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于935年灭新罗，犯6年灭后百济，朝鲜半岛进入高丽时代。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高丽末代国王恭让王，高丽遂亡，享国475年，时间跨度略与中国的宋、元相当。
高丽主要以开京为都。开京作为都城约400余年。虽然统一新罗的王京庆州是功能完备的都城，但高丽并未考虑以其为都，一则庆州地势平坦不易御敌；二则庆州是新罗的心脏地带，高丽朝廷对新罗残余势力的反扑是深为忧惧的。因此，高丽没有承袭建于平原地带的庆州，而是选择在山地另建新都。高丽曾一度考虑过以高句丽之旧都平壤城为都，在918年就实施了在平壤设大都护府、迁移各地居民到平壤、建设城墙等准备行动。但是，由于平壤在战乱中遭到很大破坏，短时间难以恢复，而开京早在896年就建造有坚固的“勃御堑城”，有防御上的地利和优势，而且城内建造王宫和官厅的基础条件也比较完善，在短时间内就可担负起统治中心的任务。因此，王建最终放弃了定都平壤的意图，直接将勃御堑城改造成了自己所谓的“皇城”。
高丽太祖二年（919）正式定都开京，而都城体系的完成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1010年开京遭到契丹的进攻并遭受较大破坏之后，又筑造了外城及拱卫宫城的皇城，前后用时21年，于显宗二十年（1029）才完工。恭让王三年，又开始筑造内城，但因种种原因工程未能持续下去，直到朝鲜立国，朝鲜太祖二年（1393）才在其旧基上全部完成了内城的筑造。到高丽第6代国王成宗（981—997年在位）时，中央集权体制得到最终确立和巩固，开京也发展成为与其王朝规模相当的都城。此后11世纪的约100年间，是高丽比较稳定的时期，都城内的诸般设施和居住区逐步得到了完善。宋代使臣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当时开京的城市风貌云：“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高堞周屏，模范中华，仰箕子旧封，而中华遗风余习，尚有存者。”
中国周代奠定的“前朝后市”的理想王都模式，在都城建设实践中其实并未得到过严格的实现，因为这一制度形成的时期还处于奴隶社会，工商业并不发达，而且都城的核心在于“筑城以卫君”，其建设基本上以王权为中心展开。王宫居于城之中心，“市”配置在王宫之后，便于君权的控制和为“宫”服务。到秦汉之长安、洛阳，服务于皇权的皇宫等建筑还占据着都城面积的绝大部分。然而随着“民本”思想的发展和手工业、商业等活动的逐渐加强，都城需要担负起更多“为民”的功能，表现在宫城面积所占比例的萎缩、外城的扩大和市场的多点设置等方面。魏晋时期的洛阳有三市（金市在城内，位于宫城西侧；城东有马市，城南有南市），南朝时期的建康城，因水陆交通便利，贸易活跃，因此设有多个大小市场，如北市、东市、苑市等大市及牛马市、谷市、纱市、盐市等行业市场，这些市场大部分设在城外，形态更为开放，其配置更多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少概念之约束。发展到北宋时期，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北宋的政治性城市普遍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突破了以往沿用下来的以王权为核心的结构，冲破了里坊制的束缚，坊巷制取代了里坊制，对“市”进行严格控制的过往体系崩溃，集中的“市”演变成沿街的商铺，简而言之，市场在都城中从“点”发展到了“线”以至后来的“面”，城市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的街巷里坊的形态，就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
朝鲜半岛的都城，亦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高句丽、百济都城中“市”的设置，已很难考证，而统一新罗之庆州的市场配置，则是在唐代坊市制度的束缚下，呈集中管理的点状市场的形态。新罗昭和麻立干十二年（490），“初开京师市以通四方之货”；智证麻立干十年（509），“置京都东市”，京城之中具备了东市、西市。据推测东市可能位于月城的东侧，紧临王宫。除原有的东市外，新罗孝昭王四年（695）又设置了西市和南市。至高丽时代的开京，与中国宋代以来的城市转变相呼应，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即突破了新罗庆州所引入的唐长安规划形制，从实际功能要求和地形出发，将王宫配置于城市的西北部，宫前的大道不再作为城市的主轴线；取代王宫成为都城中心的是沿东西、南北干道相交而成的十字中心区布置的商业“长廊”。
