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鲁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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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呀,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言,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

尊长类

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

卑幼类

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

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的老师所作;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答KS君

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碰壁”之余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