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自铁器时代以来，逐渐发展出垒石为墙的山城城墙筑造方式；而中原的夯土城墙筑造技法，很可能是在汉四郡时期被带到了朝鲜半岛。这两种方法，遂成为朝鲜半岛筑城技法的两大源头。垒石为墙的做法在高句丽运用得最为普遍，例如国内城虽建在平地，但城墙亦用垒石筑成；并且因高句丽一度是新罗的保护国，新罗山城的筑造技法也受到高句丽的影响。除了汉郡的城市外，夯土技法在百济的城市中运用得最为广泛。当然，这些夯土城墙的某些构造做法也受到过山城筑造方式的影响，如在城墙内侧加入“护石”一即在土筑城墙上嵌入石柱、石块以提高城墙的强度；或者先以石块砌筑城墙基座，其上再夯土筑城。这样的技法在百济的城市中得到最为广泛的运用，如扶苏山城、梦村土城、会津土城、神襟城、云住山城、木川土城等。在梦村土城和扶苏山城夯土城墙的两侧均发现有间隔1.8m的柱洞，据推测是夯土施工时所使用过的永定柱的柱洞。到了统一新罗时代，这种柱洞的间隔扩大到约3.7·3.8m，说明了夯土技法的进步。
在国内城现存的城墙中，既有高句丽时期的原有墙体，也有后世修葺的墙体，两者相互混杂，但依其迹象仍可辨识。高句丽时期的城墙主要用石块砌筑，墙外围绕有护城河。城墙的底部厚度约10m，高度约5·6m。城垣转角处既有两个马面构成的附属设施，也有角楼与马面组成的防御体系，还带有雉城及女儿墙结构。这些防御设施，均是自中原地区发展而来，应该是对汉四郡时期筑城方法的继承，也说明当时的城市防御设施，几乎是与内地同步发展的。城门并非都是居中开设，且门道两侧设有马面而无瓮城结构，城墙墙体由3·9层楔形石垒砌成逐级内收的结构，砌筑方法相对简单，但这种以石块砌筑城墙的做法，与中原常见的夯土技法是不同的两种体系，应该是中国东北地区山城由来已久的传统方式，并一直沿用到朝鲜时期，只是在技术不太发达的时代，对石块的加工均很粗犷，许多山城甚至干脆直接用天然石块垒就；直到朝鲜时期，方使用经过仔细加工的较为整齐的“石砖”筑造城墙，这可能是朝鲜的城墙，无论是在山地还是在平地上均不甚高大的原因之一。
百济的熊津城（即公山城），1980年韩国公州师范大学百济文化研究所对其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在城东门外有条石砌筑的台基，其构造技法特别是角石的处理方式与高句丽国内城和扶苏山城的南门遗址相似，说明百济的筑城技法与高句丽可能有直接的联系。
统一新罗时代的庆州，平地城中并未筑造外廓城墙，但山城的筑城技法，比起三国时期来，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善，主要表现在石块的加工更为整齐和严格。
高丽之开京筑有多重城墙，外城沿山陵线筑造，这是山城的传统。外城墙为土筑，总长29700步（一说10060步），城墙上建有大量楼阁（一说是廊屋），但关于这些建筑的具体形象和实际功能，至今尚无研究。
朝鲜汉城的地形与开京相类，因为城周围均为山地，城墙自然地按照等高线修筑，呈不规则形状，总长度约为15km，其上总共开有八处城门，八方各一座，象征着国王拥有八方。但是实际上由于地形的限制，不可能按照准确的方位开八门，北门刚开就封闭了，南门则避开了正南方向的南山。这些城门中，只有东大门和西大门带有瓮城结构。
汉城的城墙历经数代国王方告完成，而各时期筑造的城墙则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构造和施工特点。朝鲜太祖时期筑造的城墙，在险峻之处为石筑，高约5m；在地势较平坦之处则为土筑，高约8m；在水口处则筑石碉楼；而且石筑部分的城墙由未经加工的自然石块垒叠而成，基础部分使用长条形石块，墙壁大体垂直，如现存的白岳背后至城北洞的一段，这是山城的传统。而世宗时期筑造的城墙有所改进，其特色是用加工过的规则石块筑城，而且城墙面从中段开始，略向内倾的斜面，如现存的从白岳至鹰峰、东小门至骆驼山的一段。肃宗时期筑造的城墙采用的石材的规格更为整齐，基本为长约2尺的方形石块，筑造技术也更为发达，城墙壁面为垂直面，外观更显精巧。现在东大门、光熙门一带，白岳东侧等的城墙即是例子。肃宗三十年（1704）还对城墙进行了改筑，这次改筑增加了雉堞，以强化防卫功能。
城墙上建筑（如城楼等）的配置方面，高句丽初期的城墙形象仅能从部分古坟壁画中得窥一斑。例如辽东城冢、药水里壁画古坟、龙冈大墓、三室冢等中都绘有当时的城廓形象。