开京的市场与宫城的关系已变得相当疏远，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部位的南北干道交叉的十字街区域，形态也转变成街道两侧设长廊，发展成“线”形的商业街道。《高丽史》载，熙宗四年（1208）七月，“改营大市左右长廊，自广化门至十字街，凡一千八百楹，又于广化门内，构大仓南廊、迎休门等七十三楹”；《高丽图经》中亦有相应描述：“自京市司，至兴国寺桥，由广化门以奉先库为长廊数百间，以其民居隘陋，参差不齐，用以遮蔽，不欲使人洞见其丑”；以及“王城本无坊市，惟自广化门至府及馆，皆为长廊，以蔽民居，时（市）于长廊街，榜其坊文，曰永通，曰广德，曰兴善，曰通商，曰存信，曰资养，曰孝义，曰行逊，其中实无街衢市井，至有断崖绝壁，荒墟不治之地，特外示观美耳”。高丽时代开京长廊的具体形象如何，目前只能根据上述文字记录加以想象。
中国宋以来的城市中，因商业发达而导致了以前封闭的坊里制的崩溃，街道逐渐被赋予活力。
开京的干线道路两侧配置长廊、赋予长廊以市场的功能，从而使得城市干线道路成为具有活力的街道。日本中世纪城市也出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町人”居住的地区“町家”，是店铺和住宅合一的形式，形成商业街区。而高丽开京的长廊与中国的街道和日本的町家略有所不同，长廊还起到如过去的坊墙般隔离住宅和街道的功能，各坊在长廊上开门，与中国的“闾”比较类似。干线道路、长廊、住宅各自分离是高丽开京发展出的形式，而这种手法亦被朝鲜时期的王京一一汉城所继承。
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夺位自立，定国号为朝鲜。至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享国五百余年。朝鲜建立之初，关于何处定都曾有过很大的争论，当时提出了汉城（今之首尔）、公州、母岳（今日首尔之西郊）等供选择，最后在一系列因素的权衡下选择了汉城。1394年初朝廷设置了“新都宫阙造成都监”，开始了新都的规划建设，而主导者则是权谨、郑道传、沈德符、金凑等儒生，他们确定了汉城宗庙、社稷、宫阙、官衙的位置和道路体系等。1394年10月开始营建宫阙、宗庙与各官衙等，次年重要工程均告完工。1395年开始划分文武官员和普通民众的住宅区域，同年6月将新都的名称从汉阳更名为汉城，并将城区划分为5部52坊；9月景福宫和宗庙竣工；1396年始筑城墙，城墙长约40余里。但是接下来发生了朝鲜定宗还都开京的事件，汉城的建设陷于停顿，直到1405年太宗再次还都汉城后，城市才重新开始建设。1422年世宗将太祖时土筑的城墙改为石筑，1430年朝鲜初期的汉城建设终于基本完成。
朝鲜的王京汉城，实为朝鲜半岛历代都城建设经验的综合和新的发展，主要是在高丽开京的基础上，融入了儒家的伦理秩序。高丽开京的长廊，被朝鲜时期的汉城所继承，名称也改为“行廊”。朝鲜太宗十年（1410）正月，整顿汉城市场，设立所谓的“京市”，沿用了开京的做法。太宗将大市指定在长通坊等处，但这仅是朝鲜建国之初对儒家经典过度拘泥的短暂措施。其后太宗开始建设行廊，1412年设立行廊造成都监，监督建设工程，在市中心建设起商业作用的“市廛行廊”，类似于今日之商业步行街。这些行廊密集在当时汉城的几何中心——今日之钟路、景福宫南大门到钟路（今天的世宗路）一带、敦化门、南大门等干线道路的两侧。几乎所有主要的道路两旁都建成了行廊，而不是在某个区段才有，规模远较高丽开京为大。商业行廊的建设除了以这种形态取代集中的“市”以外，还有界定干道宽度、避免民宅侵占的意图，也区分了干线道路和行廊背后的建筑，形成了朝鲜时代的汉城城市风貌。
1.6综述
1.6.1朝鲜半岛的都城类型
从宏观上看，似乎可以将中国古代城市概略地划分为平地型和山地型两大类。平地型城市的基本特点是选址于平坦之处，城市形态比较规则，筑造城墙以保卫城市，城内主要釆用方格网状道路体系。迄今发现的较早的平地型城市如山东历城的城子崖古城、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等等；而山地型城市的基本特点是选址于山地、丘陵地带，城墙主要沿山丘陵线筑造，城市平面多呈不规则形，道路体系基本根据实际地形和河川走向来配置，迄今发现的早期山地型城市如湖南酆县城头山古城、湖北石首市走马岭古城、湖北公安县鸡鸣古城以及东北地区发现的大量山城遗址、内蒙红山文化的诸多古城等。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山地型城市也局部釆用平地型城市所发展出的方格网道路体系，形成折衷型的城市。中国王朝大多都于中原和华北之平原地带，因此历朝都城以平地型为主流，如周王城、长安城、邺城、洛阳以及后来的北京等。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突出皇权威严为基本出发点的规整的城市形态，在明清的北京发展到极致。
而朝鲜半岛的都城，基本上选址于丘陵地带，只有新罗的庆州相对是个例外。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山脉纵横，虽然沿海也有一些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带，但是这些地方从来就不是政治和经济文化的重心；而且在筑城技术不发达、国家防御缺乏战略纵深的情况下，依托天险筑造山城来进行防御，就是自然而然、省事省力的选择。这种习惯性思维可以从汉四郡时期的城址和高句丽城址的区别中看出来。汉四郡的各郡治、县治如乐浪土城、带方郡城、粘蝉县城、长岑县城址、昭明县城址等，由于是汉人筑造，因此尽可能地选址于平坦之地、作四方之城；而高句丽族作为东北少数民族的一支，一直延续着依山筑城的传统，即使后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平地上建造国内城、平壤城、长安城等，仍然要在其周边配置山城。朝鲜半岛地形多山而少平原，因此自中国东北地区发展起来的山城形式，随民族的迁移而进入朝鲜半岛，与当地的地形结合，形成朝鲜半岛城市的主流一一山地型城市。
