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自强。没有大量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企业、个私企业，自己造一批又一批“泥饭碗”；拿不到国家投资的项目，就寻找市场适销的产品；得不到计划分配的物资，就走南闯北到处采购。改革初期，作坊式小厂和集贸式市场就这样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由此走出一条有浙江特点的工业化路子。浙江人的自立精神和自强意识，在遇到困难时表现得更加突出。1996年，温州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10万人，下岗比例高于全国水平16个百分点，但很少有人找政府要工作，他们自谋职业，自寻出路。在自立自强的奋斗中，浙江人学到了“无中生有”的本领，被专家称为浙江的“零资源现象”。余姚不产塑料，却享有“塑料王国”的美誉；桐乡不出羊毛，海宁不产皮革，却分别拥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和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但成了主产胶合板的全国着名的木业加工中心。
务实精明，凡事讲成本，讲效益，不求虚名。名声（形式）不重要，内容最关键。闷头发财是宁波人的普遍价值观。如要张扬，也一定是能带来实效的张扬。务实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核算。浙江人有个“一分钱的理论”。中国人去国外参展，结束前产品大甩卖，但面对老外一再地讨价还价，其他地方情愿不卖。而浙江人的摊位却一售而空，哪怕每件只赚一分钱。旁人不悦，宁愿扔掉也不贱卖，浙江人却娓娓道来：扔掉不就白给人捡了便宜？就算是只赚一分钱，也是为国家创外汇嘛！
浙江人不尚空谈，讲求实效。务实观念使浙江人抓住了一个个改革机遇，形成了先发优势。当一些地方对办市场还在犹豫不决时，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星罗棋布，红红火火；当一些地方陷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时，浙江私营企业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国有、集体企业在悄然展开产权制度改革。
务实观念使浙江人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创业。他们继承前辈“能握微资以自营殖”的传统，凭着几十元、几百元的本钱起家，赚一分钱不嫌少，赚十万元不嫌多。
温州农民的“第一桶金”，是靠带着“五把刀子”（剪刀、劈刀、剃刀、螺丝刀和菜刀）走南闯北，从缝纫业、皮革业、理发业、修理业和餐饮业中淘出来的；义乌农民今日的富裕，是靠经营小商品“鸡毛换糖”，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绍兴农民的原始积累，是从“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中流淌出来的。
一大批昔日默默无闻的泥瓦匠、打铁匠、修鞋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在逐步积累创业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闯市场的经验，一步步从“草木才子”成长为经营者和企业家。宗庆后靠借14万元承包校办企业，从卖作业簿、棒冰赚小钱积累起家，十多年时间把“娃哈哈”发展成占中国饮料总产量15％的“巨人”。
敢为人先，善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浙江人敢为天下先，具有钱江弄潮儿的无畏气概。在第一轮改革大潮中，他们就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进入新世纪，浙江人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和更高的层次上弘扬创新精神：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将4999．9万立方米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开创了全国水权交易的先河；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第一个以法规形式对农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省份……
浙江人不断超越自我。国企改革的风云人物冯根生，被称为永葆青春的企业家。他率先改革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接着通过合资转换经营机制，尔后又率先尝试经营者持大股，不断创新国企体制。同时将古老的中药传统文化与最新的生产工艺设备相结合，创立了全国惟一以药品名称命名的“中国驰名商标”，使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创利水平多年稳居全国中药行业之首。
创新不仅需要个体的勇气，还要有良好的客观环境。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默契配合和良性互动，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温州和台州的农民发扬当地农村合伙经营和“打硬股”的传统，亲帮亲、邻带邻，创办起“自筹资金、合资合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地党委政府对此采取了不争论、允许试的态度。1987年又肯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集体经济性质，给予与集体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并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省委、省政府因势利导，在全省普遍推广。党的十五大以后，省委、省政府进一步鼓励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使它们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能商善贾。许多浙江人不会讲普通话，却会讲英语；没去过北京，却去过巴黎。销售达5亿元的“世界点火枪之王”是从摆地摊起步的。当年，老总茅理翔带着自己发明的点火枪参加广交会，因知名度小无人问津，心有不甘的他索性在广交会会场的走廊里摆起了地摊。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有几十个慈溪人组成的民间边贸团，他们隔着边界线，硬是靠打手势每年与哈萨克斯坦商人做成3000万元的生意。从慈溪到新疆，通常要花上10多天，仅仅为的是推销利润并不丰厚的针织品。这种文化也孕育了敏锐的市场经济意识。一条由上海商人传递的简单信息，被慈溪人及时捕捉并发挥极至，使古旧家具经营摇身变成一个大产业，产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内最大的古旧家具集散地。一度被国有大企业视为废物的布角料，在慈溪人眼里却蕴藏着无限商机。4年间一个年销售额达10多亿元的布角料市场就这样崛起了。