这些图像所描绘的城市多为长方形，筑有城墙，城门有重楼，有些城的四角还带有单檐角楼，与内地相似（当然，也不排除画匠们绘制的图案并非当时高句丽城市写实的可能性）。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城，其宫城为安鹤宫，山城为大城山城，城墙沿山陵线筑造，呈不规则状。山城的城墙今已复原，虽然其城楼的复原并无多少实际的根据，但其城墙和城门洞的复原是根据出土构件进行的，应该比较可信。从复原后的形式来看，大城山城城门洞上部并非后世流行的圆拱形，而是呈梯形，这与中国秦汉至晚唐城门洞做法有相似之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高句丽筑城法对中原技法的继承。而百济、新罗乃至此后的高丽、朝鲜时期的城门洞则基本上采用圆拱形，城门上一如中国城市那样建有城楼，而且主要城门的城楼采用重檐歇山这样高等级的形式。惟朝鲜半岛城墙不求高大，城楼亦几乎没有实际功用（内部空间多低矮），象征意义大于其功能。
1.6.5里坊制度
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特色之一，对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城市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可考证的朝鲜半岛都城中，高句丽平壤城、长安城、新罗庆州城均采用了里坊制度来对城内居民实施管理；发展到高丽开京和朝鲜汉城，虽然从形态上里坊已经消失，但其管理体制仍然沿用了下来。此外，作为起源于中国东北民族原始部落体制的五部制，也和中原的里坊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朝鲜半岛特色的城市居民居住和管理体系。
关于高句丽平壤城里坊制的发展史和具体形式，因遗址调查资料的缺乏，只能略知其大概。北朝鲜学者的研究表明，安鹤宫的外廓地区实施了里坊制，以连结宫城南门与大同江木桥（后世称高句丽桥）的南北大道为中轴，对称地设置了东西各16个区域，形成4484个小区。里坊的规模根据街道规划的大小分为小区（边长约140m的方形）、大区（边长约280m）两类，四个小区构成一个大区，又由四个大区构成一坊，64坊形成一里。北魏的洛阳有坊、里之单位，如《洛阳伽蓝记》称有二百二十个里，《魏书·世宗纪》云有三百二十坊，但以二百二十个里比较恰当。按洛阳城的算法，平壤城约有二百八十个里，但这是在假设其城市左右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当时的里坊划分中高句丽都城与内地都城的相通之处。
唐长安城的每个坊被十字形道路划分4个小区，规模为南北长500·590m，东西宽550·570m；规模较大者有1020·1125m。高句丽长安城与渤海上京龙泉府也采用了相似的坊制，以十字形道路将每坊划分为4个小区。平壤长安城坊的规模约是边长约140·280m，渤海上京龙泉府是小坊边长235m，大坊边长780m不等。新罗庆州各坊的规模也不太整齐，大体上是南北长140m，东西宽160m，规模较小。坊内可能又细分为小区，但现在还不能确定具体的形式。最近发掘的庆州东川洞里坊遗址，坊南北约160m，东西约125m，路宽约6.5m；皇龙寺周边的坊东西约140m，南北约160m，大小比较接近。坊内有十字路，路宽约在3m，再有小路，道路断面分2·3层筑造。
除了与中原类似的“里坊”之外，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均采用“部”作为里坊之上的高级行政单位。高句丽、百济为五部，新罗为六部。高句丽的五部为内部（黄部）、北部（后部、黑部）、东部（左部、青部）、南部（前部、赤部）、西部（右部、白部）。百济的五部为中部、上部、下部、前部、后部。在五部制导入以前，高句丽曾经使用过音译为“那”的行政单位。
