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凡是陈独秀的学生。1917年春陈中凡正在北京大学求学。那天刚刚度完寒假的陈中凡从家乡返回学校。当他一跨进校门，就到处看到同学们春风满面，喜形于色，同学们告诉陈中凡，学校来了新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陈中凡一听说蔡元培和陈独秀来执掌北大有点激动，令他肃然起敬。后来陈中凡受教于文科学长陈独秀，每每与陈独秀相见，他都会“双手下垂，执礼甚恭”，以师礼待之，陈独秀也看中这位高材生，毕业时有意留陈中凡任预科国文教授，只是陈中凡已应北京女高师国文部主任邀请，前去执教，无法改变既定之聘，谢绝了学长的关心。“五四”运动爆发，陈中凡曾说这是《新青年》力量的表现”。5月5日，陈中凡在女高师没有讲课’而是宣传北大同学反对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事，女高师由此也投入了运动。，1，可见陈独秀对他的影响。
正是有了北大这般师生情谊，陈中凡在1937年8月23日这天亲自到老虎桥监狱接他的老师陈独秀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先住傳斯年家，但当时日军的飞机轰炸频繁，傳宅附近被炸，很是危险，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前往陈中凡位于鼓楼南阴阳营38号的住宅一清晖山馆。
陈中凡把他的老师陈独秀安排在楼上最好的房间居住，自己则住在偏房里。在清晖山馆的日子里，陈独秀与陈中凡的话题多半是师生情谊、叙旧以及学术著作。除山馆的主人之外，来此探访看望的人川流不息。引人注目的是“还有许多人和他交换意见，借此探他意向”。特别是周佛海、陶希圣等常请陈独秀吃饭，目的就是邀请他参加“低调倶乐部”。所谓“低调倶乐部”是指当时有一批在抗战声中力主和平的人，形成一个集团，他们称“喊抗战为高调，谈和平为低调”。于是这个集团便被命名为“低调倶乐部”。其主要成员，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名扬等；文的有周佛海、胡适、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陈公博等。他们常常聚会于周佛海的家中，如遇敌机来轰炸就躲在西流湾寓所的防空洞里，谈论时局，交换消息。有一次宪兵司令谷正伦曾善意地警告周佛海说：“你们这个低调倶乐部，小心点哦。”面对如此引诱，陈独秀始终毫无表示，他们无可奈何。在这时局动荡，国家存亡，民族安危时刻，陈独秀却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为外界轮番游说所动，这使陈中凡心底佩服，遂作诗一首，赠给自己的老师。诗曰：
荒荒人海里，聒耳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顺。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遊，高翔不可驯！
陈中凡在诗中感慨地说在这样的乱世里，岂能安置“天民”，也程俊英《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
容不得“狂士”。陈独秀读了陈中凡的诗’不禁感慨万分’随即提笔和诗《和斟玄兄赠诗原韵》：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聘郊邑，兼之征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训”
陈独秀则在诗中表明在国运衰微的时代”欲为“憔悴”的人民指明方向。但“豺狼”塞途，壮志莫酬。
对陈独秀出狱，一些小报胡乱造谣，一时满城风雨。陈独秀给《宇宙风》杂志编辑陶亢德写了一封信说：“此间小报乱造谣，请能告一切朋友勿信。”而国民党更是明目张胆地恶意造他的谣，说释放陈独秀是因为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并说他出狱后“在京将有相当勾留，谒各当局”。国民党对陈独秀出狱后的行踪还派特务进行监视，人身自由并无多少改善，处境很危险。
面对国民党的造谣惑众，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给予澄清，于是他在8月25日，写了个声明，寄给上海《申报》馆，申明说：
……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陈独秀把“书面谈话”寄给了上海的《申报》，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发表。建国以后这篇“书面谈话”由《申报》馆交给了上海档案馆收藏。1980年8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革命史资料》第二辑上发表。
陈独秀出狱后最初的那些日子，张国焘也上门游说他再组建一个共产党，他没有理睬。谭平山也要陈独秀参加第三党，他亦无意于此。还有人建议他回到上海去，把托派组织重新加以整顿。
但陈独秀已“非常不满意上海的托派组织’他觉得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而托洛茨基要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也遭到拒绝。
国民党一方面对陈独秀造谣中伤；另一方面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拉拢他，并以提供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党参政会的五个名额为诱饵，劝他组建一个“新共产党”。陈独秀愤怒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就是了。”
有人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再组建新党，他回答说：“如果唯物史观真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社会，一个无产阶级不会有两个党，一个党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式的，另一个党才是真正讲社会主义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要是再组一个党，或者组织不起来，要真的组织起来的话，不会比毛泽东好些。”（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可见陈独秀那时是有自知之明的。
