥集》开始的，继后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是《预言》，他悲吟着秋天的相思，绘写着透明的忧愁（《秋天》），咀嚼着往昔的记忆，叹息着轻柔的寂寞（《昔年》），在缥缈的爱情中感味人生的寒冷（《爱情》），幻想着夏夜的微笑和甜蜜的私语（《夏夜》），在思忆、赠言、感喟中，营造着梦境、病中、古城、风沙、花环、白鸽、鹦鹉等幽婉的意象。这种抒情个性可从《花环》中略窥一斑：“开落在幽谷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金色的小花附落在你发里/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愁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诗中充盈的幽谷花香、金黄碧绿的色彩，檐雨的人格化比拟，和匀称的诗行排列及整饬的音韵节奏，尤其是色彩、图案中包容的纤细精致感觉的“忧郁”，渴望与失落交织的孤寂体味，还有那清丽晓畅却“略去那些从意象到意象之间的连锁”的构思布局，都体现着何其芳早期诗作的抒情个性。也正是这种自由体式又包含严整格律音韵的诗作实践，正是当时“京派”文学最典型的艺术方式，这使何其芳既类同于徐志摩、戴望舒又区别之，他的诗作被人们所称道不已的原因亦在此。
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何其芳述说着自己的性格：“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义、那种境界和那种东西了”，其散文代表作《画梦录》就是这种审美个性的鲜明体现。他要“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因此《秋海棠》的寂寞情境、《墓》中清幽的意象，《丁令威》和《淳于芬》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却贯融着现代情思的缥缈虚无，都在精心推敲的语汇映衬之下而饱含诗的意蕴。在其散文中，众多优美神奇的意象在强烈的情感浸润下，犹如笼罩着轻纱薄雾却又凸现着质感，仿佛万盏明灯交相辉映，又似群峰连绵峰峦叠起，而图案、物像、梦幻、典故、人物又无不成为他感味人生的符号，呈现着他特有的“独语”个性。正因其沉湎于想像中的虚幻，过分注重色彩、图案和声音的精细雕刻和语式的秾艳，曾被人斥为“感觉与趣味都保持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但这恰好是何其芳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西蜀花间词审美特征的回应所致。《夜歌和白天的歌》尤其是《还乡杂记》，是何其芳追步着时代的足音，开始面向更切实人生的情感变移。现实生活内容的增强和对纤弱秾艳语式的弃舍，成为他在政治上投身革命的必然表现。《星火集》等作品体现着一个革命者政治思想的成熟和一个独异个性作家艺术的迷失。50年代以后，他主要是从事文学评论，并在现代格律诗理论建树上贡献极大。他死后出版的《何其芳诗稿》辑录着其50年代以来的全部作品，其中多系旧体格律诗，其难以调和政治宣传与艺术个性的矛盾苦闷，我们可从其诗中看到：“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相对于同是革命者的沙汀在40年代的创作，何其芳未能更好处理革命与创作的关系，这是令人惋惜的。
罗淑，是30年代文坛上突然跃升星空、光华四溢又迅疾消失的一位女作家。
罗淑留给世界的只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三个短篇小说集，其中除了《八月十三日早晨》、《被难者》等少量取材于“八·一三”抗战后上海人民的悲惨生活，表现着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外，她主要的艺术视角，是看取蜀中沱江流域那闭塞、偏僻、极度贫困却顽强搏击的人生形态。在她的作品中，社会贫困化的加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下层群众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最终不得已铤而走险的反抗斗争，都被表现得棱角突凸，形象鲜明，而人物生存环境如“桔林”、“草坡”、“盐场”等盆地中部丘陵景貌和蜀南盐业生产的描写，又给世人提供着一幅中国内陆“偏僻角落”（李健吾语）的世态风情画。也就是说，罗淑的作品既以蜀中艰辛的民生和普通群众在困厄中苦苦挣扎的描写，应和着左翼文学对阶级矛盾的强调，又以强烈的地域风习和地域人生状态表现而显示着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民族化趋向，体现出巴蜀作家特有的自觉的创作审美地域指向性。这主要表现在《井工》、《阿牛》等盐工题材和《生人妻》、《桔子》、《刘嫂》等蜀中农村题材两大类作品中。
