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小商品的天地，但小商品并不意味着规模小、效益差，富有创新精神的浙江人在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上大做文章，开拓了广阔的国内国外市场。
块状经济的特色与优势
块状经济，是指某一产品由众多厂商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生产经营，高度专业化分工、市场份额较高、竞争力较强的一种产业空间格局。对于这一经济现象，浙江有多种不同名词，如块状经济、专业化产业区、区域特色经济等。这种空间格局对于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简单地说，它是快速发展的助推器、中小企业发展的摇篮。
根据有关专家的深入调查，浙江块状经济工业产值，大致占浙江工业总产值的近一半。截至2005年6月，在浙江总计88个县和县以上行政区划中，有85个行政区划具有块状经济，比1997年增加19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519个，比2000年增加69．6％。这些块状经济工业产值合计5993亿元，大致占当年浙江工业总产值的49％。浙江专业化空间集聚大致有以下特点。
1．以需求层次较低的产品为主，占有较高市场份额。浙江专业化集聚区域的产品，主要是一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最终产品配套服务等的零配件。有关专家调查归类的175个块状经济，约有60个与穿、吃等基本生理需求有关，如纺织、服装、皮毛制品、纽扣、席草、食品、家具等。其中与穿有关的产品比重最高，在总产值列前位的20个块状经济中，有15个与穿有关。当然，在这些产品中，有些档次较高，可以列入中高档日用工业品行列，如杉杉西服、某些皮鞋生产、羊绒衫生产等。但不管怎么说，这类产品的总体产业层次较低。除此以外，建材、文具、日用小商品等占了相当比重，如石料、石灰石、水泥、节日灯、灯具、打火机、扑克、笔、刀片、塑料编织袋等。另外一个大类是为最终产品配套的零部件，如汽摩和电器配件、泵阀、标准件、弹簧、轴承等。在郭占恒等人调查归类的175个块状经济中，勉强能与高新科技搭上边的块状经济，只有医药、化工、电子产品等10个，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对于这些不起眼的产品，前些年，不仅外来者不屑一顾，浙江人自己也底气不足。两年多前，省级机关的一位研究人员说，我们浙江有什么呢，无非是几件衣服加一瓶水。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1998年下半年来浙江，1999年4月份在一次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浙江经济的层次较低，后劲堪忧。据说前几年中央一些部委的领导来浙江，也非常不看好浙江经济。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小产品让浙江人赚得盆满钵满，全省连续几年经济指标都非常漂亮，城乡人均收入直逼京沪，这才使人不得不对“小商品”刮目相看。
2．以小企业为主，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高。小企业是块状经济的中坚力量。根据权威资料的统计，2005年，全省块状经济内的企业总数23．7万家，其中产值500万元以上企业只有1．0万家，只占4．3％。即便是这些少量的500万元以上的所谓规模企业，按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多数也是员工少于300人的小企业。湖州市织里镇是全国闻名的童装之乡，主体是30台缝纫机以下的企业。全镇有照和无照的童装企业共5700家，缝纫机6．5万台，根据2005年6月对472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缝纫机10台以下的企业占41．0％，10台至30台的占35．0％，31台至60台的占12．9％，60台以上只占12．9％。
大量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以空间规模优势弥补了单个企业规模偏小的不足，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温州市区的打火机生产目前已有相当强的竞争力，2005年生产防风打火机4．4亿只，据说占全球产量70％以上，产值20亿元。在整个温州市区，500家成品厂是金字塔，下面有2000家打火机零件厂。一个成品的零部件常常只有50％是自己生产，其余则由2000个厂家提供。比如打火机专用的工业标准螺丝，有上百家厂商可以提供。这上百家螺丝厂商既有互相替代的竞争关系，也有互相进行规格配套的合作关系；他们与500家成品厂之间则又构成了相互协作关系。再以诸暨市大唐镇袜业生产为例，这个镇共有8000多个家庭企业，平均每家仅8台织袜机，可以说，每家都谈不上是完整的企业，但每家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协作，形成了10个生产经营环节：1000家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厂、600家营销商、100家联运商……分工明确，合起来好比规模庞大的企业，任何订货量都能消化，年产80亿双袜子，产值90亿元。