1937年9月，陈独秀离开南京，到汉口，忙于宣传抗日了。
对于陈独秀的一生，争议纷纭。毛泽东1953年视察安徽，2月21日上午对安庆地委书记傳大章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沈寂）访傳大章记录》）。
3.刺杀汪精卫事件
1935年11月1日，南京市湖南路10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礼堂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爱国志士孙凤鸣剌杀汪精卫事件。
壮士的誓言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把日军侵占东三省和热河合法化。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却派大量部队“围剿”红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竟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一些热血青年则准备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除掉这些独夫民贼，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政，铲除祸国殃民的魁首蒋介石，华克之、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等人于193年秘密组织晨光通讯社作为合法组织为掩护，准备剌杀蒋介石，他们成社时确立一个口号：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但要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华克之为社长，他于1924年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及流氓作风极为反对，切齿痛恨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孙凤鸣是报社记者，江苏铜山县人，早年跟随父母到东北经商，“九一八”事变后逃入关内投军，曾任十九路军排长，参加过淞沪抗战，国仇家恨孕育了他满腔爱国热情。他受爱国志士华克之、中共党员陈处泰的影响，坚定了爱国思想，愿意为中华民族利益献身。贺坡光为通讯社采访部主任，张玉华为总务兼编辑主任。通讯社在成立之后，为实现他们的剌杀计划，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进行大吹捧小批评，与中央通讯社社长拉好关系，以便能得到中央社的支持，拿到进入禁区的特别通行证。
他们知道国民党于1935年11月1日在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觉得这是剌杀蒋介石的最好时机。孙凤鸣自恃自己当过兵，枪法好，自告奋勇地担任“杀手”，欲以记者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接近蒋介石而剌之。在行剌之前，他们曾请陈处泰代表他们去请示在上海的党组织，党组织第一次答复：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主要请示也没有答应。他们决定自己行动，在行动之前做了缜密的安排。首先要拿到出入禁区的通行证。要行剌蒋介石必须要到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办理出入证，当时担任国民党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叶楚伧指示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对新闻记者发出入证要严格限制，成立只有一年的晨光通讯社要求发证时遭到彭革陈的拒发，经过在中央党部工作的郭智谋、吴璜、周希龄的游说，彭革陈在开会当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才同意发证。其次，摸清了会议安排程序：先拜谒中山陵，之后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在礼堂前合影，合影之后再进入礼堂开会。他们决定在中央委员合影时行刺蒋介石。在行刺前夕”主持这次行动的华克之召集孙凤鸣等人聚餐”华克之在举杯祝酒时说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孙凤鸣接过华克之送来的手枪时说弹不虚发”民族使命不敢稍懈。”继而慷慨吟诵荆轲刺秦王之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孙凤鸣在接受这一任务时就有了舍生取义的决心，在早些时候，他把自己心爱的妻子崔正瑶和孩子送去香港。
1935年11月1日上午，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手持出入证进入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会警卫人员虽然遵照彭革陈指示收缴中外记者的照相机，以防暗中携带爆炸物，但是没有搜查出孙凤鸣身上的手枪，孙凤鸣站在记者群中寻找时机，随时刺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结束之后，中央委员陆续走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前等候摄影，蒋介石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青海诸马！龙云！陈济棠等人都来了，这在以前开会未有过，而且每个人身边都至少有两名马弁，生性多疑！诡诈成性的蒋介石害怕有人乘机搞出什么乱子来，坚决拒绝参加摄影并劝说汪精卫也不要参加，汪精卫不听。当时，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已分五排站立，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第一排有林森！孙科！戴传贤！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拍照完毕后，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进楼进入会议室继续开预备会议。孙凤鸣不见蒋介石出场，眼看良机就要错过，决定将枪口指向汪精卫。