“那”与奴、川、壤、襄、内等音相通，其意为河川边的平野地带，可见当时以居住地为行政单位的原始状态。新罗法兴王八年以前，使用“评”作为行政单位，“评”为平野之意。而“部”是中国式的名称，在其被导入朝鲜半岛之前，使用“那”或“评”作为同级地域集团的名称。高丽开京亦采用五部制和里坊制来管理外城的居民区。开京外城内的区域，被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各部包括若干坊，各坊又划分为若干里，共35坊344里。但是开京的里坊和庆州的相比，形态比较不规则，而且很可能已经取消了坊墙。关于开京之里坊名，《高丽史》太祖二年、成宗六年、宪宗十五年等均有记载。
根据《高丽史》宪宗十五年卷五十六，地理一，王京开城府的记载，整理。
朝鲜时代汉城的部坊制直接采用高丽开京的五部制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可以看出他们的相通之处以及与中国相同的方位观念，如北为后，南为前等。朝鲜太祖汉城迁都后的第4年（1396），将汉城的行政区域划分为5部52坊，但是由于此时城市道路体系并非完整的格子形，因此坊只是一种空间单位。随着时代的变化，汉城的坊名和坊数均在变化，1751年编制的《守城册全·都城三军门分界总录》中将都城区划为43坊328契，契成为坊的下一级单位；而1789年完成的《户口总数》记载，其时汉城行政区域总共被划分为5部47坊338契，总人口约19万，一坊大约由7·11契构成，每部平均8700户、37000人。但是，各部、坊、契的规模相差极大，如最大的部（北部）有12坊、而最小的部（东部）则只有7坊，各坊的差异也很大，最大的坊如西部的磐松坊、东部的仁昌坊，户数多达2500·3000户，北部的阳德坊等才124户。北部的坊规模较小，估计是因为靠近王宫的原因。可见，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名称上的沿用。1867年的《六典条例》记载，汉城行政区划为47坊340契，而1894年的“甲午改革”后，将五部改成五署，扩大“契”这一单位的规模（也就是减少了契的数量），首次创造了“洞”一级的行政单位，这样都城被划分为47坊、288契、775洞。各坊均有坊名，立标为记。
综上所述，中原的里坊制度在朝鲜半岛都城中，与五部制结合起来，共同对都城居民区的规划形态和管理制度产生了影响。庆州对方格网道路体系和里坊制实行得相对彻底，然而这毕竟是三国时代后期特别是统一新罗时代一时的倾向。纵观朝鲜半岛历代都城，与日本相比，这些都城中里坊制的实施大体上只在局部，尤其是开京和汉城。重要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中国的里坊制度在唐末已经出现崩溃的趋势，经五代至宋，封闭的里坊完全被废弃了，因此高丽或朝鲜不可能将中国消亡了的制度再照搬过来，而且地形条件也不允许里坊制的大规模实施。里坊的围墙倒塌后，才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街道，集权统治控制下的“市”，也分散融入到街道和平民之中。
1.7小结
朝鲜半岛都城的发展过程，在各时期都受到内地都城规划的影响，而且随内地都城制度的变迁而演变。朝鲜半岛的城市体系发展较晚，其国家政权出现之时，中原已经发展出了高度的建筑文化，因此朝鲜半岛都城的发展，表现为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追随和模仿。在这种模仿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地形、技术条件、礼制秩序等的限制，中原的都城制度得到了不同的表现。
中国都城之主流，是在平坦开阔地形上，在预定规划下建造之结果，规模宏大、规制完整、秩序严格，是封建伦理和高度集中的皇权之体现。而朝鲜半岛之都城，因其多山地形，除新罗之庆州外，多建于地势起伏之山间盆地，因此欲完整模仿中国之都城制度而不可得，但在局部仍尽量靠拢，尤其是展示王权威严之关键处，如宫殿位置、干道布局、礼制建筑等方面。高句丽之平壤城、长安城，百济之泗沘城，统一新罗之庆州城即是如此。至高丽之开京，因地势使然（而选址过程，受政治斗争、风水说之影响甚深），方有独特之表现，李朝之汉城与开京相类，其都城的特征与其说是自发的、刻意的独创，不如说是在多种因素（如山城传统、风水说、地形、天朝礼制秩序等）的局限下不得以而为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