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领导与下属产生某种共同的兴趣时，下属就会很自然地向领导靠拢，也能使上下级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如果领导对待下属，除了分派任务就是检查工作，那么下属就会把领导视为警察与监工。有哪位领导希望自己的形象在下属眼中是如此的死板呢？
领导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与兴趣当然是最好的，至少能够培养与下属的共同兴趣，一个多才多艺的领导是最受员工们欢迎的。如果一位领导能够与员工一起欣赏古典音乐，闲暇时在台球桌上打几杆，那他就离深得人心更近一步了。放下身段，把下属当做合作的伙伴而不是雇员，将自己的快乐与他们分享，或者分享他们的快乐，使他们有被尊重和重视的感觉，这是领导“笼络人心”的哲学，也是管理的智慧。
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有许多领导在与下属相处时，都会尽量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很是害怕让自己的下属看到它们，一旦被发现的话，这些领导就会觉得自己很难再受到他们的尊重。鉴于此，他们不会在下属面前过多地展现自己，更不要说在下属面前承认错误了，即便是很明显的错误也不会承认。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让领导者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大大受损，使下属们渐渐地脱离领导者的领导。
领导也是人，人都是会犯错的。因此，作为领导不但不应当怕错误被发现，还要敢于认错。可怕的并不是认错，而是错上加错。当作为领导的你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就要迅速而坦诚地承认它。
迈克尔·戴尔作为戴尔公司的CEO，不仅让对手对自己咬牙切齿，也曾让自己的下属痛苦不堪。早在2002年时，戴尔曾在公司内搞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他的下属当中有高达半数的人表示有机会的话就跳槽。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老板不近人情，对自己的感情很是疏远，而自己对老板也没有强烈的忠诚感。但是，过了很久，大部分下属们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咬着牙推着公司快速地成长着。戴尔公司外在的成就与内在的矛盾并存，原因是什么呢？戴尔本人除了以“直销”享有盛名之外，还有什么过人之处？其实，戴尔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有什么高招，他只是坦然地向自己的下属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进。
戴尔曾对自己手下十几名高级经理认错，闹得整个公司上下都知道此事。他承认自己过于腼腆，有时显得冷淡、难于接近，还承诺将和他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下属对“极度内向”的老板能公开反省非常震惊——如果戴尔都可以改变自己，其他人有什么理由不效仿呢？戴尔以下属为镜，照出“都是腼腆惹的祸”，腼腆是错误吗？戴尔的回答是：“如果下属说是，那就是。认错要认下属眼中的错，不是认自己脑中的错。”
认错也是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的，并且越快认错越好。戴尔就是在知道了调查结果后，在一周之内当众向下属认错的。认错要用最能传递真诚的方式，不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美国一位著名报社主编在审稿时，常喜欢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几段用红笔勾出，并以此提醒排校人员“切勿将它遗漏”。
不过，有一天，报社里面的一位年轻的校对员，发现了这样一段被红笔勾出的文字：本报读者K先生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苹果，在那通红美丽的皮上露出一排白色的字，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主编的名字。这真是一个人工栽培的奇迹！试想，一个完整无缺的苹果上，怎样会有这样整齐光泽的字迹呢？我们在惊奇之下，也有了多方猜测，但始终不明白这些字是怎么出现在苹果上的。
这个现象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只要趁苹果还没成熟时，用纸剪成字形贴在上面，等苹果发育成熟时，将纸揭去。那个年轻的校对员在读了这段文字后不禁笑起来，心想若是将这段文字登了出来，报社必将被人讥笑，说他们的主编连这样一点小“魔术”也会“多方猜测，始终不明……”因此，他便大胆地将这段文字删掉了。
第二天一早，主编看了报纸，立刻气呼呼地走来，向年轻的校对员问道：“昨天原稿中有一段我用红笔勾出的关于‘奇异苹果’的文字 ，为何不见登出？”
那位校对员诚惶诚恐地把他的理由说明后，主编立刻十分诚挚和蔼地说：“原来如此！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你做得十分正确，以后只要有确切可靠的理由，即使我已用红笔勾出的文字，你仍可自行取舍。”
谁都会犯错误，领导也不例外。下属不会因为你对错误的遮掩和固执而仰视你，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的坦然认错而小看你。相反，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就会让下属看到你的坦诚和改正错误的勇气，从而更加佩服你，内心的天平更加倾向于你。
不能对下属的意见置之不理
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鼓励，作为领导不应该抑制别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下属之中有人提出了意见，只要是论及公事而非个人的私情，无论对错，领导都应侧耳倾听。