过去关于朝鲜半岛古代都城类型的划分，代表者如中村春寿，按城市规划的特点将其划分为高句丽式、百济式、新罗式。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就事论事的结果，没有凸显出一般的规律。若将朝鲜半岛的都城类型的划分与其文化来源的不同联系起来看，则可将这些都城划分为山城式、并列式和混合式。朝鲜半岛上国家之出现，相对较晚，彼时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发展出宏伟的都城如汉之长安、洛阳等平地型城市，成为朝鲜半岛诸政权模仿的范本。因此，结合地形的山城传统与来自中原的平地型都城体系，就成为主导朝鲜半岛都城发展的两种主要基因。这两种基因时而为显性，时而为图中村春寿对朝鲜半岛古代都城的隐性，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笔者划分的朝鲜半岛城市三类形态中，山城式即指纯粹的山城，并列式则指山城与平地城并列配置构成都城体系，而混合式则指将平地城的因素包容在山城之中。朝鲜半岛历代都城中，完全为山城形式的仅有百济熊津城；并列式都城则包括平壤城（安鹤宫+大城山城等山城）、泗沘城（罗城+扶苏山城等）、庆州城（庆州城+周边诸多山城），其特点是选址于平地的都城区和周边山城并列存在，共同构成都城体系；而开京和汉城，则为混合型都城，其特点是选址于山地，但王宫及城区不再与山城并列存在，而是融入山城之中，当然，其规模已经和三国时代或者其他地方性山城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并列式都城中，统一新罗之庆州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因新罗占据了朝鲜半岛大部后，内忧外患相对减弱，而且积极吸收了盛唐的文化，统一新罗的国力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因此较之此前朝鲜半岛的其他都城，庆州城的规模是空前的，与国内城、安鹤宫、慰礼城等不可同日而语，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人忽略了其周边的山城而把庆州完全当成平地型城市来探讨。事实上，就算忽略周边的山城，庆州城也是在金城（平地城）+月城（山城）构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努力模仿唐都长安的形制，将王宫移至城市北部、采用方格网道路体系、开设南北向朱雀大路、实行里坊制之后，仍然没有筑造城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以周边的山城取代了城墙的功能。关于这一点，可从如下一些事例中得到佐证。建于实圣王四年（405）位于庆州东边的明活山城，就曾有效地抵挡过倭兵的侵略。位于庆州南侧的南山新城筑于真平王十三年（591），主要负责王宫一月城的守卫。为了防备西部的外敌百济而建造的西兄山城和富山城亦筑造于真平王时期，在新罗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统一后的新罗在文武王十三年（673）建造的北兄山城，其功能是随着城市向北扩大而专门用来防御从东北海岸侵入的外敌，圣德王二十一年（722）建造的关门城也是为了防御倭寇而筑造。可见，山城的筑造和使用贯穿了庆州城市发展的始终。
朝鲜半岛山城加平地城所构成的并列式都城，既能获得平地上居住的舒适，建造中国式的宫殿和衙署体系以体现王权的威严；同时易守难攻的山城又能在非常时期据险以守，保卫王室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体系毕竟带来诸多的不便，而且不能集中财力建设宫室，所以发展到新罗庆州时，其周边的山城就与国内城之丸都山城、平壤城之大城山城、熊津之公山城有了很大的区别，规模相对缩小，而且城内少见大规模建筑，沦为纯粹的军事性城堡。百济都于泗沘之时，因地形之利，开始了将山城和平地城相融合的尝试，当时的扶苏山城已经和外城的城廓连接成一个整体，而发展到高丽开京时，因为朝鲜半岛已然统一，王都选址的余地相对扩大，故而选择了开京这样周边山峰拱卫的盆地地形，发展出外廓城内包含平地型城区的混合型都城；而后继的统一王朝一朝鲜朝，继承了这一形式，建造了朝鲜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都一汉城。
1.6.2都城城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