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国的山地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６７％，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５０％。山地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水能、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山地区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是人类聚居文化多样化的蕴藏地。同时，山区是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我国近３０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土地资源节约、生态环境维育、地域文化延续等方面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正逐步从平原地区向山地区域扩展。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城乡建设事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因此，在山地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中，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在城市（镇）地区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道路，是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经济发展的梯度背景，必须采取因地域资源、文化特点、基础积累的不同而相异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我国西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区域，具有人口集聚、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建设复杂、山水景观独特等特点，亟待开展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实验研究。
城镇化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在山地区域尤其突出。由于不顾地形和环境条件而进行的“破坏性”建设，致使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危害，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山地区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水土不保，造成中、下游平原地区江河断流或洪灾泛滥。城镇化伴生的人口集聚和大规模工程建设，致使山地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发。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浅薄化，使山地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聚居形态、地方技术等丧失。山地城市（镇）建设明显照搬平原城市的做法，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而且带来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的隐患。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使得城市建设缺乏适应性的理论指导。
西南山地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构成，确定了它在我国整体城市（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研究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不仅是指导西南地区理论建设和城市建设工作的需要，而且是我国城市（镇）化理论体系整体发展的需要。西南地区的城市建设，在历史上大多反映了尊重自然、适应环境发展的城市建设思想和地方建筑学的技术方法。西南地域独特的城市和建筑形态，与山水环境浑然一体的建筑格局，以及孕育其中的人文内涵和生活风貌，形成了我国山地城市与建筑的特殊的文化流派。
从历史上看，西南区域资源丰富、人文荟萃、人居环境形态独特。２０００年后，西南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化的进程加快，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城镇化水平在２００６年达到４０％。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党中央寄予了厚望，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提出重庆直辖市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目标：“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①西南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大多反映在首位度较高的大城市地区，大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缓慢，落后的状况非常明显，大城市与小城镇地区的建设水平差距在加大。西南地区集中了“发达与欠发达”的经济差异、山区和平原的地域差异以及都市和乡村的形态差异的多维特征。区域性城镇化水平的不平衡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技术要求的特殊性、山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复杂性等，构成了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理论创新和实践的重要基础条件。城市规划的适应性理论缺乏、技术水平滞后，不能跟上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并有效指导城市（镇）规划与建设，成为影响西南山地社会经济和城乡建设发展的瓶颈。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到今天，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已经具有相当的学科外延性和综合性。
山地人居环境的构成，在一般人居环境意义上有其更丰富的内涵和独特性。山地自然环境作用于城市、建筑、大地景观的物质形态和生活内容上，三位一体的关系更加突出，人与自然空间的构成更具有机性和依赖性；山地人文环境因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人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对于山地人居环境的研究，应该从地域因素和人文环境等方面来建立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
在山地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对自然环境因素的考虑是十分重要的。对环境的利用和尊重涉及城市建设的经济性、安全性、生活宜居性、城市景观等方面。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与建设的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在解决场地建设和工程建设的安全问题，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性比较。山地的诸多情况，与非山地区域截然不同，如对环境的尊重和生态安全性的考虑，是涉及一个地区以及相应地区（如上游、下游地区等）的安全问题；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的经济性往往是“隐性的”，隐含在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和对建设用地的有机设计中。
从城市宜居和城市景观方面考虑，结合山水自然的规划设计，获取优良的生活环境，是老百姓生活居住的追求，也是项目开发者利益追求的营建方式。因此，西南地区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山地环境的规划设计能力，是衡量其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对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和建筑学术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逢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和学术团体转来重庆和西南地区，人口的机械增长膨胀了城市和城镇，带来了一个时期的繁荣建设和发展；同时，学术精英集聚西南，客观地带动了山地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如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的营造学社，在四川宜宾的李庄，进行了不少关于西南山地历史建筑（群）的调查和整理工作。当时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重庆大学建筑系的校址就在山城重庆（今重庆大学松林坡），杨廷宝等先生在建筑设计从业的同时，授教于建筑系，在战火重庆教学育人，培养出不少今日学界着名的学者。学子们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励志学习，培养出了为国家战后重建，使“居者有其屋”、“大庇天下寒士”
的宏伟抱负，对城市和建筑环境的热爱和山水环境的理解也大多萌生于此（吴良镛教授对于在重庆松林坡读书的回忆文章中有记载）。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建筑系和重庆大学建筑系成为今天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前身，其办学思想和学术风格遗存至今，影响未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国民政府组织了“陪都十年计划”，后因战争结束首都回迁等多种因素未能全部实施，但今天从专业角度来看，当时的规划仍然有十分科学的参考价值，如有效的山地道路体系，城市的组团格局，注重滨水和景观的城市空间组织，新建筑风格和色彩的引导等。
从建筑创作角度看，当时聚集重庆的建筑师曾设计了不少富于山地特色的建筑作品，如陪都总统府（“文革”后拆）、“精神堡垒”纪念碑、南山总统官邸建筑群、朝天门民生银行等，这些建筑及其环境成了今天重庆存留不多的历史文物建筑，是重庆“陪都文化”的记载。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西南地区，以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为代表的山地人居环境的研究，从城市和建筑形态空间出发，广泛拓展研究领域，凝练学术内容，在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山地城市区域发展、山地城市生态、山地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经验和研究成果，凝聚了诸多学者在山地问题研究上理论建树和工程实践的心血，如唐璞教授、赵长庚教授、陈启高教授、余卓群教授、黄光宇教授、李再琛教授、万钟英教授等，他们的研究涵盖了以西南地区为学术舞台的山地建筑学、山地城市规划学、山地景观学、山地建筑技术科学，以及早期的山地人居环境学，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走上健康的轨道，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人才培养上迈上了新台阶，为西南、华南、华中和华东等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山地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方面的人才，在研究、设计、管理、项目开发等领域发挥着骨干作用。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出现了社会经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西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已经起步，城市建设的活动如火如荼，一日千里，有如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所面对的情况，即城市规划的工作跟不上建设的速度、理论的指导滞后于实际建设的需要。本丛书提出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内容建议，拟对西南山地城市规划理论建设和学术发展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并使其成为国家新时期城市化理论建设整体框架中的有效部分。
吴良镛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响应，结合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对人居环境的研究在我国各个地域积极开展，有效地指导国家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针对西南山地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地域环境特点，城市、建筑空间多维性和自然、人文内涵丰富性的地域文化特征，进行西南山地城市（镇）人居环境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长期从事关于山地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套丛书将逐步总结和推出相关方面的研究内容：（１）山地人居环境区域发展的研究；（２）山地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３）山地人居环境关于城市形态空间设计的研究；（４）山地人居环境关于工程技术方法的研究；（５）山地人居环境关于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的研究。
我们希望，以西南山地有特点的城乡建设为土壤，通过学术耕耘，积极加入到全国整体的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断学习探索，并做出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赵万民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