就在国有企业开始强化采购、销售体系的时候，浙江块状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却很少设有专职的采购、销售人员，这些工作大都交由社会专业经销人员来做。如永嘉县的阀门企业，主要是由一批福建人推销产品。又如平阳县的聚丙烯编织袋生产，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主要由平阳县萧江镇的经营人员来做。这就导致企业内部结构十分精干，通常是老板负责产品开发，有一名至两名会计、出纳等人员，其他都是直接的生产人员。
3．具有相对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持续推进技术改造与创新。总体而言，浙江块状经济企业的技术水平很低，但众多小企业激烈竞争的结果，促使他们也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宁波一带生产聚丙烯编织袋的圆筒机，主要从意大利等国进口，一条流水线高达三五百万元以上。80年代中后期，江苏企业开始生产这种设备，一条流水线也要近两百万元。80年代后期，温州瑞安一家工厂开始生产这种设备，价格跌到100万元左右。90年代初期，温州企业成功开发了这种设备，销售价格跌到80万元左右，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平阳、瑞安塑料编织袋行业的技术进步。又如1994年开始在绍兴轻纺城做面料生意的王源祥，1997年从台湾客商那里获知一种叫氨纶包复丝的新面料，当时只能用进口拉丝机生产，这种拉丝机要一百多万元一台。于是王源祥与他的搭档一起开发出了可以生产这种氨纶包复丝的机器，仅五六万元一台。这种机器在一年后被淘汰，他们又开发出新的机器。靠着这种很强的技术开发能力，王源祥与他的搭档，在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中，迅速积累了2亿多元资产，目前拥有两家印染厂、一家长丝厂、一个科技中心和一个研究所。
持续不断的技术改造与创新是浙江块状经济的生命。绍兴县化纤纺织业，从铁木织机开始起步，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无梭化革命”。他们在丰田式自动织机为主体的基础上，以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普遍采用箭杆、片梭、喷气、喷水等多种由意大利、韩国等地生产的先进织机，到1997年，绍兴县无梭织机达到19546台，无梭化率达到44．1％，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超过了当时日本的无梭化率。2000年，绍兴县共有织机29637台，其中各类无梭织机18513台，无梭化率达到62．4％。
4．整体成本较低，号称“价格杀手”。浙江是中国内地工业产品生产销售成本最低的一个区域。媒体上曾流传过一段话，如果一个产品在日本生产的成本为一元，在中国内地生产的成本为一角，而在浙江生产的成本则只要一分。这确实是浙江产品生产销售成本的真实描写，浙江产品具有“价格杀手”的称谓，日本人对此十分恐惧，日语汉字称之为“价格破坏”。
90年代初期，温州平阳县聚丙烯编织袋生产刚刚兴起的时候，北方这种产品的价格高达2元多一只，而平阳县出去的产品仅1元多一只。新疆编织袋生产成本1．2元一只，而从平阳县购入仅需0．6元一只。温州打火机的一些零配件，早年依靠进口，价格高得惊人。如电子点火器要四五元，温州人自己攻克生产难关后，只要一两元一只，现在形成大规模生产，每只仅为0．2元到0．3元；又如防风打火机中的微孔片过去五六元一只，现在包括微孔片在内的3个配件由3家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组合起来只要0．2元一只。又如台州和余姚一带，大量生产各种塑料制品，销售成本通常比全国其他地方低10％～20％。
由于浙江产品总体层次较低、技术比较简单，因此这种竞争力又集中体现为一定质量和服务基础上的低价格优势。浙江体制机制的改革优势，促使浙江企业能够以极大的批量，生产销售质优价低产品。这些貌不惊人的小产品，以千军万马之势，横扫各种阻碍，长驱直入国内外市场，为浙江带来滚滚财源，支撑起了浙江社会展的快速进程。
以“小”博大的奥秘
在经商实践中，浙江人最擅长的策略就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当浙江的民营经济初现繁荣之时，有人戏说，浙江的产业是从小鸡小鸭群中孵出来、长出来的。也许正缘于此，一些经济学家把这种民本经济称为“小狗经济”、“草根经济”等等。总之，都和“小”字逃脱不了干系。
这也难怪，在浙江颇具活力的产业，不是飞机轮船制造，也不是家电食品生产，而是钮扣、皮鞋、打火机、标鉴、商标、塑料包装袋、螺丝螺帽、发饰头花等等，小商品遍地开花，大行其道。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浙江人肯做，而且将其当为主业。他们相信自古就有的一句俗话，积少成多，聚沙成丘，不相信自己盖不起产业大厦，走不进大市场，做不成大老板，因而总是满怀信心，脚踏实地，从不好高骛远，而另一方面却又眼盯大市场，胸怀大世界。正因为这样，他们虽然做着小商小贩，手中握着小商品，眼中却没有“小”概念，脑子里也没有“小”意识，而总是铁下心来要把几分钱的螺丝螺帽、几毛钱的小零件等小生产、小买卖做成大事业。
下岗后的王麟权有一天在家弄堵了卫生间的便器，急乱中的他却由此来了灵感，决心要替天下人解决便器清堵的难题，便一头扎进自己屋子里搞起了研究。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专用于便池除垢、水道通疏的化学剂“洁厕精”。“洁厕精”是一种小商品，生活中离不了，正是由于家家户户都需要它，所以投入生产后马上供不应求。