他从半圆形的记者群中窜出来，快速地从大衣口袋中掏出手枪，嘴上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欲转身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一枪打进左眼外角下左颧，一枪从后背进入从左臂射出，一枪也从后背射进到第六！第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最后这一枪虽未致命，这一颗子弹始终没有取出。枪声一响，汪应声倒地，现场秩序大乱，委员们洋相百出，纷纷躲藏，全身发抖。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张继和张学良还算冷静，张继跑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就是在这种情景之下，孙凤鸣把最后的两颗子弹射向汪精卫，张学良冲上前去对孙凤鸣手腕猛踢一脚，迎面一拳，孙凤鸣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卫士在缓过神之后，迅速还击，孙凤鸣胸中两弹。汪精卫被抬到会议室紧急处理之后，急送到中央医院救治。孙凤鸣被汪精卫的卫兵击中要害，倒在地上，卫兵从他的身上只搜出硬币六角，自杀用的鸦片烟泡一枚，这就表明他早就有了完成使命不求生还的决心，由于他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从他的嘴里了解剌杀行动的政治背景，命令医生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十余次，在以后尸检时竟发现他身上针孔达一百多处。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等人亲自到医院追问事件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孙凤鸣忍受着身体撕裂般的疼痛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把亲日派头子干掉，就要亡国，大家就要做亡国奴了”、“我是一个老粗，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剌汪的是我的良心”。
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对他的重托，也没有给他的战友带来耻辱，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供词，第二天凌晨就牺牲了。
公正的评价
行剌事件发生的当天，南京全城戒严，在戴笠亲自部署下，特务、军警在车站、码头严査来往客人，严格检査进出南京的邮电。当天就拘捕了几十名嫌疑犯，经过一番审讯，他们都是来京探亲访友的，没有査到一点线索，蒋介石大为恼火，责骂戴笠，要他三天交人，否则要戴笠的脑袋。蒋介石之所以恼火，是因为很多人都在怀疑由于蒋、汪关系恶化，是蒋介石派人剌杀的，在这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只有蒋介石的特务才能畅通无阻。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与蒋介石大吵大闹，说是蒋介石下的毒手；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本人也处在雾里云里，不知是何人所干。
在蒋介石督促之下，军警！特务在南京！上海等地张开罗网！铺设陷阱，大肆搜捕晨光通讯社成员及其相关人员。陈处泰！崔正瑶！贺坡光！张玉华！余立奎先后被捕。他们受尽酷刑，陈处泰！崔正瑶先后被敌人杀害，贺坡光！张玉华！余立奎三人在抗日战争之后，经过许多民主人士的呼吁，最终被有条件地释放。
孙凤鸣尽管剌蒋未遂，剌杀汪精卫也震惊世界，全国轰动，大快人心。他的壮举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爱国热情，国民党立法委员楼桐荪在法官讲习所称赞他是当代的民族英雄。冯玉祥将军于1939年元旦在国民政府团拜会上慷慨陈词：“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个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1988年”月”日，孙凤鸣的故乡铜山县在黄集乡建造了孙凤鸣纪念碑，86岁高龄的华克之老人主持了揭碑仪式。
4.为水一方的水利之父郑肇经
四千多年前，大禹带着他的百姓进行了13年轰轰烈烈的治水工程。他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代代相传。1894年，在江苏泰兴一个开明实业家的家里，诞生九旬高龄的郑肇经仍著书立说了一个男婴。他懂事后从学校和父辈口中得知大禹治水的故事”对大禹很是敬仰”更明白水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后来他在专著中写道：“水利兴，则国资其利”民赖以安。水利废”灾禝荐至”黎庶沉沦。小之关系一国之治乱，大之关系民族之盛衰。是以振兴水利为国家要政之一，岂偶然哉。”他就是被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称之为“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元老”，荣获“大禹奖章”和“一等宝光水利奖章”的郑肇经。
赴德留学立志“科学救国”
郑肇经（1894—1989）字权伯，号衡庐。著名水利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水利科学奠基人。曾任同济大学工学院代理院长，上海工务局、青岛港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民国全国经济委员会简任技正、水利处长，经济部水利司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委员、水利部顾问等职，长期主管全国水利工程和科研事业。他创建领导了我国第一个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机构一中央水工试验所（今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央大学水利系的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