《井工》主人公老瓜在13岁时，因父亲不堪疲劳而掉进盐锅丧生，为生计所迫而顶替了父亲的工作，沉重的体力消耗和盐水泡饭的营养缺乏使老瓜“瘦得像鸡骨头样”，后来因偷吃死牛肉而被开除。人生的残酷在于，因为拖了20年盐车的老牛有功劳，盐场主“把它当人待，给它一副全尸”，老瓜父亲作了20年盐工的身体却被煮成“烂豆腐一块”，得不到任何抚恤，饥饿难忍的老瓜仅因偷吃死牛肉就受到严厉的处罚，小说以冷静朴素的描绘，叙说着一个惊心触目的人间惨剧。《阿牛》则通过主人公在沉重剥削压迫下萌发着反抗意识，去表现对那不合理世道的批判，《地上的一角》更是直接描写青年盐工长发等人拿起刀枪去“偷关”的反抗斗争，显示着作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想翘盼。
《生人妻》是罗淑最有影响的作品。小说从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矛盾的背景下，看取一对青年农民夫妇逐渐被剥夺一切生存条件而陷绝境的遭遇，在展现蜀中沱江流域山坳里那艰辛的生存形态，在中世纪般闭塞蒙昧野蛮的风习中，透视出巴蜀人文性格那顽强搏击的精神特征。失掉了土地、房屋，在山坡上搭茅草棚子靠割草度日的一对农民夫妇，相濡以沫地承受生活的磨难，再陷绝境的丈夫为了给妻子“一条生路”将之卖作“生人妻”，并将其卖身钱赎回妻子最喜爱的发簪。吃苦耐劳的妻子得知自己被卖时愤怒抗拒，指斥丈夫“负心”，而知晓事件原委后又爱恨交织，通情达理地自我牺牲以减轻丈夫负担，其临别时对丈夫那殷殷关怀，反抗小胡欺凌出逃后对丈夫处境的担忧，都表现着一个农村妇女那质朴真诚的伟大爱心。小说撼震人心地表现着丈夫以最不人道的“卖妻”去体现最符合人道的情义与爱，谱写着困厄中普通人美好心灵的颂歌。而“生人妻”那忍受人生磨难，勇于承担生活重担和自我牺牲的性格，尤其是对丈夫“卖妻”的怒斥，对欺辱的奋起反抗，以及那强烈的“妻爱”表现，都体现着现代“人”的鲜明特征。正是这个形象敢爱、敢恨、敢怒、敢争的强悍主体意识，通情达理勇于牺牲的襟怀，鲜明地体现着一个现代“人”而非“奴隶”的精神特征。人格独立，个性尊严的“五四”精神就被罗淑以巴蜀地域人生的形式表现出来。
《刘嫂》、《桔子》等篇，都是作者对蜀中困厄人生及其奋勇挣扎搏击的表现。也正是罗淑小说那明确的地域指向和独异的性格塑造，而被人所注重。巴金、李健吾等，都对之给予过热情赞誉，强调其审美“慧眼”、质朴的叙述及其中蕴含的爱与恨等，都享有“未来的光荣成就”并“影响长流”。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周文，是以对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川荒一隅”藏汉杂居人生形态和蜀中军阀混战现实的表现而一举成名的，又因特色鲜明和写作快疾被誉为当时的“高产作家”。
16岁进入军队作文书转战于川藏地区的周文，目睹着鸦片、麻将、官场争斗的社会黑暗腐恶，亲历着军阀混战的种种惨景，有着“在死的边沿上爬过几回”的人生体味，疑惑、愤怒，就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爆发，他毅然冲出那“黑化”人生奔赴上海，投身于新文学和革命斗争。1933年，周文的短篇《雪地》以“西康的兵”独特题材和弥漫着雪岭蛮荒的高原风情，尤其是对军阀的残忍与士兵们的抗争描写，而奠定自己的创作个性并引起广泛注意。对创作基点的准确把握，在鲁迅、茅盾指导下对生活体验的理性自觉，就使周文在短暂6年间贡献出《分》、《父子之间》、《多产集》等众多短篇集和中长篇小说《烟苗季》、《白森镇》、《爱》、《救亡者》等，这使他成为左翼青年作家群中成就较显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