钮扣是再小不过的小商品，温州永嘉县桥头镇人却靠着它走上了集体致富之路，成就了千万产业的大事业。这一产业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对叶氏兄弟四处弹棉花，漂泊在外。有一天他们在邻县的一家钮扣厂门口发现有人处理次品钮扣，便花了400元钱买走带回了桥头镇，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去卖。谁知一堆次品钮扣将叶氏兄弟推上了创业路，由于销路好，他俩先是由现买现卖，然后又发展到自产自销，后来便引起邻里群起效仿，一直发展到全镇人家家生产钮扣，户户销售钮扣，前店后厂，100多个家庭作坊商店齐开工做活，齐营业，硬是把个地处偏僻山沟的桥头镇做成了20世纪80年代商人皆知的全国最大的钮扣生产批发市场。据说当时中国人衣服上的钮扣，十之八九出自于永嘉县桥头镇村民之手。甚至有俗谣说，永嘉一阵风，全国钮扣市场也会摇一摇。而该镇居民邹文聪也由卖钮扣赚薄利起步，经过积累壮大，脱颖而出，铸造出“迈利达”钮扣及拉链品牌，连美国航空署也不远万里向他送来了订单。
的确，生意场上的事，看大未必大，似小也未必小。穷乡僻壤也能开出大市场，所以怕的不是“小”，而是不去找，不往“大”处做。
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打火机产业，也是由拆装仿制、零敲碎打起步的。可是小打小闹。却成了气候，打火机之王周大虎，十多年前还是一个辞职下海的邮地局小职员，后来用一个个小小的“虎”牌打火机垒起了自己的财富大厦：固定资产5000万元，企业年产值超过亿元。“虎”牌打火机独步神州，“虎”视全球，连当年的传艺之师韩日等国在许多方面也只能望其项背。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浙江人从不好高骛远，挑肥拣“大”，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小”做“大”。即使后来生意稳步走上正轨，即使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有了足够后劲，他们也会像创业初期那样不弃陋鄙，不计物小，踏踏实实、克勤克俭地经营。他们纵使做出了丰功伟绩，也从不轻视那些仍然在从事小本经营的人。那些过往的经营不仅让他们赚得过成就大事业的原始资金，而且也让他们练就了一身经商的好功夫。正缘于此，而今他们的生意领域才越来越宽，规模才越来越大，才有了当今的好气象。
浙江的小商品购销队伍绝少科班出身，多数是由其他职业转化而来，其中有农民，有工人，有教师，有公务员，也有复员退伍军人和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云游四方，足迹遍及都市乡村，推销的不过是一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品、新颖稀奇的小发明，但他们由此经历了各种风雨，领略了各地风情，不知不觉间推销的技艺便大有提高，交往沟通、铺设关系等，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说辩劝逗艺艺上乘。而且要在不起眼的小商品上抠利润，故而成本节约意识很强，这些都为他们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和其他地方的小本生意人不同，浙江人不仅仅身怀求生的小小技艺，也身怀从小做大、胸怀四海、当大老板的志向，他们做着小生意，盯着大市场，梦里也想着如何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了这一梦想，他们出门在外很少去劳工市场找苦力，很少为别人当打工仔，而更喜欢给自己当老板，给自己打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浙江人创业大都经过从“一身薄技”到创下辉煌事业的坚韧、刻苦的过程，补鞋、缝衣是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干过的营生——当今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几家大企业的温州老板都有此番经历，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原是一名小补鞋匠，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曾跟随父亲做裁缝，奥康集团的王振滔曾是一名小木匠。
浙江人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从事小商品生产、小作坊、小铺面经营时，他们身上那种传统的“身份”、“面子”等等级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并不因自己从事了一些在外人看来很“低贱”的小职业、小经营而感到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矮人三分。相反，他们却以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攒钱将来做老板而信心十足、感到自豪。这比起那些宁愿下岗在家受穷，也不愿干他们所谓的“丢面子”生意的人来说，可谓是两种时代两种思维两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