诚信敬业。自觉遵守游戏规则不骗人。“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把他的钱袋放在我这里，逾期不取回，那就是将利息，或者在那段时间用这笔钱可以得到的一切给了我。只要这个人信用好，信誉高，并且善于用钱，这种所得的总额就会相当可观。以遵守诺言按时付款而着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筹集到他的朋友们省下的钱。否则失信一次，就会使你朋友的钱袋永远向你关闭。”本杰明·富兰克林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流淌在浙江人的意识潜流中。
和气生财。浙江人善于调和，化解矛盾，讲究薄利多销，实现双赢。商人需要八面玲珑，求一团和气。“人和”包括雇主与雇工、合伙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包括买卖双方的和睦和诚心。“顾客就是上帝”在浙江从来就不是空话。浙江人洽谈生意时，谦恭逊让，和颜悦色。做到“人无笑脸休开店”，做生意时，言如胶漆，口甜似蜜，还要带三分奉承。对那些还价不到本的顾客，也笑容相待，推之以理，详之以情，切不可“浮草大意，冷言讥语”。不以貌取人，贵贱长幼一视同人。对那些批评货差的顾客，也不粗鲁行事。总之，从顾客进店到离店，洽谈生意自始至终，都以本着顾客为衣食父母的原则，耐心应酬，决不让顾客生气，务必将生意作成。
聪慧聪明。浙江盛产工匠、职员等白领人才。不仅孕育了院士、“宁波帮”等智慧型的职业群体，也培养出无数能工巧匠，如钢琴制造师、红帮裁缝等。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加上善于经营的个性，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人力资本优势。浙江人善理财，上海滩的金融大亨和银行职员大多来自浙江。
总之，经商传统源远流长是催生成千上万浙江人投身市场的主要原因。“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潜入浙江人的“生命基因”之中。这些观念和思想是浙江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集中反映。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有机结合，在开放的环境中，“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土壤就发芽”，极大地激活了浙江的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走近浙商
“浙商”与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一样，遍布全国，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果。
在浙江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成就、每一个闪光点中都能看到浙商坚实的身影。他们是浙江经济起飞的推进剂和原动力，也是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见证者和功臣。全省GDP的7l％、就业的90％、税收的60％源自民营经济。
为什么浙江这个资源小省，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绩？答案就是有了一大批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民营企业家或曰浙江商人。
“浙商”，不仅仅是指在浙江大地上从商的群体，还包括浙江人在全国、全世界从商的群体。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据浙江商会徐冠巨介绍：“浙江人在全国甚至是在全世界不是打工的概念，而是老板，是创业者，成为当地经济强有力的驱动引擎与动力源。”
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初步调查，目前浙江人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390万人之多，加上境外的100万人，目前有500万浙江人在中国和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目前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2000亿元，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促进组织约有150个。在最新推出的2005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浙江商人再次显现了集团军的优势：108位浙江籍商人入围，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稳坐前十强宝座。浙江的区位优势、浙江制造的产业集群效应使得浙江再次成为上榜企业最多的省份。从分布行业看，上榜的108位浙商绝大多数来自制造业。除陈天桥、李勤夫、丁磊三人的公司总部不在浙江之外，其余105位浙商的企业总部均在浙江省内。
浙江老板大都出身低微，补皮鞋、弹棉花、挑货郎担就是创业的起点。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一些农民或者工人具备的品质也有所体现，比如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约有90％的浙江民企精英，出身均很低微。除了后来的培训深造外，创业初期的文凭也并不高，大多是初高中文化。有的研究者还从宏观面上分析：浙商大多发达于20世纪90年代，刚刚赶上国有企业逐渐转制，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期隐含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的人，就成了今天的英豪。其实，勇敢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才是浙商创富的最重要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