在我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能听取别人意见的典范。早在贞观初年李世民就定下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并克己治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就使国内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大幅的回升。然而，同所有的帝王一样，李世民此时也想好好享受一番。但由于他所倡导的君臣互制机制的作用，每当他有这种念头时，总是在仔细考虑和听取大臣们的劝谏之后，又收回了。
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之后，仍住在隋朝的旧宫殿中，目的就是想节省民力。这些宫殿大多都已破旧不堪，若按以往的惯例，新君王即位总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但是李世民却未这样做。
刚开始还有大臣上奏说：“现在夏季的暑热还没有消退，秋天的雨季刚刚开始，皇宫地势较低，空气潮湿，请陛下下令建造一座地势较高的殿堂用来起居休息。”
但是，李世民却说：“朕虽然患有气力衰竭的病，不适宜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居住，不过朕若是按照你的请求去做，耗费的财力物力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做如何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君王的为政之道呢？”虽然公卿大臣们再三坚持奏请，但是李世民始终都没有答应这件事。
过了两年，李世民东巡洛阳时，下令修复洛阳宫，以备巡幸之事，但这次情况却有所不同。当时一些大臣纷纷劝阻，然而李世民仍坚持要修，说前几年经济不景气，所以没修宫殿，如今国家形势好转，为什么不修呢？对于李世民的固执，群臣毫无办法。后来，还是张玄素给李世民上了一道言词极为激烈的奏折来劝阻，这才促使李世民打消了整修洛阳宫的想法。
其实，说张玄素耿直敢谏也好，说他有回天之力也罢，都不如说作为一代君王的李世民，其头脑毕竟还是清醒的，能够克制住自己的享乐意识而虚心纳谏，这也是每一位领导必备的涵养。
在李世民的治理下，国家经济已有几分繁盛，几年之后，李世民在不知不觉中加大了人民的赋役，各地楼馆宫殿都有所兴修。于是大臣马周便上奏劝谏：“现在百姓刚刚经历了隋唐两朝战争，经历了丧乱时代，人口已经下降到隋朝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但是百姓仍要供官差、服徭役，根本就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陛下虽每有恩诏，下令减少徭役，但又依然在不停地营建各种工程，这自然也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奴役百姓仍是一如既往。”
马周在奏折中还说：“臣常常到民间去微服私访，在最近的四五年里，发现百姓颇有怨恨嗟叹之言，认为陛下不存体恤抚养他们的心思。从前唐尧用茅草土块盖房住，夏禹王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重现。但之后也有汉文帝因怜惜百金之费用，停止了露台的建造，还把大臣上书用的书袋收集起来，拼在一起，作为宫殿的幕帷使用。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都衣着节俭到衣裙拖不到地上。到了汉景帝时，因锦绣五彩线带的制作耗费妇女劳力，景帝专门下诏，废除这些奢侈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汉武帝统治天下时，虽然穷奢极侈，但是依赖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传统，因而民心并没有大的变动。假若继汉高祖之后，接着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
“臣研究前代以来国家成功失败的情况，发现凡是因黎民百姓怨恨谋反，聚为盗贼的，国家没有不立即灭亡的。国君即使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修行政治教化，应在还来得及修行时修行，若事变之后，后悔也没有用了。所以后代的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能够清楚地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误，可是却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王嘲笑夏桀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王被灭。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齐灭亡。现在陛下看隋炀帝，也像隋炀帝当年看北周、北齐一样。此言不可不戒也。”
在看了这道奏折之后，李世民翻然醒悟，历史的教训使他深有忧惧，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大的过失，于是马上宣布停止制造各种奢侈之物，以悔改自己的言行。
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取得，关键就在于他善于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有时他甚至会真心诚意地“求谏”。不过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有时作为领导的人也会怀有强烈的排斥意见，但是倾听的姿态，并不能因此而有所改变。作为领导要能分辨出谏言之中的正确之处，不能对下属一棍子打死，对他们的建议毫不理睬。只有正确借鉴下属们的意见，才能更好地凝聚下属们的力量，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